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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杰 | 蒋礼鸿先生学记

 T_wx 2017-06-02


今天是云从先生的忌辰,

特录三十年前所作旧文,

略加增删,

以为纪念。 




蒋礼鸿先生学记

文 | 傅杰



当今之世,伪劣假冒,泛滥成灾,学界何尝不然?人人操觚,家家出书,“学者”如云,“教授”如雨,然而空论连篇,硬伤百出,不过是朝菌蟪蛄而已。而蒋先生的著作却永垂不朽,堪称万世楷模。


——鲁国尧《行为世法   经为人师》



蒋先生讳礼鸿,字云从,一九一六年二月九日生于浙江嘉兴。早年就读于本县教会学校秀州中学,毕业后保送入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改名之江大学)国文系,受教于钟泰、徐昂、夏承焘诸先生,毕业后相继任教于之江大学、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中央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现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及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


先生和师母


先生数十年间,专门致力训诂研究,沉潜书卷,不骛声华,写下了《商君书锥指》《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怀任斋文集》《咬文嚼字》《古汉语通论》《目录学与工具书》等论著,对汉语研究与古籍校释作出了杰出贡献。


先生自二十六岁起校释《商君书》,越三年完稿,用《荀子》“以锥餐壶,以指测河,不可以得之”义,命名为《商君书锥指》。是书广采严可均、钱熙祚、俞樾、孙诒让、陶鸿庆、朱师辙诸家校释成果,参证《艺文类聚》《群书治要》《意林》《太平御览》《路史》《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引文,而后断以己意,多有发明。其时先生年尚未及而立,却已显示出缜密的思致与湛深的功力,以此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学术著作三等奖(杨树达、闻一多先生获二等奖,无一等奖)。一位专家的审查报告说:“本著作参采订正今昔诸家之说,并下己意整理古籍,颇称赅备。议论亦每有独到之处。而允当朴实,一洗穿凿之弊,尤为难能可贵。《商君书》殆当推此为善本矣。”时隔四十多年,先生这部“少作”被中华书局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问世,足证这个评语,固非溢美之词。先生教导后学:“唯一方法是抓紧三十岁以前时期才能打好基础,‘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岁前好用功’。”这是包含了先生切身体会的经验之谈。



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变文经王重民等先生整理后公之于世,为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但因种种原因,变文中的字形字义时有诡异难解之处,既给学者理解其内容带来许多困难,也构成了汉语史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缺门。先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著成《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于一九五九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嗣后先生不懈探索,不断增订,于一九八一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第四版,篇幅较一九六二年第三版增加一倍。


郭在贻先生论其特色有四:


一、有意识地使用了各式各样的语言材料。先生在《序目》中强调,“研治语言,材料不能局限于狭窄的范围以内”,“应该有较广泛的综合”,才能使论据更坚实,论证更充分。故所引的材料,就时间断限言,上起先秦,下至现代;就体裁内容言,举凡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语录、民谣、佛经、诏令、奏状、碑文、字书、韵书、史书、文集,无不在采摭之列。


二、在方法上除体会声韵、审辨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外,尤能发扬清代朴学家以声韵通训诂的优良传统,着意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词义、词源,不少难度较大的问题因此始得解决。


三、不满足于对疑难语词作独立的、静态的诠解,还力求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亦即先生所说的“探源”,进而把语词断代研究纳入语言史的范畴,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四、在考释变文词义的同时,联系其他多种古代典籍,连带解决了其中的不少训诂与校勘问题,因而不限敦煌变文、也成为阅读和注释其他古书特别是古代诗文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读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郭文已举多例,试补一个更通俗的—敦煌词《鹊踏枝》:


叵耐灵鹊多满语,

送喜何曾有凭据?

几度飞来活捉取,

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

谁知锁我在金笼里。

欲他征夫早归来,

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下阙首句中的“比拟”,刘永济先生《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校称当为“本拟”之误;唐圭璋先生等《唐宋词选注》释为“刚打算”,则实与上阕词意相牴牾—上阕写女主人公之所以捉鹊入笼,不是因为鹊“刚打算”来送喜而尚未及语,而是恼恨它多次无凭据地“满(谩)语”。下阕写鹊的辩白,它所申明的也不是自己“刚打算”来送喜,而是强调自己之来送喜本是一片好心。《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释“比”有“本来”义,举出唐宋文献多例,且已特别指出上例中的“比拟就是本拟”,并无错讹,不烦改字,得此则刘氏的误校、唐氏的误注原都可以避免。


郭文之外,国内周一良、周祖谟、洪诚、徐复、张永言等先生皆有好评;国外学者亦多称引,日本东洋大学波多野太郎教授极力推荐,誉为中国俗文学研究之津梁。四版既出,《中国语文》发表吕叔湘先生的专文,特别褒扬“著者对这部书的勤勤恳恳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后》)。而先生并不自满,谓“我虽然一再订补,但是觉得,订补工作远未结束,假我馀年,必将再来一个五版或更多版的增订本”(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所撰自传语)。先生未尝虚言,已了这个心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增订五版今年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义府续貂》是先生又一部重要的训诂专著,以考索词义、词源为主要内容,因趋向与清人黄生《义府》相仿,谦以《续貂》名之。徐复先生称“穷极研几,后出转精”,“严于律令,具有条理,不失为小学家言。其论述通假,探索语源,寻核俗语,皆审谛。即以校勘言之,亦考核至慎,多有可取”(《读〈义府续貂〉识语》)。书中多独到发明,为学者乐于称引。郭在贻先生在《训诂学》中数次援为范例;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亦参用“雕虫篆刻”条,来推论“篆”字的本义。该书于一九八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也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样,先生又加修订,新增近六十个条目,已交中华书局付印。



除了专著,先生发表了《〈广雅疏证〉补义》《杜诗释词》《读〈韩非子集解〉》《误校七例》诸文,考专书词义,阐一般条例,所涉古籍上起先秦两汉经典诸子,下至唐诗、宋词、元曲。自任《辞海》语词部分分科主编及《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后,又相继撰写了《辞书三议》《论辞书的书证及体现词汇源流的问题》,就辞书编纂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其中《辞书三议》要求《汉语大词典》注重会通、逸义、辨证,吕叔湘先生云:“此文所提三点,实大词典成败所系。”以上诸文今合为《怀任斋文集》,已于去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先生另一部单篇文集《咬文嚼字》,是讨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语言问题的,于一九八二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意在普及,但也颇有足资文史研究者参考的篇章。如《〈唐诗选〉注解商榷》《王安石诗飞来山在绍兴证》《〈唐宋传奇集〉的校勘问题》等。


先生长期从事古汉语教学,与任铭善先生合撰《古汉语通论》,一九六二年由杭州大学作为教材内部印行,一九八四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先生分担者包括文字、词汇、语法、句逗、修辞、古书疑义与目录学常识等章,内容广泛,又不乏独到之见。《目录学与工具书》则是先生七十年代末期与八十年代初期开设的选修课讲稿,于一九八五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内容较《古汉语通论》中的目录学常识更有拓展,学者并可参看。


著作而外,先生自许“还是一个帮闲,一些朋友的作品如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邓广铭先生校注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徐朔方先生校注的《牡丹亭》和编校的《汤显祖集》,都吸收了我的一些或大量意见在内”。 邓广铭先生证实说:“回忆自五十年代以来,在我编写和修改《稼轩词编年笺注》的过程中,再三再四地得到他的帮助指正,使得这本拙作得以少出许多错误,这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


先生为学专精,为人醇笃,拙于交际,淡于名利(大学毕业半年后去湖南蓝田师范任助教,二十三岁的先生就以埋头读书、洁身自好而获封“小圣人”称号。一样未臻而立之年的同事钱锺书先生作《雪喻》以赠之:“资清以化莫如雪,索我赠言聊取裁。一片冰心偏作絮,六棱风骨却肥梅。高崖峻岸泯其迹,积玉堆银挟此财。食肉奚妨贞士相,还期容俗稍恢恢。”先生次韵奉答:“颇闻市悦莫如热,独此凌兢少取裁。世事那知心是水,诗人漫许格同梅。倘将千尺驱蝗吻,懒说盈仓兆富财。与失不恭宁守隘,敢持谔谔配恢恢?”),一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不为奇诡之说,不为恣意之言。论不惬于心者,虽出诸业师亦不曲之阿之;言之而成理者,虽出诸晚学亦必采之扬之。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先生将不能解释的词语汇为《待质录》附于书后,“期待大家指教”;在著作中引录他人之说,或材料为友人所提供者,亦必一一表出,凡此皆体现了先生对学术负责的实事求是的朴学家风范。



附记


一九八三年夏,我自杭州师范学院考到刚成立的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从姜亮夫师治古典文献学。那个暑假,我在姜府协校《楚辞通故》。临开学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亮夫师的家人都出去了,亮夫师在里屋歇息,我在外屋翻书,有人敲门。


是一位拎着雨伞、上了年纪的先生,面容显得文弱,而神色则略见兀傲。


“请问姜亮夫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您是……”

“我是蒋礼鸿。”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那年教育部委托亮夫师主办以全国高校及敦煌文物研究所中青年学者为培训对象的敦煌学讲习班,亮夫师请云从先生讲授敦煌文献训诂,先生是来跟亮夫师商议授课时间的。


一九九四年秋,我在沪上一边准备博士论文,一边协助王元化师编辑《学术集林》文丛。元化师少年时代曾从任心叔先生习《说文》及《庄子》,就请任先生的哲嗣任平教授提供任先生的遗稿。我提出是否可能请云从先生写个说明。


任平兄回信说,云从先生病重,征得先生同意,即取过去写的任传,让我们根据需要删录。


云从先生的《记任铭善》与任著《大戴礼记考论三篇》刊载在文丛第三卷,出版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四月,但书从印刷厂出来实际已是五月。书未及寄出,先生的讣闻却先到了。


以上二事,算是我跟云从先生最初与最后的因缘。

这篇记云从先生的旧文,是一九八七年应郭在贻师之命,为《训诂教学与研究》写的,初稿经在贻师审定。刊出后我持之往谒先生,先生说已经看到了,接着笑道:


“你老是吹捧我!”


因为在此之前,我曾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写过一篇《怀任斋文集》的介绍,故先生有是语。那蔼然长者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记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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