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与幻情——读《香畹楼忆语》

醉花荫L 2017-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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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畹楼忆语》是清嘉庆年间陈裴之为悼念其亡妾王子兰而作，问世伊始，即获高度赞誉。时人以为“昔琴牧子谓非董宛君之奇女，不足以匹冒辟疆之奇男；今以余观孟楷、紫湘之事，遇奇而法，事正而葩，郑重分明，风概既远轶冒董，即就《香畹楼忆语》与《梦玉词》笔墨而论，尤非雉皋所及”[1]。认为“须用冷金笺画乌丝栏，写《洛神赋》小楷，装以云鸾缥带，贮之蛟龙筐中，薰以沉水迷迭，于风清月白、红豆花间开看之”[2]，然后“庶不亵彼俊语”，对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陈裴之，字孟楷，号小云，别号朗玉山人，浙江钱塘4今杭州5人。他的爱妾王子兰，字紫湘，因所居为香畹楼，又字畹君，《香畹楼忆语》一名亦得自该楼。《香畹楼忆语》一文，如陈裴之友人所云：“题曰《香畹楼忆语》，仍影梅庵旧例也”[3]，明确地指出了《香畹楼忆语》是模仿《影梅庵忆语》而作。《影梅庵忆语》的作者是明末大名鼎鼎“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忆语》详细记述了他与亡妾董小宛从相识到最后死别九年间种种恩爱情事，以清新流畅的文笔和“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的真情打动了一代代读者。在它的影响下，有清一代甚至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忆语”体的文体，《香畹楼忆语》即是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

一

《香畹楼忆语》虽是仿《影梅庵忆语》而作，同是叙说高门大户的贵族公子和青楼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时已相隔一百多年，江南地区的人文风气、社会氛围有了极大变化，陈裴之的思想、生平与冒辟疆也截然不同，所有这些形诸于文章，使得《香畹楼忆语》迥然有别于《影梅庵忆语》。最为明显者，是陈裴之在《香畹楼忆语》中表现出对紫姬的一往情深，即完全不同于冒辟疆对董小宛一派居高临下的俯视。

董小宛与冒辟疆的爱情中始终存在着主动与被动、接受和施与的主从关系，换言之，董小宛从不曾得到过冒氏发自肺腑的、平等的爱。董小宛脱离风尘，归于冒氏，冒辟疆称之为“骤出万顷火云，得憩清凉界”[4]。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这个“清凉界”里，董小宛却管弦、洗铅华、勤妇职，“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养。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5]也许董小宛对传统妇德的认同和冒辟疆的赞美都是发自于内心，然而相信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者读到这里，都难免会为董氏一腔痴情却只换来了个人独立特行的完全丧失而发出慨叹！而当江山易主、天下大乱之际，冒辟疆多次逃难，均有舍下小宛之意，如“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维时更无能手援姬，余回顾姬曰‘汝速蹴步，则尾余后，迟不及矣！’姬一人颠连趋蹶，仆行里许，始仍得昨所雇舆辆”[6]。患难之际，仍然嫡庶分明，主从判然，冒氏诚所谓名教中人！

妓女从良，能够脱离风尘、择人而事，自是值得庆幸。但倘若所托非人，则际遇之不堪，比之卖笑生涯，有悲惨百倍者，杜十娘的故事即是明证。又如余怀《板桥杂记》中所载，明末秦淮诸妓从良，往往难得善终。

（卞敏）敏复嫁一贵官颍川氏，官于闽。闽变起，颍川氏手刃群妾，遂自刭。闻敏亦在积尸中也。或曰三年病死。[7]

（沙嫩）嫩归吒利，郁郁死。[8]

（朱小大）归昭阳李太仆。太仆遇祸，家灭。[9]

（王月）宠压一寨，偶以事忤献忠，断其头，蒸置于盘，以享群贼。[10]

与董小宛和上述诸姬不同，紫姬一开始就得到了裴之更多真诚的感情。她与裴之一见钟情，互通款曲后，裴之即禀明堂上，“嗣是重亲惜韩香之遇，闺人契胜蒆之才，搴芳结攘，促践佳约”。然后以父母之合、媒妁之言、香车画鹢，亲自迎归，使旁人皆有“足为蘼芜、媚香一辈人扬眉生色矣”的艳羡。比之于董小宛的千里相随而见拒，扃于别室四月而始入门，自不可同日而语。及至入门后，凭她的贤慧和才华，紫姬更是得到了陈家一门上下的钟爱。裴之对待紫姬，并不是只停留在徒悦其容貌、喜其声色那般肤浅的层面上，更多的时候他视紫姬为闺中良友。他治理真州水利，上司责其出纳，裴之固辞，紫姬劝说道：“人浊我清，必撄众忌。严以持己，宽以容物，庶免牛渚之警乎！”裴之叹为要言不烦。又尝锐欲治枭，禁暴除害，紫姬建议说：“鹰飞好杀，龙性难驯，胆大心细，愿味斯言。”裴之许之为“怡词巽语，时得韦弦之助”，对姬妾表现出平等对待的意识。不仅裴之如此，陈家一门上下都将紫姬平等地视为家中一员。“闺人契胜蒆之才”，裴之的妻子汪端是清代著名的诗家和批评家，裴之纳妾即由于汪端耽于学术而无暇料理家事，遂访求蒊室以便分担，对紫姬的接纳、欣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重紫姬的文才和贤慧，“姬复性厌铅华，夙耽词翰，兰羞佐蒔，燕寝怡颜。椒颂流馨，鸾台浴德，颍川之门，无歧誉焉。客冬，余卧病殊剧，姬伫苦哺糜，含辛调药，中宵结带，竟月罢妆。余疾既瘳，姬颜始解。”[11]而裴之的父母对紫姬更是关怀，紫姬病时，“太夫人询姬病状，知在死生呼吸之际，命余即行。”“太夫人疑为离魂之徵也，陨涕不止。余再四劝慰，太夫人曰：‘紫姬厌弃纨绮，宛然有林下风。湖锦如雪，则其所心爱也。年来侍我学制寒衣，缝纫熨贴，宵分不倦，我每顾而怜之。’因属世母谯国太君、庶母静初夫人、萼姊、苕妹辈，为姬急制湖锦衣履。顾余曰：‘俗有冲喜之说，汝可携去，能如俗说，留姬侍我，此如天之福也。’至七月朔日，得姬二十八日寄书，殷念北堂病状，并遍询长幼起居。举室传观，方以无恙为慰。初三制衣甫毕，堂上促余遄行。”以“林下风”称赞一个姬妾，评价不可谓不高；病中许其归省，并为制衣履冲喜，待她不可谓不厚。紫姬逝后，陈家阖门都为之撰写了悼文、悼诗，以致时有“过情”“逾礼”之讥。百年之后，朱剑芒做《香畹楼忆语考》也不无感慨地说：“前清乾嘉时代，中国的旧礼教如何重大？陈氏世代居官，对于礼法当然也非常的讲究。王紫湘无论怎样贤孝，不过是小云的一个侍妾！一旦病殁，小云作的忆语，自不可少，小云夫人和小云姊妹各赋哀词，倒也无所谓奇特，所奇的，小云母亲竟为她儿子的亡姬，特撰一篇非常沉痛的传文，这真是古来所无有的！但因紫姬生平，实在使人怜爱，四年堂上侍奉，深得太夫人的欢心，她的死亡，决不能以寻常姬妾目之，特撰此传，正所以表示极度的痛悼，纵然为古今所无，原也不必去论他！我所谓奇之又奇的，便是这位颐道居士陈文述，竟为他儿子的亡姬也是‘潸焉出涕’，做起诔词来了！在旧礼教没有打破时，此种文字，不但仅见，简直是大笑话了！”[12]在礼法森严的封建时代，紫姬以妾侍的身份享此殊荣，也算是难得了！

从《影梅阉忆语》到《香畹楼忆语》，其间不过百余年时间，而董姬和紫姬所受待遇则有云泥之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固然也和个人的性格、时代的治乱不无关系，但往深处推究，则是和明清以降整个江南地区社会风气的开放、妇女地位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

自宋明理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以来，文人士大夫的妇女观遂群趋于保守，“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女性终其一生都必须恪守的无上信条。在强大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的声音被渐渐淹没。降至元明，程朱理学被尊为官方哲学，比之宋代，妇女的生活状况并未有所改观。而明代中后期随着王学左派的狂飙突起，具有叛逆思想的文人开始关注妇女际遇，推崇妇才。李贽就曾藐视时论，招收女弟子，引起官绅攻讦，他直言不讳地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3]明末江苏吴县的叶绍袁更是公然地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女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14]表现了对妇女才华的高度重视。明清之际，尤其是在文化荟萃的江南地区，文人士大夫都有爱惜闺才的心理，文坛才子如钱谦益、王渔洋、吴梅村、毛奇龄、袁枚等都喜与才女诗笺唱和，以不同的方式支持、称许妇才。风流士子们甚至往往以能娶到才色兼具的青楼歌妓为荣，如钱谦益之于柳如是、冒辟疆之于董小宛、龚鼎孳之于顾媚、孙克咸之于葛嫩等等，皆为一时风流佳话。在江南地区，“才”已经成为全面衡量女性个人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商景兰和祁彪佳“金童玉女”的佳配为人所羡称，缙绅士族纷纷开始重视对女性“才”，尤其是诗才、文才的培养。风气所及，使得明清之际的妇女文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且往往表现出家族性、群体性的特点。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家族中，一族妇女皆能文的局面，如晚明吴江叶氏、桐城方氏、绍兴商氏，皆是一门中，闺秀唱和，文采风流，传于海内。群体性则表现为女性开始自觉地以群体的方式聚集唱和，相互影响。如清初著名的蕉园诗社，以创始人顾之琼为首，还有徐灿、朱柔则、林以宁、柴静仪、钱云仪、顾姒、冯又令、张昊、毛媞等聚集周围，时有“蕉园五子”“蕉园七子”之称。又如袁枚不避时论，招收女弟子，以其“性灵说”指导闺秀作诗，时江南仕女，如孙云凤、孙云鹤姐妹，席佩兰、严蕊珠、金纤纤、归懋仪、骆绮兰等，皆以得列门墙为幸，彼此唱和，辑有《随园女弟子诗选》。

承袁氏之余绪，陈裴之的父亲陈文述是乾嘉时期江南地区又一个热心推动女学的学者。他推崇妇女文学，自己出资在杭州西湖修缮才女遗墓，并赋诗纪事，编成《兰因集》。还编辑了《西泠闺咏》十六卷，广泛收入历代杭州闺秀著作，表示了对闺才的支持。他热衷于招收女弟子，早年旅居京师时与才女杨芸（字蕊渊）、李佩金（字晨兰）交往，专门刻有“蕊兰书记”的小印，以示全力支持之意。后江南闺秀纷纷拜于门下，时有“碧城仙馆女弟子”之称，并辑有《碧城仙馆女弟子诗》。陈文述的这些举动以及他那带有几分怜香惜玉风格的做派使他在身前身后遭到了不少讥讪，但在他的影响下，陈家一门内外确实形成了一种尊重妇女、尊重才学的风气。陈文述的夫人龚玉晨，侧室管筠、文静玉以及两个女儿萼仙、苕仙都能诗善文，儿媳汪端更是清代著名的女诗人和学者。汪端著有诗集《自然好学斋诗》和长篇通俗小说《元明佚史》，并曾编选《明三十家诗选》。编选明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汪端常常“左灯右茗，夜手一编，每至晨鸡喔喔，犹未就枕”，而陈家对她这种悠游文史的生活是大力支持的。在这样一种类似于现代知识分子家庭民主、温馨的家庭氛围中，“重亲惜韩香之遇，闺人契胜蒆之才”，贤慧双修的紫姬能受到合家关爱，得到裴之发自内心的真情自是不足为奇的了。

二

如上文所述，可以看到，比之于董小宛和其他脱离风尘却始终未得到幸福的女子们，紫姬是幸运的。在裴之夫妇的呵护和陈家长辈的关照下，她始终都保持了其独立的个性，至少在表面上，《香畹楼忆语》给了我们这种感觉。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文本的记述与真实的生活之间，究竟隔了多少呢？西方现代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小说赋予男性作者随心所欲建构‘女人’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些欲望以及表达这些欲望的叙述声音被表征为女性自己的欲望和声音，由此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我们在小说中听到的实际上就是女性的声音。”[15]不仅仅只是男性叙述者与女性叙述对象，从广义的范围上来讲，其实所有的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都存在着这种“代替发声”的矛盾。叙述者所发出的声音，常常不见得就能代表叙述对象自己的意愿，在那种声音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叙述者自己的愿望。那么，在《香畹楼忆语》的述说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愿望呢？

仍然将《香畹楼忆语》与《影梅庵忆语》作一比照。《香畹楼忆语》系受《影梅庵忆语》启发而作，这种启发或者说模仿的痕迹在文内文外是处处可见的。两者都是写高门大户的贵族公子和青楼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角色的相似使陈裴之和紫姬及他们周围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与冒董两人的浪漫情事拉来进行对比。如《香畹楼忆语》中所述，陈裴之与紫姬初次见面时一见钟情，两人心有灵犀却不便开口，友人遂引用张明弼《董小宛传》中叙写冒辟疆、董小宛初见时脉脉含情的词句“主宾双玉有光”，点破了两人之间微妙的情形。陈家托六一令君为媒，令君诧曰：“从来名士悦倾城，今倾城亦悦名士。”“名士悦倾城”一语，即出自《影梅庵忆语》。蕙绸居士序陈裴之《梦玉词》，谈到紫姬初归陈家，“秦淮诸女郎，皆激扬叹羡，以姬得所归，为之喜极泪下，如董青莲故事。”则秦淮诸女郎皆以紫姬嫁陈裴之比于董小宛归冒辟疆。而《香畹楼忆语》记“姬最爱月，尤最爱雨，尝曰‘董青莲谓月之气静，不知雨之声尤静’”，则紫姬也是自比为董小宛的。甚至《香畹楼忆语》之作，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抒发悲怀，另一方面陈裴之的心中，未尝又不存了与《影梅庵忆语》一较高下的念头。闰湘居士为《湘烟小录》作序，将这点说得非常明白了，“《影梅庵忆语》，世艳称之。然以公子之才品，远过参军；紫妹之贤孝，亦逾小宛。且此段因缘，作合之奇，名分之正，堂上之慈，夫人之惠，皆千古所罕有。前日读君家大人慈训有曰‘惜身心而报以笔墨，俾与朝云蒨桃并传，公子其有意乎？”[16]然而，和《影梅庵忆语》相比，《香畹楼忆语》在文体上有较大的变化。《影梅庵忆语》一脉承袭晚明散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风格，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随笔道来，轻盈流转。《香畹楼忆语》以之为例，未免下笔前就存了几分“做”的意思，立意要有所突破，有所逾越，自然便不得不在文笔的润饰、文章的组成方面下功夫了。文体杂糅，是《香畹楼忆语》与《影梅庵忆语》的一点区别。计《香畹楼忆语》一文约一万二千余字，其中插入诗十六首、词十首、挽联六首，共两千余字，差不多占全文的六分之一，是一个相当大的比重。这些诗词挽联穿插于行文之中，往往能起到烘托情境、渲染氛围的作用。如裴之与紫姬初遇时，彼此有情，裴之遂作诗试探，末句云：“关心明镜团蒕约，不信扬州月二分。”对此，紫姬心领神会，回答说：“几生修到人如玉，同听箫声廿四桥。”用诗词表情达意，历来是中国爱情文学的传统，陈裴之本是词家高手，著有《梦玉词》一卷，《香畹楼忆语》中大量引用诗词，使之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那种细腻委婉的感情，为文章添色不少。但另一方面，在很多场合不厌其烦地征引诗词，有时也容易显得重复累赘。如紫姬回家休养时，与陈家诗笺往来，《香畹楼忆语》全部录入陈裴之、紫姬及汪端的诗作，除博得旁人“此二百二十四字，是君家三人泪珠凝结而成者。始知《别赋》《恨赋》，未是伤心透骨之作”的感叹外，与全文并未形成一种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关系。且当时紫姬的病情还未到不治，而陈裴之诗云：“情根种处即愁根”“伴影带余前剩眼”“回首重闱心百结”，语颇不祥，在文中更显得生硬、突兀。像这样插入与全文整体感觉不甚和谐诗作的情形，文中还有几例，最明显者莫过于《香畹楼忆语》中间突然羼入陈裴之旧撰《秦淮画舫录·序》一篇。洋洋洒洒写了近千言后，作者大概也自觉不妥，遂借旁人之口说：“兄生平佳遇虽多，然皆申礼防以自持，不肯稍涉苟且轻薄之行。今得紫君，天之报兄者亦至矣。”作为了此一段公案的理由，虽也能勉强自圆其说，但整体上不和谐的痕迹却难以因此一句话轻轻抹去，而这种文体杂糅的情况在《影梅庵忆语》中是很难见到的。细细分析，其中也许有着更深层的心理因素。

前文已经提到过，陈裴之的父亲陈文述是江南女学的热心推动者。他广收女弟子，提倡妇才，积极修缮前代美人遗迹，种种过情之举，虽也招来了不少嘲讽，却究竟也无伤大雅。而陈文述最为人所不满、所诟病者，是他那种以仙人自许、以仙才自喜的自矜心态。陈寅恪先生就曾以嘲笑的口吻点出了陈文述的这一心态：“云伯以碧城仙馆自号，其为仙也，固不待论。”[17]中国文人历来有游仙的梦想，当这梦想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时便往往容易转化成近似臆想的“仙才”情结，即幻想自己是谪仙下凡，仙才在天上时与仙女结交，即使已被贬凡间，也仍然不忘与仙女诗词唱和，同时还要将这一副怜香惜玉的做派带到人间，将仙才服务的范围拓展到人间才女的身上。陈文述是一个有浓重“仙才”情结的文人，据他自己所说，有一次扶乩曾就前生事叩问降坛的仙子，仙子说他：“前生是玉局修书使者，所至有玉女侍侧。”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喜不自胜，将这一光辉前生在诗文中反复提及。[18]其自号“碧城仙馆”，正室龚玉晨号羽卿，长女、次女分别字之曰萼仙、苕仙，足见其以仙人自居而将家人都归之于神仙眷属的心态了。陈裴之作为陈文述的独子，究竟怎样看待父亲这以现代人眼光看来不啻于痴人呓语的举动，限于材料缺乏，现无从考察。但可以推想的是，置身于“神仙眷属”遍布的家庭中，又同是家中的男性成员，其心理会较自觉地认同于父亲的“仙才”梦，并在这个“仙人”链接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事实上，以“仙郎”自许的优越感，在《香畹楼忆语》中是有迹可征的。《忆语》中记紫姬姊妹语：“姊妹花中如紫夫人者，空谷之幽芳也，色香品格，断推第一。天生一云公子非紫夫人不娶，而紫夫人亦非云公子不属，奇缘仙耦，郑重分明，实为天下银屏间人吐气。我辈飘花零叶，堕于藩溷也宜哉4”虽有别于冒襄以贵族公子之尊俯视小宛的骄傲，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以拯救者自居的高姿态，与之实有同调！紫姬病重时，为之就邻觋占之，曰：“前身是香界司花仙史，艳金玉之缘，遂为法华所转，爱缘将尽，会当御风以归尔。”又是“司花仙史”，又是“金玉之缘”，将占卜者的信口之谈郑重其事地载入《忆语》，则其以仙人自居，视紫姬为谪居人间的神仙眷属之一员的心态已是一览无遗了。

有学者曾经指出陈文述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欢天喜地地述说自己“仙界”履历，是“要给他的文才找出一条仙界的宿根，为他的诗文活动涂饰幻美的色彩”[19]。以“仙才”自命，热衷于编造、讲述仙界宿缘之类的故事，归结到底是为了更极致地发挥幽怨的诗情，让诗名传播得更久远罢了！对陈文述、陈裴之等而言，文字的不朽才是最重要的，而遍布于行文中的哀情、天上人间的夙缘等等，与华丽的藻饰无异，都不过是修饰文字，使之显得更加哀感顽艳的手段。陈文述安慰余痛未了的儿子说：“汝母方为作小传，静初、允庄等，皆有哀词。汝宜爱惜身心，报以笔墨，俾与蒨桃、朝云并传，当亦逝者之心也。”对此，陈裴之的反应是：“余因恭录一通，并衣履焚之灵次。呜呼紫姬！魂魄有知，双目其可长瞑矣！”“余撰忆语千言万言，不如太夫人此作实足俾汝不朽。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会之音，生于绝弦。彤管补静女之徽，黄绢铭幼妇之石。呜呼紫姬！魂其慰而，而今而后，余其无作可也！”不可否认陈裴之对紫姬怀有深深的爱意，只是这种通过华丽缠绵词句传达出来的“情”比之他内心深处的真情，究竟扩大、夸张了多少倍，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思的问题。陈文述希望能借文辞以传斯人之不朽，而这些文字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他们对文辞的关注其实远过于对逝者的哀悼，那遍布于字里行间的哀伤，如果说都是作者的真情流露，至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为文而造情的需要。事实上，紫姬逝世后，不仅陈家人，陈文述的学生、陈裴之的朋友以及其他亲眷都作有悼念诗文。这些哀悼文辞后被编为一集，由阮元命名为《湘烟小录》，刊刻发印了出来。在《湘烟小录》中，可以看到文人们关注、痴迷的是悼念文辞本身，对那个逝去的生命反而表现出淡然的漠视。如称赞《香畹楼忆语》：“以苏辛之高亮写姜张之幽远，觉文通别恨二赋尚有逊其凄怨处”[20]，又如“哀言别创千秋例，二老文章大妇诗”[21]，“天遣文章新样出，班姬史笔传丁娘”[22]，死亡对他们而言，反而是天赐之幸，由此则可见文人才女为文之用心。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更好地明白陈裴之在《忆语》中羼入大量诗文的用心了。真情经过夸张、发酵，成了服从于行文或者说传名需要的一段“幻情”。“催我空江打桨迎，误人从古是浮名。当筵一唱琴河曲，不解梅村负玉京。”裴之的所作所为也算是无负紫姬的了。只是，他虽然悟到了“误人从古是浮名”，到头来却依然不能不为浮名所误而不觉耶=诚如张岱所言：“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正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23]或许这正是文人难逃的宿运！

注释：

[1]（清）马履泰：《湘烟小录序》，《香艳丛书》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P3255。

[2]同上，P3256。

[3]（清）闰湘居士：《湘烟小录序》，《香艳丛书》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P3258。

[4]（清）冒襄：《影梅庵忆语》，《香艳丛书》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P587。

[5]同上。

[6]同上，P598。

[7]（清）余怀：《板桥杂记》，李金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39。

[8]同上，P41。

[9]同上，P45。

[10]同上，P50。

[11]（清）汪端：《紫姬哀词》，《香艳丛书》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P3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