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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还记得吗？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画家。北宋范仲淹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名宰相。据宋人笔记《能改斋漫录》的记录，“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日得相位乎？不许。复祷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 范仲淹出身寒微，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之后改嫁长山县（今山东淄博）朱家，范仲淹也随母亲从苏州吴县迁至长山，从朱姓，名说。朱说便是范仲淹的曾用名。及长，辞别母亲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这么一位出身于平民之家的读书人，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实现当宰相的梦想吗？这里我们且按下不表。  宋徽宗书画作品的花押，形同“天水”的连笔，有人认为里面包含着“天下一人”四字。无独有偶，与范仲淹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钱惟演，也梦想成为一名宰相。宋人笔记《东轩笔录》说，钱惟演“居常叹曰：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 这段话有必要解释一下：黄纸，指书写皇帝诏书的黄麻纸。按宋制，凡诏书需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副署，一般用押字。所谓“押字”，又称花押，乃是“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类似于今天的花式签名。宋代流行花押，宰相签署诏敕、官员签发文件、平民签订契约，都习惯用押字，相传王安石的花押像一个“歹”字，而受到同僚取笑：“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如今，日本的首相与内阁大臣还保留着花押签名的传统。钱惟演梦想在黄麻纸上押字，实际上就是想当宰相的意思。 当然，尽管钱惟演与范仲淹都想当宰相，但动机又有不同。范仲淹是为践行“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抱负：“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钱惟演则是纯粹想过一把政府首长签字的瘾：“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其境界高下立判。 钱惟演与范仲淹都属牛，年龄相差十二岁，范仲淹出生于端拱二年（989），钱惟演出生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大致重叠的，之间也有交游。钱惟演极力提携的青年才俊欧阳修，后来成了范仲淹的铁粉。但钱范二人的身世完全不同，人生起跑线的落差极大，钱惟演出身世家，是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归顺宋朝。当范仲淹还在山寺喝粥苦读时，钱惟演已经被宋真宗授为知制诰了。 钱惟演跟赵宋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的妹妹嫁入宋真宗皇后刘娥的娘家，为国舅刘美的继室；他的长子钱暧娶了宋仁宗皇后郭氏的妹妹为妻，次子钱晦娶驸马李遵勖（太宗的女婿）的女儿为妻；他的女儿则嫁给了真宗朝权臣丁谓之子。 那么，作为一名家世显赫的贵族子弟，钱惟演能不能如愿已偿当上宰相呢？ 第一次问鼎相位受挫其实，钱惟演离宰相的距离很短很短。他曾官拜枢密副使、枢密使、使相。宋朝的枢密使、副使相当于主管军政的副宰相、国务委员，距相位只有一步之遥；使相更是地位与宰相等齐，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但使相只是荣职，并无实权，“不预政事，不书敕”，不参预朝政和签署命令。而钱惟演想要的是“真宰相”。所以使相的荣职并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宋《文会图》钱惟演拜枢密副使是在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仁宗即位后，即乾兴元年（1022）七月，升为枢密使。这次扶正钱惟演，有照顾的性质，因为此时参知政事王曾拜相，之前王曾的排名在钱惟演的后面，“曾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但钱惟演在枢密使的位子只坐了四个月，屁股还未坐热，便于十一月份被免职，改为保大节度使，知河阳（今河南孟州）。 原来，钱惟演以前依附宰相丁谓，“见丁谓权盛，附离之，与为婚姻”，丁谓驱逐政敌寇准，“惟演与有力焉”，也因此被丁谓提携为枢密副使。后来丁谓失势，钱惟演担心自己被他拖累，便一面跟丁谓说，您别担心，“无大忧也”，一面跑到刘太后跟前，大说丁谓的坏话，甚至构陷他有谋反之心。钱惟演这么做，自然是要与丁谓切割，“挤谓以自解”。 接替丁谓当首相的是冯拯。说起来，冯拯跟寇准有宿怨，早年曾弹劾寇准，致使寇准丢了参知政事之职。冯拯跟丁谓也不相得，但他不落井下石，刘太后欲诛丁谓，冯拯却为其求情：“（丁）谓固有罪，然帝（指仁宗）新即位，亟诛大臣，骇天下耳目。（丁）谓岂有逆谋哉？”而钱惟演跟冯拯的关系倒是不错，惟演以前曾在真宗面前为冯拯美言：“冯拯故参知政事，今拜枢密使，当矣。” 但是，钱惟演那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两面派做法，冯拯是很看不惯的，“恶其为人”。因此他当上首相之后，便上奏刚刚登基的宋仁宗：“惟演以妹妻刘美，实太后姻家，不可预政，请出之。”冯拯这么说，应该不是基于私人感情，而是出自公心。 宋朝立国，鉴于汉唐时外戚掌权乱政之患，先后多次申明外戚不可担任执政之职，如宋仁宗曾诏“后妃之家 毋行除二府职位”；宋徽宗诏“自今戚里、宗属勿复为执政官，著为令”；宋高宗说，“朕深不欲以国戚任军旅及朝廷之事。万有一过，朕罪之则伤恩，释之则废法。如太后、皇后之家子弟，未尝任之以事，但加以爵禄、奉祠安闲而已。”因此，从北宋至南宋前期，宋王朝大体上未有外戚柄政揽权之事。 南宋后期，政制败坏，便出了两名成为大权相的外戚：韩侂胄与贾似道。韩侂胄的母亲是宋高宗皇后吴氏之妹，贾似道的姊姊则为宋理宗贵妃；韩侂胄独揽朝政十二年，贾似道独揽朝政十五年。南宋亡国之患，便是在这两大权相独裁之时埋伏下来的。可见让外戚掌权，确非社稷之福。因为外戚与内廷关系密切，容易滥用其私人关系增殖其权力，当其权力越来越大，最终便会变得不受制约。  贾似道冯拯是较早提出外戚“不可预政”的宋朝士大夫。当时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钱惟演可是刘家的姻亲。冯拯的奏请，多少有些不给太后面子。但冯拯提出的理由，刘太后也不好反对，因此只好免去了钱惟演的枢密使职务，外放河阳任知州，领节度使待遇。宋朝的节度使跟唐朝的完全不一样，唐节度使是掌控一地军政、民政、财政的藩镇，宋节度使则只是一个虚职、荣衔，毫无实权。 也就是说，钱惟演在距拜相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被宰相冯拯堵了回去。这是钱惟演第一次问鼎相位受挫。 第二次问鼎相位受挫次年，天圣元年（1023），刘太后将保大节度使钱惟演从河阳调到亳州（今安徽亳州），还是任知州。钱惟演借从河阳赴亳州之机，入京逗留了一段时间。 钱惟演在京逗留，目的当然是试图游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让他当宰相，“图入相”。前面我们介绍过，钱惟演与刘太后娘家是姻亲，他妹妹嫁给了刘后之兄刘美。准确地说，刘美其实并不是刘娥的兄长，而是前夫，本叫做龚美。“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经人牵线，刘娥改嫁襄王赵元侃。赵元侃是谁？就是后来的宋真宗。真宗即位后，先后封刘娥为美人、修仪、德妃，最后立为皇后。龚美呢，被认作刘后之兄，改姓刘。 说到这里，我们再补充一条花边。钱惟演妹妹嫁给刘美之后，生子刘从德、刘从广，刘从德后来娶商贩王蒙正之女为妻。按野史笔记的记载，这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备选”，原本是仁宗皇帝的妃子候选人，仁宗对她也是一见钟情，欲选为妃子，但刘太后认为她“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侄从德”。仁宗对刘氏女始终未能忘情，“未几，从德卒，至是内批王氏封遂国夫人，许入禁内”。“许入禁内”的意思，意味着有机会与皇帝约会。所以坊间也传言，刘从德的儿子刘永年很可能就是宋仁宗的私生子。 总而言之，钱惟演一家跟赵宋皇室、后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当然有直通道将自己“图入相”的愿望传给刘太后。 刘太后也愿意帮助她的亲戚钱惟演实现拜相的人生夙愿。刘娥虽贵为帝后，但出身寒门，一直想找个刘姓世家攀为亲戚。她先是看中知开封府刘综，一日刘综“奏事毕，真庙（真宗）从容曰：‘卿与后宫（刘后）近属，已拟卿差遣，当知否？’综变色作秦音曰：‘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亲戚在宫内。’”被刘综拒绝后，刘娥又看上另一任开封府尹刘烨，一日召对独留刘烨，“后曰：‘知卿名族十数世，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烨曰：‘不敢。’”后来刘后又几次提出要看刘烨家谱，但刘烨就是托故不交出来，又托病“乞出知河南府”，远远避开刘后。而钱惟演乃钱塘王室之后，世家子弟，却主动找刘后娘家结亲。刘娥对他自然要投桃报李。 然而，拜相这么重大的事情，并不是刘太后说了就算的。虽然宰相的除拜大权名义上归于君主，但若除拜非人，必引发廷臣强烈抗议。而且，从制度的角度来说，宋朝宰相的任免，需要走复杂的程序，首先由翰林学士草制，然后交给事中审核，法理上，翰林学士具有“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的权力，给事中具有“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的权力。虽然宋代封驳宰相任免的情况极其少见，但也不是没有过，如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刘挚罢相，罢相麻制就被给事中朱光庭封还。朱光庭说：“（刘）挚忠义自奋，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言者若指臣为朋党，愿被斥逐不辞。”  赵普最后，拜相的制书，还需宰相副署，方得生效。以前我们讲过赵普拜相的故事，由于范质等三位宰相已经辞职，宋太祖在颁发拜相制书时便碰到程序上的大麻烦：找不到宰相副署制书。最后还是翰林学士窦仪想到办法：“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书敕。”开封府尹赵匡义领有同平章事之衔，为使相，是名义上的宰相，由他副署，总算合乎程序地签发了制书。这也是两宋唯一一个由使相署敕生效的特例。 因此，就算刘太后有心要将钱惟演扶上相位，也绝不是她（以仁宗的名义）下一道手诏就可以做到的。就算对钱惟演的任命顺利走完翰林草制、给事中通过、宰相副署的全部程序，还有台谏官那一关要过呢。 正当刘太后犹豫未决之时，钱惟演赖在京师不赴亳州之任、图谋拜相的消息也传了出来。监察御史鞠咏闻知，立即上书：“惟演憸险，尝与丁谓为婚姻，缘此大用。后揣知（丁）谓奸状已萌，惧牵连得祸，因出力攻（丁）谓。今若遂以为相，必大失天下望。”坚决反对拜钱惟演为相。 刘太后派内侍将鞠咏的奏疏拿给钱惟演看，意思是说，老钱啊，拜相这事不好办啊，你看，御史强烈反对，要不，这事儿缓一缓，以后再说。但钱惟演还不死心，“犹顾望不行”。 此时，鞠咏在朝堂上对谏官刘随说：“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白麻是书写大拜除制书的白麻纸，借来指代拜相的制书。鞠咏的意思很明显，钱惟演要是真的拜相，那我们就将他的拜相制书当堂给撕了。鞠咏这么一扬言，钱惟演闻讯，“乃亟去”，这才灰溜溜往亳州赴任。 由于御史的阻挠，钱惟演第二次问鼎相位受挫。 第三次问鼎相位受挫又过了几年，大约天圣九年（1031），钱惟演改判陈州（今河南淮阳），但他“托疾久留京师，既除陈州，迁延不赴，且图相位”。这是钱惟演第三次逗留在京师游说拜相。 此时，鞠咏刚刚去世，钱惟演大概以为这一回应该没有人来反对他了吧。然而，他第三次问鼎相位的努力还是遇到了强有力的阻挠。阻力还是来自御史台。 天章阁待制兼侍御史知杂事范讽看出钱氏的意图，上奏仁宗及刘太后：“惟演尝为枢密使，以皇太后姻属罢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复用”。殿中侍御史郭劝也上书说，“钱惟演迁延不赴陈州，觊望相位”，“请促惟演上道”。 钱惟演见拜相无望，只好改变了主意，“自言先垅在洛阳，愿司宫钥”，说他的祖坟在西京洛阳，愿为洛阳留守。刘太后答应了他的请求，改任他为河南府兼西京留守，领节度使、同平章事衔。 几天后，范讽入对，刘太后告诉他：“惟演去矣。”范讽语带嘲讽说：“惟演奴仆皆得官，不去尚奚以为？”钱惟演连他家的奴仆都得到了美官，他不去赴任还想怎样？ 钱惟演这回外放洛阳，人生也即将走到尽头。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逝。钱惟演从洛阳赶回京师参加葬礼，五月，他呈了一份建议书给宋仁宗：“母以子贵，庙以亲升，盖古今之通义也。庄懿皇太后辅佐先帝，诞育圣躬，德冠掖庭，功流宗社。陛下感深罔极，追荐尊名。既复寝园，将崇庙室”，请在太庙“以庄献、庄懿皇太后并祔真宗之室”。这里的“庄献”即刘太后，“庄懿”则是宋仁宗的生母李宸妃。 钱惟演的建议，被后人认为是对礼制的破坏，因为按礼制，“宗庙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钱惟演佞仁祖，遂以一嫡同再立后，更以仁主所生后配，后遂以为例而礼乱矣”。钱惟演是聪明人，又是饱学之士，岂不知礼法？他之所以这么提议，自然是为了讨好宋仁宗，“以希帝意”；惟演还想使出联姻的大招，“又欲与庄懿太后族为婚”，希望继续以政治婚姻巩固钱家的权力地位。  宋仁宗然而，这一次，他的马屁拍到了马蹄上。虽然宋仁宗对钱惟演的建议很是受用，“诏太常礼院详定以闻”，但此时已晋升为权御史中丞的范讽，却对钱惟演发起弹劾：“惟演不当擅议宗庙”，而且，“惟演在庄献时，权宠太盛，与后家连姻，请行降黜”。 仁宗跟宰辅们说：“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责惟演。”但范讽也留有一手，立刻从袖中抽出他的御史中丞“告身”（人事任命状），交还皇帝，说道：“陛下不听臣言，愿纳此，不敢复为御史中丞矣。”皇上既然不采纳我的意见，这御史中丞之职我不敢再做下去了。仁宗不得已，只好答应降黜钱惟演。范讽这才告退。 明道二年八月，仁宗下诏：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钱惟演落同平章事之衔，迁崇信节度使，速赴随州（今湖北随州）上任；钱惟演之子钱暧夺一官，“听随惟演行”。 第二年，景祐元年（1034）秋七月，钱惟演在随州去世，他想当“真宰相”的人生梦想，以后再没有机会去实现了。曾经有几次，这一梦想看起来似乎是唾手可得，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当不了宰相也成为钱惟演一生最大的遗憾，晚年常感叹：“平生不足者，不得于黄纸书名。每以为恨也。” 余话钱惟演去世后，朝廷在给他议拟谥号时，礼官认为他生前“贪慕权要”，按《谥法》，“贪而败官曰墨”，可谥“文墨”。“贪慕权要”四字确实是对钱惟演的准确形容，钱惟演无疑属于趋炎附势之人，这一点从他拼命跟皇室、外戚、相臣联姻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宰相的好人选，即便他并非外戚，也不应该让他当宰相。 那么，以钱惟演的家世、地位、关系网格，何以最终无法如愿以偿当上宰相？我们一般都是从宋室对外戚揽权的警惕与防范的角度来解释。这么解释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我总觉得漏掉了什么。直至看到宋人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恍然发现宋人自己的解释更具启发性。 吕中说：“太祖太宗之纪纲，总于人主之威权，故太祖太宗之世，无干谒之门，无幸求之路。”太祖与太宗以皇帝的威权杜绝外戚的干请。而到了仁宗朝，“仁宗不自揽权，不尚威令，以仁厚容养臣下，是以宫闱之请求，燕闲之私昵，皆其所不免者”，但是，“国势莫宽于仁宗之时，而纪纲亦莫振于仁宗之时”，国家纲纪并未因仁宗的宽仁而松懈、败坏，这又是为什么？ 吕中认为，是因为仁宗尊重公议、制度。公议者，台谏之所系也；制度者，职官可封还皇帝私恩之手诏也。“故惟演为枢密使，宰相冯拯以为不可，欲图相位，御史鞠咏以为不可”；“杜衍为相，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上前”。由于朝廷重新公议、制度，钱惟演才无法通过走后门获得相位、窃取公器。 我们习惯于从“皇帝揽权”VS“外戚篡权”的权力斗争角度去理解钱惟演图相受挫一事。宋人吕中却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从“君主私恩”VS“朝廷公议”的制度建构视角观察宋朝的外戚干请活动。 不能不承认，吕中的视角更准确。因为宋朝情势已大大不同于汉唐，汉唐式的外戚擅权危机已不大可能重现，即便是南宋权相韩侂胄与贾似道，虽有外戚之身份，却无外戚之意识，诸葛忆兵先生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对此有阐述：“前代外戚擅权，肯定要形成王氏集团、武氏集团等外戚同姓集团，以血缘关系构成政治权力网。这种同姓权力网一经形成，就会对异姓皇室构成极大的威胁，前进一步就是改朝换代，如汉末王莽所为。韩贾二人所为却不是如此”，“他们不会依恃外戚身份，努力膨胀家族势力，以达到擅权或篡权的目的”，“与其说他们是外戚擅权，不如说他们是权相专柄”。 至于钱惟演，尽管贪慕权要，但我们又很难说他是野心家，他的“恨不得为真宰相”，其实也就想“过把瘾就死”而已，未必就有把持朝政的野心。因此，钱惟演的“图入相”，与其说是对皇权的威胁，不如说是对制度的破坏。 最后，我们还需要将范仲淹的梦想实现情况交待清楚。范仲淹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拜参知政事，开始领导“庆历新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还不是正宰相，从这个角度来说，范仲淹并未完全实现拜相的夙愿；但从“利泽生民”的角度来说，范仲淹于泰州治堰、应天兴学、平定边塞、主持新政，晚年又建范氏义庄，惠养族人近千年，造福于当世，垂名于青史，可以说庶几实现了人生抱负。  范仲淹一名寒门子弟，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政府之执政、士大夫之领袖，这放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在世族制度犹存的隋唐，也不大容易。唐朝尽管已经推行科举制，但科举取士的规模有限，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宋代情势一变，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取士不问世家，平民布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高层，不再是非分之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大宋梦”。 宋朝也有意抑制食禄世家，多数官宦子弟必须与平民竞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功名，而且他们的录取条件远比平民苛刻，考中之后还要经过复试，“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士人政府的开放性、当时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梦想。世家子弟钱惟演至死都未能实现他的“真宰相”之梦，寒门之子范仲淹则庶几完成了他的人生抱负。这正是那个时代值得喝彩之处。 原标题：一位贵族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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