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重要工作机制，国内外学者对于工作队以及相应的群众动员都有一定的关注。在毛时期，工作队与群众动员几乎是相伴相生的，每一个工作队下去，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顺利开展工作。尽管在某一个时期，工作队在村庄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进村后便很快解除原有村干部的权力，成为村中各种事务的决策者、各种问题的解决者和各种纠纷的仲裁者，但他们的权力不仅受到上级领导机构的监督和制约[7]，也要受制于原有的地方权力结构，他们需要学习如何有效地破解这些权力结构，重塑村庄内部的人际关联模式[8]。正是依靠向农村派驻大量工作队，并有效动员群众为基础，国家在建国初期顺利完成了肃反、土改以及改造旧官僚体系等国家政权建设任务。有研究指出，通过土改中“诉苦”等民众动员技术作为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这一机制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与宏大的阶级、国家联系起来，成功确立了新中国积极的国家形象[9]。这一机制不仅完成了群众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还为国家政治能力的建构提供了桥梁，通过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与乡村治理的目标[11]。并且，依靠这种群众动员机制，还有效地维系了我国的“简约治理”的传统[12]。正如詹姆斯·R·汤森等人所指出的，群众参与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这种控制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基层社会的治安调解委员会的运作上，它大大减轻了国家机构的责任，典型地体现了一个自我规范的社会理想[13]。同样发现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有效性的还有强世功关于政法工作的研究[14]，以及冯仕政关于信访体系的研究[15]。群众参与作为一种独特的“大众政治”的手段[16]，极大地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17]，打破了承袭千年的精英政治的格局。并且，依靠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弥补了官僚模式的缺陷和不足，而且在某些领域中使政策的渗透力达到最大化”，从而“产生了即使那些官僚制度比较完善和合理的政治体系也难以企及的施政效能”[1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