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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鄂州城市布局 自魏晋以来，鄂州城即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之一，[1] 历经发展，至宋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文试图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讨宋代鄂州城的发展变迁，在对鄂州城市布局进行复原的基础上，分析其所体现出的特点，考察其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文化心理诸因素的关系，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 一、城池规模与城门布局 从三国到宋元，鄂州城的营建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总的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 第一个时期，“吴孙权赤乌二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2] 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3] 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囗州门，西曰碧澜门。宋、齐、梁、陈皆因之”。[4] 唐宝历中，牛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菁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5] 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墙质量，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个时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北宋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6] 限于地形，城池扩建向东展开，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 除了清远、望泽、平湖三门之外，见于宋人记载的鄂州城门还有竹簰门、武昌门、汉阳门。 竹簰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弥节亭”条：“在竹簰门外，临江。” 武昌门：《溪堂集》卷五《七言绝句》：“武昌门外柳如烟，想见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边皆是楚州船。”《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湖广总领所……今置司在武昌门内。” 汉阳门：《入蜀记》卷三：“至鄂州……与（章）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石屏诗集》卷一《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敢折。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门，竹簰门应是西门。鄂州城西面濒临长江，竹簰门既然“临江”，则应是西门。对照明清方志，可知竹簰门确是鄂州西门。《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府城”条：“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东曰大东，曰小东，西曰竹簰，曰汉阳，曰平湖……”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 城内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来。《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夏口城”条：“子城本名夏口城。……张舜民《南迁录》云：鄂城子城，与润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吴王城，制作皆一体。皆依山附险，周回不过三二里。乃知古人筑城，欲牢不欲广也。”宋时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坏”，[1] 但名称一直保留下来，至明代仍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旧因山为城，即今万人敌及子城也。” 二、衙署与楼台亭阁 鄂州城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2]“通接雍、梁，实为津要”，[3]“历代常为重镇”。[4]入宋以后，随着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绍兴年间，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 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长江为限，城中山丘连绵。从西面长江边向东延伸，依次有黄鹄山（今名蛇山）、凤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5]“俗呼蛇山”。[6]两宋时期，黄鹄山“起东九里，至县西北”，横贯全城，“林间甚美”；[7]山之最高处有矶，“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矶”，[8]是一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就建在矶头。[9] 城中之山黄鹄山具有控扼全城的优势，各级官府衙署环布山麓，集中于山的西麓、东麓与南麓。转运使司“在州之清远门内，即旧江夏县及县丞厅也”；湖广总领所“置司在武昌门内”；都统制司先“置司于州治”，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移司于城东黄鹄山之麓，即冯文简公之旧宅也。”[10]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势高险的子城之内。 路级衙署之外，江夏县与鄂州同治，衙署坐落在州治东南子城的一座角楼——焦度楼下。[11] 与各级衙署错落交织的是众多的楼台亭阁。 山川形胜历来是官员士夫、文人墨客登临吟咏的最爱，黄鹄山间建有众多的楼台亭阁，子城路府（州）衙署一带尤为集中。 最有名者为黄鹤楼。“在子城西南隅，黄鹄矶山上。”黄鹤楼“因山得名”，“自南朝已著”，最初是用作战守的瞭望楼，后来引出许多相关的神话传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抒怀的对象。唐代是黄鹤楼的极盛时期，“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1]李白、王维、贾岛、白居易等名家都有佳作传世，崔颢的《黄鹤楼》诗更是千古绝唱。入宋以后，有关黄鹤楼的诗文、碑记仍然不少，并有一幅界画，至今尚存。画面可见，黄鹤楼已成建筑群体，主楼周围有小轩、曲廊、重檐华亭环绕；楼群雄峙在紧连城墙的高地上，俯瞰大江，江面波涛相逐，船桅耸立。[2]但南宋以后，黄鹤楼“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3] 宋代鄂州城为数众多的楼阁中，声名最高的是南楼。“南楼，在郡治正南黄鹄山顶，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元佑间知州方泽重建，复旧名。”[4]南楼“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5]宋代文人在鄂州的登楼咏唱之作更多的是有关南楼而不是黄鹤楼的，其中不乏名人名作，如黄庭坚诗《长句久欲寄远因循至今书呈公悦》、范成大诗《鄂州南楼》。黄庭坚诗称：“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6]将南楼的恢宏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范成大的《鄂州南楼》：“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飞来识旧游。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烛天灯火三更市，揺月旌旗万里舟。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7]俨然一幅江山市井风俗画。南楼在黄鹤楼之东偏南，二楼之间有涌月堂，涌月楼以北有西爽亭，“下临岩壁，有唐时及庆历间磨崖题字”。[8]南楼之西是仙枣亭，传说中仙人为太宗采摘大枣之处。 黄鹤楼的西边有石照亭，一名石镜亭，因“临崖有石，如镜，…每为西日所照则炯然发光”而得名。[9] 楼台亭阁多在官衙附近，隶属于官府。例如： 总领所，“有清景堂[10]、正已亭、应轩、憩轩、跨碧、梅阁等处”，有楚观楼[11]、生春楼[12]、清美楼、曲水亭、乔木亭。又有北榭，“在设厅后，因山为之，与南楼对”；烟波亭“在设厅后、北榭西，外瞰长江。”总领所东北的楚望，黄鹄山顶的楚观，“亦隶本所。”[13] 转运司“有副使，判官”，设东、西二衙。东衙有一览亭、跨鹄亭、乖崖亭。[14]转运司又称漕司，其所在也就称为漕园，据陆游所见，漕园有“依山亭馆十余”，但“不甚葺”。[15]东衙有东圃，“旁有细履亭”，“又有四景亭。”转运司西衙，有广永亭，“在西漕衙黄鹄山之绝顶，西近楚观，下视江汉，故取其义云”；有春阴亭，“旧名绿阴”；又有凝香亭和皆被称作“横舟”的西南二亭。 转运副使的衙署，有江汉亭，“因古城作亭榭，俯瞰江汉，景物最嘉。”[1]张栻曾为此亭作记。[2]又有半山亭、静春台。 属都统制司的楼阁，有压云亭、卷雪楼、卷雨楼及会景楼、赏心楼、楚江楼、清风楼等。 楼阁以外，鄂州城内还辟有若干园林，如城北的北园，城东的东圃。北园“在总领所”，东圃“在漕使东衙，旧名老圃，延袤百七十丈”，是一处占地规模较大的园林。[3] 城区之外的楼阁，主要有楚楼，“在南草市”；压江亭，在城西南隅的长堤之外、万金堤上。城南望泽门外有南湖，“周二十里，旧名赤栏湖，外与江通”，[4]登高下瞰，湖面“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卖酒不可往”，[5]这些水阁属于兼有游览观光与商业贩卖性质的亭阁。 城外东边另有东湖，“在城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6] 三、祠庙寺观与书院、军营 祭祀的最重要内容莫过于祀天地、山川、社稷。鄂州有社稷坛，位于城东偏北处，“始在中军寨”，“其地褊迫洿下，燎瘗无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度地更置”，“得城东黄鹤山下废营地一区，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7] 其它各种祠庙寺观不少。城中有开元寺，“在城南一里”，“本梁邵陵王纶舍宅为寺”，南宋时，开元寺中有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所铸铜钟，重达一万三千斤，并有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所铸铁佛。明清以后，寺名改作铁佛寺。[8]城南一里还有灵竹寺，是传说中孝子孟宗哭母泣竹之地，绍兴间建孟孝感庙。[9] 多数寺庙建在城东门以外，其中最着盛名的两座，一是头陀寺，一是洪山寺。 头陀寺，“在清远门外黄鹄山上，宋大明五年建，自南齐王中作寺碑，遂为古今名刹”[10]，吸引了历代文人士子吟咏唱和，如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称：“头陀云外多僧气”，[11]黄庭坚《头陀寺》诗云：“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城中望金碧，云外僧濈濈”。[12]南宋初年，“寺毁于兵火”，[13]“人亡经禅尽，屋破龙象泣”。[14]战争结束后，“汴僧舜广，住持三十年，兴葺略备”，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所建著名的南齐王简栖碑，仍置“藏殿后”。[15]头陀寺山顶有磨剑池，寺旁有读书堂。[16] 洪山寺，在城外东面的洪山南麓。“洪山，在江夏县东十里，旧名东山，唐大观中改今名。”[1]洪山寺因而又名“东山寺”。该寺由“唐宝历中善信禅师开山，宋制置使孟珙、都统张顺重修。”[2]岳飞曾长期驻兵鄂州，传说洪山寺的第一株松树便是岳飞亲手植下的，故得名“岳松”。洪山寺后来屡毁屡建，今日仍存，名“宝通禅寺”。 与洪山寺南北对峙的，有兴福寺，“隋文帝建，咸淳六年，僧人净聚重修”。[3] 崇佛、道之外，宋代鄂州民间建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寺庙。 如，祭祀各种与民间生活相关的神灵。宁湖寺，在平湖门内，传说“湖有水怪，唐广德中建寺镇之”。[4]广惠庙，“在竹簰门外护城矶上，旧名顺济龙王庙，宋淳熙间祷雨灵应，扁今额。”[5]宋大宪庙，在城东七里，祀“火精”宋无忌，“以禳火灾”，唐牛僧儒立庙时“本为大夫”庙，五代“避杨行密父讳，改作大宪”。[6]后有毁坏，“宋绍兴中知州王信复立，俗云火星堂。”[7] 最常见的是祭祀水神（江神）。除常见的龙王庙以外，有横江鲁肃庙，在城西南二里，因“肃尝为横江将军，故庙以为名”；[8]三圣公庙（简称“三公庙”，又名“普应庙”[9]），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十分虔诚，所迎三神之一即为伏波；[10]江汉神祠，始建于宋淳熙年间（公元1265~1274年），“通判刘靖以江汉在境内，宜为望祀，乃为坎以祭之”，[11]初在灵竹寺西，后改祀汉阳门楼上。[12] 另一些祠庙奉祀与当地有关的人物。 陆大宪庙，在城西南三里，祀汉陆贾；[13]武安王庙，在头陀寺，祀关羽；[14]卓刀泉关羽庙，亦祀关羽，在江夏东十里，“世传关羽尝卓刀于此”，遂立庙于泉上。[15]忠义祠，“在府治，北宋建炎间，金骑渡江，郡守李宜婴城固守，民赖以安。后为贼所虏，遁投僧寺，僧疑而杀之，百姓伤感，为建祠祀焉。太守马去疾以闻，赐额忠义。”[16]鄂州城西南有鹦鹉洲，传说中黄祖在此杀害祢衡，洲上遂有弥衡墓、黄祖墓，[17]后来成为鹦鹉寺。鹦鹉寺南又有岩头寺，系“唐全太岁禅师驻锡处”，[18]陆游乘舟经行此地时，曾远望鹦鹉洲“有茂林神祠”，[19]很可能就是这些祠庙。另外，城东北七里有大圣奄，应该也是祭祀某类人物的。[20] 最值得重视的是南宋前期鄂州民间建造的岳飞庙。初名忠烈庙，《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忠烈庙，在旌忠坊，州民乾道六年请于朝，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于国，请立庙，诏赐今额。”后称“忠孝祠”或“岳武穆祠”，地址也从旌忠坊迁移到小东门外将台驿旧址。 《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岳武穆祠，在县东十里，即将台驿故址。旧名忠烈庙，在旌忠坊。宋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乾道中建庙于鄂，赐今额。嘉定中，又追封鄂王”。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巡按御史王恩以岳武穆王司庙祀之扁为忠孝祠，知府陈晦立石”。[1]“正德十四年，都御史吴廷举奏迁驿于小东门外，布政周季凤、知府沈栋即驿址建为今祠。”旌忠坊的具体位置不详，明正德“武穆另祀”后，“其祠仍旧”，[2]约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一带，这里至今还有鄂王府的遗址可考。 明清时迁至东门外的岳王庙旁边植有松柏，称“岳柏”。出于对英雄的崇敬，民间生发出一些有关岳柏的神话。《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围可三尺，枝干疏老不繁，人号为独柏。每值辰戌丑未年，楚士有掇巍科者，柏预吐一奇枝。” 寺观庙宇多讲求清净、优雅，因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有的书院和寺院其实就是一体的。如，头陀寺有读书堂。[3]洪山东岩寺，“唐大观中建，又额曰正心书院，鄂国公尉迟读书处”，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山后石刻有‘几处稻梁喧鸟雀，数声钟磬起渔樵’句”。[4]南宋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河阳赵淳清老架阁其上，榜曰东岩书院。”[5] 城中的黄鹄山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是立书院、建学校之佳处。黄鹄山东麓有东山书院；[6]山中有学宫；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张君寿与诸生“植屋数间于黄鹄山中学宫之后”，聚众读书，因地当“东面日出，君寿于是榜之曰‘朝阳书堂’”。 [7] 鄂州州学，“在府治南半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8]立于黄鹄山前。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开展全国规模的兴学 yun dong，鄂州也“大增学舍”，[9]形成一个占地“甚广”的州学，内有“聪明池”等设施。[10]由于战争的影响，鄂州州学几度兴废。两宋之交时曾被“夺为营垒”，好在为时不久，“绍兴中，都帅田师中以教官朱棫之请，撤营修学。即而，教授商飞卿请于州重建。”[11]重建后的州学比较规整，先后修建了稽古阁、四贤堂等。修建稽古阁的工程由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主持，许氏“既新其学之大门，而因建阁于其上，椟藏绍兴石经、两朝宸翰，以为宝镇，又取板本九经、诸史，百氏之书，列置其旁”，这项工程“始于绍熙辛亥之冬，而讫于明年之夏，其费亡虑三百万”，得到就学诸生与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12]四贤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以祀周、程、朱子”，[13]黄干为之作《鄂州州学四贤堂记》。[14]南宋末年，鄂州州学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15] 江夏县学，宋朝初年附属于鄂州州学，但在州学中“别为一斋，名务本”，南宋绍兴以后，务本斋也一并“悉附州学”。元朝沿用这种体制，至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独立建学。[16] 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前述鄂州州学曾“废为营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南宋时，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屯驻大批军队，营寨占地甚广，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便达“东西十丈，南北倍差”。[1]在城东北七里，有游奕军寨。[2]北宋时，鄂州东北有一名为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当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3]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沿着黄鹄山、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除了官署，主要有学校、寺庙等文化、宗教类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老城区难以容纳，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贸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区。 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太平坊，[4]具体方位不详。随着坊市制的瓦解，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后，更常见的名称是“里”、“巷”。 南宋时，鄂州号称“今之巨镇”，[5]城内商业繁盛，出现了富商大贾，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6]开设了热闹的夜市，号称“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7]四方商贾云集，市容相当繁荣，“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8]鄂州城中人口众多，到宁宗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姜夔诗称“武昌十万家”，[9]戴复古诗说鄂州“江渚麟差十万家”，[10]虽非确指，但与实际情况相近。汉阳知军黄干也说“鄂州人口繁伙，为汉阳三十余倍”，即约十万家。[11]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楼帘无存者。”[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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