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医李可的掏心话——万病至简，只需固本强元
李可：七十八岁了。不乐观，也是一大堆的毛病。（笑）
田原：是吗？看起来很健康，就是略瘦一些，俗语说：有钱难买老来瘦。（笑）您一直都这么瘦吗？ 李可：从年青的时候就瘦，我就是这种体质。
田原：您看病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李可：52年。
田原：大半辈子都在看病呢（笑）。说起这次采访，我从去年初就开始给您家里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后来打到山西省灵石中医院，也没有找到您。 李可：我一般都不在。
田原：刚才这个病人是哪儿的？ 李可：是北京郊区的。
田原：他怎么知道您来北京了？ 李可：噢……他去过灵石，他夫人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整个关节变形，人不能动了。 田原：哦，特意到山西找您，您给看好了？ 李可：现在差不多，走路问题不大。
田原：今天他来是给自己看病，还是给他夫人看病？ 李可：他领他妹妹来的。 田原：也是风湿病？ 李可：不，属于那个肾性高血压。 田原：我们在网上搜集到一些资料，知道您看心脏病和重症心衰病人疗效非常好。 李可：这方面多一些。 田原：刚才说肾性高血压，这样的病人，您也有把握？ 李可：呃，也不能说有把握，有一部分人能好，那是各种条件都具备了。 田原：除去各种条件中的其它条件，您完全用中药来治疗吗？治疗很多这样的病人？ 李可：是啊，很多。 田原：都好了？ 李可：呃，对，基本上都好了。 田原：这样说的话，西医和中医看来最难治愈的高血压，对您来说倒是挺轻松的？ 李可：也不一定。这种病很复杂，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哪一部分的病，而是整体失调。所以中医治疗高血压一般不会单纯地从某个东西入手，因为血压这个概念在中医里没有啊（笑）。 田原：在中医里没有血压这个概念，那么，和血压相对应的是什么，就是身体失调，阴阳失调？ 李可：呃，这种病，一般来讲都是先天阳虚，先天阳气不足，有好些遗传因素，然后再加上后天失调。人的头部啊，是阳气汇聚的地方，所以过去《内经》讲：头为诸阳之汇。阳气就汇合在这个地方。这个高血压，为什么长时间治疗不好呢，就是因为浊阴啊，（它）窃踞了这个阳气的位置了。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和过去讲所谓'肝阳上亢'什么的，不是一回事。
田原：我们不说西药降压的理念，就中成药来说，药店里治疗高血压的大多是针对“肝阳上亢”的。 李可：这个东西啊，越打压那个肝阳，这个病越顽固，越好不了。 田原：看来您治疗高血压的理论和方法，和普遍认为的有些不同。是否您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而更全面地去捕捉它。 李可：和别人不一样。我认为一般来讲属于三阴病，肝、脾、肾，就是这三经的阳气过于虚了，它应该占的这个位置被浊阴占据了，你把它（浊阴）给疏散了，扫除了，就行了。
田原：要按您这么讲，治疗高血压太简单了！（笑） 李可：（笑）情况也不一样，但大部分是这样。 田原：您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笑） 李可：2000年秋天，我的一个年轻弟子，中医根底不深，学眼科的。他治了一个农村农妇20多年的高血压，他的丈夫是煤矿老板，有钱了在外边胡作非为，女的就生气，突然蛛网膜下腔大量出血，出血后不久，双眼什么也看不到了。这种暴盲，按照六经辨证，属于寒邪直中少阴。当时用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出了大汗，血压就好了，第二天人就醒过来了，眼睛可以看到人影，脑水肿减轻，小便也多了。之后近十年的时间，一直血压稳定，一劳永逸。这个在我的书里有，那个书印刷时印错了，印成我的病案了。但是这个他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也解释不了。
田原：这事儿是挺奇怪的（笑），麻黄、细辛、附子按照现在的医学观点，是升高血压的，为什么到了您这儿反正能治愈高血压，而且是治了一例20多年的高血压？ 李可：现在有这样一个误区，麻桂主升散，血压高、脸红好像也是升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血压高就只懂得平肝潜阳，镇肝熄风！不知道辛温的东西可以起效，麻桂还有这么好的效果。
田原：本来血压就高了，还用貌似升压的药，李老，您的方法再一次被很多人不理解了。（笑） 李可：血压为什么高？实际上就是机体有阻滞。机体是非常奥妙的，因为有阻滞，需要高的压力，才能够供养末端，这是个物理的道理。一般的药到不了末端。如果用西医的方法终身的服药，末端呢，又不断向机体发放指令，我这边不够吃了，赶快给我送吃的，这个指令始终存在，所以药要不停地用，你高一点儿我就给你压下来，使机体末端始终处于缺血的状态。用了麻桂以后，出了一身的汗，这个病就好了。 田原：给了它助力，使血液冲在末端，压力自然就不需要存在了？ 李可：呃。卢火神曾经也讲过：扶阳就是两个，宣通和温补。用麻桂就是宣通，把阻滞拿掉，不需要那么高的压力就可以灌溉了。在南通开中医会议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麻黄汤治愈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暴盲引发的思考》，扼要的讲了讲关于麻黄桂枝附子在高血压中能用不能用，用了会有什么后果的问题。把大家的疑惑破解掉，如果这个解决不好，以后谁也不敢用。
人体内阳气是将军 十胖九个是虚证
李可：呃，他那个年代更久远，传到卢崇汉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代了。
田原：每个中医都有自己的流派与理念，有从脾论治的，有从肝论治等等，很少听到从阳气入手。听起来倒像一个总则。所谓阴阳平衡。 李可：这是个总体啊。中医上讲的阴阳啊，其实是浑然一体，互相融合的，不能说这边儿就是阳，那边儿就是阴。人的元气也是一样，从出生时，他的元气就是浑然一体的，但是因为先天的东西和后天的东西又有所区别，而且两者互为其根。比如说脾胃是后天之本，而且根据五行的理论，脾属土，土能够生万物，其它四行（脏腑）啊都受它的灌溉，如果在中间这块出了毛病啊，脾胃不能够健运，那五脏就失养了，最后还要归结到后天之伤，损及先天之阳，动摇了生命的根基。 所以现在的病啊，首先就是脾胃先受伤——吃喝大量的生冷食物、饮料，生活不节制，房事过多；还有就是生活过于劳累，思想比较复杂，或者压力大等等，中医说：思伤脾啊，所以这个人首先就不想吃东西，消瘦，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演变出多种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都是这么来的。
田原：如果按您说的思虑过多伤及脾脏，就不想吃东西，会消瘦。但是为什么很多胖人也脾虚，这种情况怎么理解？ 李可：胖也是虚胖，十个胖子九个虚啊（笑），越胖的人越怕冷啊。他胖是因为有多余的废物积聚在体内啊，就是湿滞啊。 田原：您刚才说阳虚之人十之八九，为什么现在治疗阴虚的“六味地黄丸”卖得那么好？而且很多医生，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特别喜欢开“六味地黄丸”。 李可：这个中医啊，从金元以后，逐渐的，有些个分支，就走向歧路，其中走得最远的是朱丹溪。他当时创造了一个理论，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实际上是谬论，他首先就把《内经》的宗旨给悖离了。现在啊，我们好多大夫看病啊，都是根据他这个理论来的。（笑）
田原：但是也有临床疗效啊。 李可：各人经验不同。滋阴降火这个东西啊，所谓的现代派，也就是西化以后的中医这种流派啊，用的纯粹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常常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现在治病治的是啥？首先就要补救长期服用阴寒的药物损伤了的正气，我们得先治疗这个。
田原：中医有句话叫“春夏养阳”，如果说您和卢火神治病的时候都是从阳论治，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在春夏两个季节把阳气“养”足了，很多病就不会发生了？ 李可：《内经》里面有“春夏养阳”这么个提法，这个春夏养阳的养生方法，对于避免很多的疾病有效。这是古代几千年实践得出来的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 我们中医讲究治未病，治未病并不是说治那个没有病的人，而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遏制它。因为人是自然界大气所生万物的其中一种，人的身体和自然界是同步的。自然界的规律是春温夏热，秋凉冬暖，所有的动、植物都要遵循这个规律。 冬天，积蓄了大量的能量以后，到来年开春，阳气慢慢升华，这个时候冬天的动物也醒来了，一些植物开始慢慢生长，萌芽、发育，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到了夏天，阳气又进一步生发。所以春天和夏天，耗费的阳气最多。人的生命，以及动、植物的生命，也是依据这样一种情况生长、发展，也要消耗很多阳气，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养阳了，要不断的补充、保护阳气，就是因为阳气消耗特别大，你不要再伤害它。其实阳气这个东西，不仅是春夏要养阳，一年四季任何时候你都不要伤害它。
田原：我感觉您特别强调阳气的作用，但是一般人都认为，一个健康的人，阴阳要平衡。 李可：这个观念不完全对。为什么呢？从《内经》开始，从《易经》开始，就特别强调：人的阳气乃是生命的根基。阴这个东西，阴是包括你人体的所有器官，你所吃进去的食物，各种营养成份，这些东西是属于阴的。那个阳气是居于统帅地位的，是一个主导。所以阴的东西，都是在阳的统率下，绝对不是半斤八两，平起平坐，阴阳平和。这个阴阳平和是指这个阳气主导下的阴阳平和。 《内经》有几句话，一个是“阴平阳密，精神乃固”，还有一句“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阴气和阳气的重要性在哪呢？阳秘，当你的阳气处在一个固秘（饱满）的状态下的时候，才能达到阴平阳密。另外《内经》有许多重要观点，比如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折寿就是短命啊。易经也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通俗讲：有了太阳才有了生命，阳气就是人身的太阳…… 田原：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笑） 李可：没有阳气就没有生命。从养生治病的经历来看：阳萎则病，阳衰则危，阳亡则死；所以救阳，护阳，温阳，养阳，通阳，一刻不可忘；治病用药切切不可伤阳。所以古人云：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求之于肾就是救阳气。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表现也不一样，小孩儿时候，当然是阳气旺盛；生长发育到成年以后的话，所谓阴阳平衡，就是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但是，到老年以后，无缘无故的流鼻涕、流口水、流眼泪，或者是小便憋不住，尿频，这些都是因为人在老年以后，阳气衰弱，阳气失去统帅作用。 很多老年人在危险期的时候，特别是像一些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肺心病，或者其它的并发急性心衰，只有一条办法，就是救阳，方法就是补充阳气，保护阳气。要特别看中一点。阳气救回来了，这个人就活过来了。这个东西就好象水龙头的开关一样，它的阀门、螺丝逐渐的变松，要把它拧好。我记得读《傅青主女科》时，有一段话，治疗大出血之后怎么样来挽救，原话是“已亡之阴难以骤生，未亡之气所当急固”，大出血之后，损失的血虽然不能马上生出来，但是一旦阴损及阳，阳气一散，这个人生命就终结了。你看他虽然病的非常厉害，只要有一丝阳气不散，这个就可以救。所以在看病的时候有个格言：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田原：您从行医到现在，看过的病人有个大概的数据吗？ 李可：哎呀，总有10多万吧。 田原：冒昧问您一句，有效率能有多少？ 李可：一般的都有效。
田原：在您这10多万病人中，重症心衰的病人占多数？ 李可：我主要就是治疗这个病。
田原：您收治的重症心衰病人到了什么程度？ 李可：就是西医判断这个人绝对活不了了，嘱咐家属准备后事，大多发了病危通知书。像这种情况居多数，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田原：这些病人被送到您这儿的时候，都是什么状态？ 李可：大部分都昏迷了，找不到脉搏，量不到血压，有的还剩下一点呼吸，全身冰凉，就剩胸部心脏这一块还有一点温度……其实这种病人救过来的速度最快，吃上药马上就好。 田原：为什么？ 李可：就像打仗一样啊，因为他的矛盾集中啊。反而那种半死不活，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情况费的时间很长。其实越是重症，中医抢救的速度、抢救的效果越好，在这个领域肯定强过现代医学。 田原：通常情况下，像您说的这种重症心衰病人，应该是全身衰竭，并且伴有很多合并症了吧？ 李可：对，各种各样的病，到最后就走到这一步了。 李可：呃，一样。但是，心衰可以抢救过来，肿瘤呢，因为它这个五脏的损伤过大，有的吧，可以救活；有的就算抢救过来了，不久也就死去了，因为他使用中药太晚了。在肿瘤早期还差不多。不只肿瘤，好多病都不是马上就得的啊，往往发现的时候，整个五脏气血都损伤得很严重。 肿瘤这个东西最早产生的是阳虚，阳气虚了以后，慢慢就结成小块儿，然后逐渐长大，成为一个影响人生命的东西，所以我治疗肿瘤的时候，找原点，还是在阳气上下工夫。首先保住这个病人的阳气，不要让他继续再消耗，然后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慢慢缩小，使这个病人暂时和肿瘤共存，然后等到它那个阳气旺了，就可以攻下，把这个肿瘤打败。所以呢，这个肿瘤呢，需要很长时间调理。但是肿瘤病人只要不犯错误，不要做这个放疗、化疗，生命一般都可以延长好多年。
田原：单纯的心衰病人您就可以使他起死回生？ 李可：嗯，那个快。 田原：您认为肿瘤病人做放、化疗是错误的？ 李可：现在国外西医这个高层啊，对放、化疗这个问题啊，都开始反思了。我记得，去年《参考消息》登过这么一个消息：美国做过一个试验，什么试验呢？给一部分六十五岁到八十岁这个年龄段正常死亡的老人做尸体解剖，解剖的结果是，这些人全部都有肿瘤，有的肿瘤有拳头那么大，十公分左右。 但是本人在生前没有什么感觉，一直到死都没发现自己长了肿瘤。这个说明啥问题啊？说明肿瘤可以和人共存，只要你不惊扰它，它也不能危害你，你越是对它采取一些措施--放疗了，化疗了，手术了……反而使它很快就扩散。 为什么肿瘤病人经过手术或者放、化疗之后，肿瘤很快就扩散？是什么道理？他们（美国人）从那个微观的角度啊，找了一下最基本的原因。研究结果呢，就是这几种方法刺激人体以后啊，病人体内生长了一种叫异常生长因子二号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旦抬头，肿瘤就通过淋巴系统、血液系统等各个系统向全身扩散，所以国外基本上都不主张作放疗、化疗了。 有一位很著名的美国大夫，他生前啊，留下一部书，他在书中就反思啊，说我们动手术的这些病人啊，有百分之七十其实可以不动手术，也不应该动手术的。 田原：说明西方医学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 李可：美国对中医的研究啊，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表面。国内还是说的多，做的少。（笑）去年有个统计，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在册的，能看病的中医有二十七万六千人，到了2004年国庆前的时候就只剩下二十七万人，就短了六千人，这才多少年啊？你看我们国家办了那么多中医学院，这么些年下来，每所中医学院最起码应该培养一万人了吧？那就应该增加三十多万，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可是最后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少了六千人。好些个大学毕业的中医学生找不到出路，最后都改行学西医了，这样的人多得很啊。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教育体制是失败的。 中医西化先做CT 大毒之药反救性命
李可：这和中医全盘西化有很大关系，现在我们全国所有镇以上的医院，凡有中医的，都要被西化。病人来了，他啊首先让你去做CT，做化验，他也跟西医一样凭这个化验单来看病，中医那套东西都忘了，不会用了。
田原：说到中医要不要西化的问题，李老您是最有说服力的，您在灵石县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时候，几乎所有需要抢救的病人都往中医科急送，堪为奇观。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李可：对。那是我在县医院中医科的时候。1979年到1983年。那时候，我正在研究中医的急症治疗，研究怎么样把垂死的病人很快救过来。我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医急症的，1979年调入人民医院之后，这套东西就比较成熟了。所以到县级医院里的这些急性心衰的、呼吸衰竭的，或者各种原因引起的重症休克、垂死的这种病人一般都是中医插手，西医主动就邀请中医来协作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他们就发现，中医用的这些方法不但是见效快，而且救过来以后很稳定，花的钱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有时候就百分之五六。
田原：您用的什么方法？喝药、针灸、灌肠……都有吗？ 李可：急救的时候用针灸，主要用中药，很少使用灌肠。 田原：在大多数人心中，包括我自己都有这样的想法，中医还没有发生的病是很厉害的，也就是老百姓讲的养生。甚至很多“名医”也建议请西医比如说心梗，在冠心病阶段更多强调平时的保养，一旦发生心梗，性命攸关了，都认为即使张仲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很多“名中医”都建议赶紧送协和，上呼吸机、打强心针。但是见了您，听了您那么多起死回生的病例，我才突然感觉，太小看中医了，他是真的能逆转生死的。 李可：中医现在逐渐衰弱了。其实中医各种急重症能治疗，过去的书里都讲过。我在农村，看到很多农民，生活各方面困难，有病都拖着，一发病就是九死一生，不救就死了。在晋中地区（的病人）就比较重视，急诊都找中医，西医发了病危通知书，不抬回家就火化，我们那里的人特别怕火化。有个老师姓颜，在高原地区工作几十年，得了心脏病，平均半年住在医院。95年月3月份，他再次发生心衰，当地最高水平的西医认为没有希望，家属不死心，抬出来后，我开始插手治疗，三剂破格救心汤，600克附子，三天后，能下炕了。 因为他没有儿女，很悲观，好了之后，我告诉他方子，让他配药调养，他也没有做，隔了三年，一次重感冒，我没在家，没救回来，本来可以活很长时间。 李可：我也不知道，尽量努力就是。有一个病人，是个高大的农民，没钱，吃饭都够呛，得了心肌炎也没有钱治，心脏巨大，压迫了整个胸腔。住进我弟子开的医院，病人嘴唇黑，脸上有雾气，脉搏快，喘，根本不能动。住进来以后，200克附子加麝香，隔一个小时加200克，加到750克附子， 4天后醒了。医药费一千多元，我告诉弟子免了他的药费，如果他有钱长期吃培元固本，是可以带病延年的。
田原：附子本来是世人眼中的毒药，但是到了您的手里，把它变成了神药。 李可：这个东西啊，我离休以后，花了几年时间反思了一下，写了个文章，都在我那本书里边儿，我把他们都系统地做以总结，就是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有些问题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扭转的。 那时我就发现中医最大的弊病就是中西医结合。现在他们说这方面还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何长短…… 其实中医本来就有一整套的急救的方法。你说《伤寒论》是怎么来的，那就是在大型瘟疫当中总结的成功经验，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但为啥后来中医能掌握这些方法的人很少了？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看中了这个大市场，要让这个他们的医药来占领这个市场。这是个大买卖，发大财的事儿啊。我说在这种境况下，中医的生命力就逐渐被消磨，最后……（沉默）
田原：中医各流派的说法太多了，您入门时没有师传，就靠大量阅读中医书籍来学习中医，对您的思路影响最大的是哪部书？ 李可：那个情况就很复杂了。我学中医是自学，特殊机缘走上这条路，根底浅。我 23岁自学中医，6年以后记了些方，那个时候没有鉴别能力啊，囫囵吞枣先咽下去再说。治病的时候也只会对号入座，有时效果不好也闹不清什么回事。请教老中医，他们告诉我，中医的出路在《伤寒论》，于是我就开始自学《伤寒论》。 不过呢，那个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天津的左季云老人。我在基层第一线从事中医工作52年，青年时代，通过读左季云《伤寒论类方会参》，从中得以见到一些他所引用的清末火神派始祖郑钦安的一些观点，以及一些思路精华，血液元阳为生命之本的观点。他那个著作里头啊，关于“四逆汤”的论述非常好。所以我当时就接受了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他这个书啊，就是用方类证的方法，研究《伤寒论》的一部著作。这在古代研究《伤寒论》的学派里边也是很大的一派。 他这种方法很简单，把性质相同，但是又有许多细微差别的方子啊归纳在一起，然后再辨别具体方子应该怎么用。比如说，发热恶寒，脉浮紧，这不是“太阳”病吗？“太阳”病的这个证，就是“麻黄汤”的适应证，只要你记住“麻黄汤”的这个主证，你就可以用“麻黄汤”这个方子。
田原：看了《伤寒论类方汇参》就找着窍门儿了。（笑） 李可：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从学方开始，麻黄汤系列，麻黄附子汤，麻桂各半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好些东西似懂非懂，但病情是不断改变的，就不能拿着方子套人。现在呢，各种各样的病放在六经中去考虑，妇科、儿科都是这样，进步一点了。（笑）
学医切忌死记硬背 滋阳降火性命不保
李可：一般初学中医的人啊，就是先学一些历代遗留下来的方剂，背些“汤头歌”什么的。我没有师传，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说要把哪些东西背的滚瓜烂熟的。假使我有老师，他也会规定我背这些。这些个书里头呢，当然是有一些有效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个错误的东西，当你把它们普遍接受下来以后，你在临床上就要自己摸索，有很多都是碰得头破血流才悟出来，哪个方子好用，哪个方子绝对不能用，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初学中医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头痛医头，足痛医足，不能整体辨证，用死方子去套活的病人，“对号入座”，十有八九相反。 比如我曾经治疗过这么一个肺结核病人，双肺已经空洞了。他连续发烧一个月了，每天都烧到三十八度、三十八度五，然后出一身大汗，平稳一下，第二天又是那样……我们山西太原的结核病院就给他下了诊断，说这个病不能治了，你们回去准备后事吧。 这是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病人，用的就是朱丹溪的理论——滋阴降火。他就认为这个痨瘵，“痨”就是现在讲的肺结核，古代管这种病就叫作痨瘵，这种病首先它是损伤脾气、胃气，然后耗散元阳，所以病人会不断地发热。朱丹溪就认为这种病应该补“水”，把那个“火”扑灭了。病人烧到这种程度了，按照他的理论，应该添一些“水”，滋阴啊，水火不就相对平衡了吗？古代治疗这种病用的都是这个办法，主要是滋阴降火。 当时我用的方子是“青蒿鳖甲汤”，治疗所谓“骨蒸潮热”，意思是那个热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热哄哄的，老退不了。结果吃了这个药以后，这个人到后半夜就感觉气喘，就来不了气儿。我跟病人的弟弟比较熟，连夜过去看他的情况，我一看，坏了。
田原：方子用错了？ 李可：这个方子肯定错了！这个病人马上就亡阳，上不来气了，他那个气是有出无入啊。当时他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家里有红参，就把红参打碎，赶快煮汤一口一口喂他，初步稳定一下；然后，我就给他开那个“四逆汤”，先救阳；最后再用“参附龙牡救逆汤” ，一下子潮热退掉了，把他救过来了。之后一直到他临死，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发热。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一例都没有，因为肺结核发热是最难消除的。
田原：虽然退热了，命还是没有保住。 李可：因为他是双肺空洞啊，全身衰竭，所以最后还是死了。 我那个书里头也写到这个问题，那是我最痛苦的一个经历。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用滋阴降火的这些东西了。其实这个过程就把胃气进一步的损伤，最后连元气也保不住了，就是死亡。所以用这种方法治疗肺结核一个也好不了。 我那个书里头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从朱丹溪创立了这个学说，一直到近代很多人延用他的东西，造成的祸害非常严重。 因为他是个名人，金元四大家之一，在中医历史上有很高地位的。你现在来批判他，就牵连到他这一派的好些个传人啊。所以（笑）……
田原：（笑）传人很多吗？ 李可：很多，多数是朱丹溪派的。
田原：您怎么认识这个滋阴降火？ 李可：但自从那次以后，我就认识到所谓的热，那是一种“相火离位，土不伏火，元阳虚弱”，这么一种外散的表现。你从这个角度去敛他，就把他敛住了。但是如果不在生死关头你也体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个过程你没有亲身经历啊，就不可能去鉴别历史传承下来的几十万张中医方子中，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
田原：像您所说，毕竟要在生死关头，这样的机会不一定每一个医者都有啊。 李可：但是彭子益的著作就有这么个好处，你可以用他的那个观点，来考察历史上这些流派，和这些流派的主要论点，他们使用的一些方法，可以进行很明确的鉴别。他的功劳就在这。他把中医的精髓继承下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以供我们以后每一代人都沿着他这个路子发掘，发展。这样中医才有希望。
田原：的确，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笑）也听到很多中医院校里的学生们抱怨，读一本好书很不容易，更不用说思考了。 李可：最好的中医教材是啥？绝不是统编的这套东西，而是有个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他们的教材都是吕炳奎主编的，那是最正宗的。那些个教材把中医的基本体系都贯穿下来了。虽然也有一些应付时代的东西，比如说西医的解剖学他也编进去了，还有西医的生理病理学什么的他们也讲讲。但主要还是以四大经典《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杂病论》和《温病学》为主。
田原：西医解剖现在还是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很多中医院校都开始模仿西医的立项、实验，把中药打到老鼠、兔子身上，去看结果、看成分。 李可：那都没有用！中医绝对不会从什么动物实验中得出什么高招来，那完全是徒劳，完全没有用！活着的人，不但是和那些个小动物不同，而且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模式。绝对不可能像西医的那种，研究一种药，大家都能吃，中医没有这个。
田原：西医是想追求通用方吧，用一种药就能治大多数人的类似的病。 李可：那完全不可能。现在这个西医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人是有个体特异性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点。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东西，现在他也正在向这条路上走。
田原：这些观点您以前谈过吗？ 李可：没有，这些东西太刺耳。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不愿意放到台面上。安于现状，自欺欺人！
田原：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 李可：去年新华社西安分社对我做了一次电话采访，和我谈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因为这个人他很有意思，所以我无话不谈。最后他发表的时候，就光剩下了干巴巴那么几条，就是李可建议啊，国家应迅速设立中医部，以挽救中医，然后具体的东西就不见下文了。
诸病皆是元气受损 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李可：所谓的古中医学其实都是汉朝以前的中医学。汉唐以后由于好些人误解里面的主要观点，所以中医就走向了歧路。近现代的、西化以后的中医，都有好多错误的看法。 这个问题最早发现的人是谁啊？就是彭子益。彭子的理论源自于河图洛书五行理论，到他逝世前发展为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他在伤寒理论编进一步指出五行中土为中心，运中土可以溉四维，带动中气升降源源不断的供应五脏，以生命的活力，火可以生土，假使脾胃病用本药治疗无效，就要益火之源以生土。先天阳气是属火，命门之火叫阳根，阳根一拔，生命之无延，就没办法延续了。彭子还明确指出，中医的医易结合，伤寒论的全部奥秘，都在一个河图里体现了，一个河图的道理包括了中医所有的道理。他在1947年到1949年，临终的前一两年，将他一生的经验，写成了这本《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就把这个从《内经》、《易经》，《伤寒杂病论》所有的古代中医学的研究，全部继承了下来。这个书和我们现在的中医学院的教材完全是两回事。他和近代的中西汇通的观点完全不一样，那和中西结合派的观念就更不一样，它是真正古代的中医学。 彭子益的基本观点就是所有病都是本气致病。什么叫本气啊？本气就是元气，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混元之气。就是人在生下来以后，脾和胃中间升降所产生的中气，中气为后天之本，是生命的支柱，12经（也就是五脏六腑）的经气好像轮子，中气的升降带动了12经气的旋转，于是生命运动不停，当升则升，当降则降，是为无病，一旦中气受伤，升降乖乱，就是病；中气又是五脏的后勤部，假如没有这个中气维持、不断的供养，五脏就无以所养，最后阳气就无法生存。 先天的阳气，元阳，所有病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变了。不管你受了外界多大的干预，到你这个具体的人身上，首先就表现在哪一部分（元气有变的地方）受损伤。中医治病就是以本气为主，以人为本。不管任何病，本气强的，受邪从阳化热、化实；本气虚的，从阴化寒、化虚。 就算有些病是受外因的伤害，但是很多年都搞不清楚是哪有外邪，或者是哪一种外邪伤害了元气，最后归结到他目前的证候啊，首先建立、巩固他的后天。脾胃为后天之本啊，五脏皆禀气于胃，“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通俗地讲就是你首先让他吃得下饭，他才有抵抗力。 再一个就是肾气，脾肾为人身两本，治病要以顾护两本为第一要义。 古人有个形象的比喻，脾胃如釜，就是把脾胃比作是灶台上的锅，肾气为釜底之火，肾气就是肾阳，就是锅下的火，锅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和水，火力不够，这个水和食物怎么样才能熟得了？所以到最关键的时候，要照顾锅底之火。保护少阴经的那个元阳，元气不要走散。 脾属土，凡是脾胃病，假使理中不效，速用四逆。四逆汤是回阳的，补肾阳，所以就是补火生土！中气伤犹可救，肾气伤，彭子益叫做：拔阳根，从根拔起，生命终结！ 治病的大法主要就是这么两点。
田原：就是您常说的“生死关头，救阳为急”。这句话现在网上火的不得了，成了您的经典语录了。（笑） 李可：这也算是一个基本的大法。反正你不管它什么病，只要危及生命了，就赶快把阳气先救回来，别让它跑散。但是意外的情况，比如说肿瘤病人，大量的用抗生素，又做过放疗、化疗……放、化疗对人体的摧残很厉害的，做过以后喝水都要吐啊，更别说吃东西了。 这样的人要先救他的胃气，等什么时候胃气恢复一点，你再治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给一些错误的医疗方法擦屁股，这个费了我们很大的劲，几乎每一个病人都有这么个过程。
田原：追随古人的脚步给了您自信，所以您在《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的序中曾说“古中医学派，必将逐一攻克世界十大医难题中之心、肺、肾三衰、肿瘤等奇难重危急症！”。 李可：有些个西医曾经对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们对我说：你们空谈什么治未病，就像遮羞布，一个挡箭牌，我们束手无策的疾病，你们也没有什么高招。我就对他们说，我说同志，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懂中医三千年的历史，现在所说的十大医学难题，包括心脏器质性病变，癌症，脑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一系列症状），肺结核，糖尿病系列病症，免疫缺陷病，血液病，慢性肾衰，运动神经元疾病，艾滋病！这些个病西方医学界在本世纪初就提出来了，他们经过100年的奋斗，也没有成功，要我说基本失败了。但在中国来讲，这些病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自古有之。早在张仲景的时代、孙思邈的时代，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威胁人类健康的难题，已经做了比较好的解决，这个距今已经2000年左右。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的传承发生了断层，很多宝贵的医学遗产没有能够继承下来啊。 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医处在四面围剿的困境中，为了寻找出路，最早选择了中西会通，拿我们民族的东西、拿东方的东西向西方靠拢！然后进一步搞科学化、现代化，最后结果只能是自我毁灭。这些情况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中医复兴的路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是现代，而是2000年前的古代，不是西方，而是东方，中医的生命的灵魂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走易经与内经结合的路（而绝对不是中西医结合）。是伤寒杂病论，医圣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一整套的理法方药，统病于六经之内而囊括百法，是攻克世界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李可：所谓的古中医学，应该是汉唐以前的中医学。汉唐以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走向偏颇了。到了明清以后，李时珍那个年代，人们连药方的剂量都搞错了。 李时珍写那个《本草纲目》的时候啊，搜集了很多民间的验方，但是他那个方子有个什么特点？上面都没有剂量，拿不准该放多少，他那个年代的度量跟汉代的又有很大区别，好多的剂量都很大。究竟在临床实践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他也拿不准，那怎么办？就'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就是古代要用一两药物，现代把它用到一钱就可以了，十分之一。 这样的话，《伤寒论》也缴械了。《伤寒论》本来很厉害的，就像是一位勇猛的将军一样，张仲景当时就明确了利用附子的毒性，生附子一枚破八片，有毒，破开后煮的效果要大得多，阳气衰亡时，附子毒性就是救命仙丹。但是这个将军现在没有刀也没有剑，近代光看到毒性，没有往更层次去思考，力量肯定就弱了。剂量就是《伤寒论》的刀剑。 我在60年代的时候，我在实践中就发现，教科书里头那些古代的方子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子没有剂量，你得自个儿去琢磨。
田原：这可怎么办，连做医生的都得摸石头过河了。您开的方子药量都很大，如果按拳击来说，属于重量级的（笑）。您是怎么发现剂量的秘密的？ 李可：我怎么样能发现呢？有一次，一个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让抬回家准备后事。她儿子和我是朋友，就找我去看。我一看四肢冰冷，脉搏非常微弱，血压测不到。当时开了方子，用了一两半的附子，总共开了三剂药！我说你回去以后给老太太煮上吃，如果吃了药后体温上来了，就有效，你就再来找我。结果第二天他就来找我，说我妈情况很好，不但能够坐起来，还吃了很多东西，还张罗要下地帮儿媳妇做点家务活。我说不对！我昨天给你开了三剂药，怎么一天就吃完了？他也摸不着头脑了，就回去跟他媳妇说，原来他媳女一着急，三副药给熬在一块了（笑）。一副一两半，三副就是100多克啊，水又加少了，药熬的就剩下一点儿。他们就给老太太过一会儿喂一匙，喂了四十多分钟，药吃完了，老太太眼睛睁开了，第二天就下炕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药量问题是个关键问题。 后来到了80年代啊，我们国家考古，发现了一些个文物，其中就有东汉的度量衡器，叫“权”，“权”与《伤寒论》产生于同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的度量标准，有液体的量法是升，有中药的量法--一斤是多少，一两是多少……还有好多钱匕，相当于现代的药匙，比如把中药碾成末以后，病人要买一钱药，一钱是多少呢？你就量那么一钱倒在买药的人手里边儿。 当时啊，上海有位教授，他就根据这个东西做了具体的研究，研究出一种新的计算方法，汉代的一两，就是《伤寒论》上写的一两啊，我们首先把它折算成10钱，1 钱为3克，也就是说1两为30克，如果少于这个量，就不能治大病！但现代人多直接乘以15.625，认为1两为15.625克，正是30克的一半。
田原：如果后来没有发现这种新的计算方法，大家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您怎么敢给病人用那么大的药量！（笑）看来您的眼光和胆量都是超前的。 李可：那可不敢当（笑），我当时就是误打误撞。发现这个奥秘后，我就逐渐的查找历史上为什么发生断层。为什么《伤寒论》的方子有时候也治不了病了。查来查去，从李时珍开始，就都变成现在的小方子了，几钱几分的用，虽然也可以治好些个病，但我认为治不了大病，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
田原：也就是说《伤寒论》的理论虽然非常精炼，但在用药的剂量上如果没有到位，治病的效果肯定会要大打折扣？ 李可：等于把那个方子肢解了，只剩一个空壳，它怎么能治病啊？所以我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后，才开始用大剂量的附子给病人治病。那个很危险啊。
田原：何止危险，超过药典规定的剂量那么多，已经犯法了。（笑） 李可：（笑）对啊，药典上规定最高剂量９克……
李可：用量不等，反正一般心衰重症的病人，基础剂量得200克。抢救急重症啊，就得加大用量，这个东西啊，一下还说不透。
田原：只是基础用量就用到200克，可能有的病人还要用的更多，半斤甚至一斤都有可能用上？（笑） 李可：那个很少。 田原：《神农本草经》上说：“附子，味辛温有毒”。现代实验研究又表明15克附子可以毒死一头牛，您基础用量就要200克了！但临场实践证明：对重症病人立了奇功。（笑） 李可：我们行内的人啊，因为受了西医药理研究的影响，认为附子有大毒。虽然《神农本草》也这么记载，但是中药这个毒性啊，它都是相对的，比如说你得的是热症，那么我这个大黄、石膏对你来说就是仙丹；如果得的是严重的寒症，那么附子啊，这些东西就是良药。你治热症用附子，那一点儿都不行。 2004 年在南宁的时候，刘力红带着好多研究生，都是每天起来，单纯尝附子。看看到底人体对附子的耐受有多大，究竟有什么反应，看看会不会像现在科学成分讲的附子有没有那么大的毒性。其中有很多同志在每天早上尝附子的过程中，就治了他好多病！我们这代人用附子都有亲身经历，我们的弟子都是首先自己去尝药。在治疗中，一旦经过辨证，立出方子那是不会有问题。以前方子里有用防风、蜂蜜、黑豆的，都是为了解附子的毒，这样就把药的力量减弱了。
田原：用中药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这对一名中医来说是很熟悉的概念，但是大量用附子却不是谁都有这个勇气。现在听您笑谈用附子治疗重症病感觉很轻松，但是这个过程走过来，也经历很多坎坷吧，这么大的剂量，哪儿敢光明正大地用啊，药房都不敢给您抓药吧？（笑） 李可：我开始用大量附子抢救病人的时候，我的好多方子都要经过我们县里的公安局长签字。
田原：有意思，中医开药，公安局长签字，这在国内外的医疗史上也是个例。可是，公安局长不是医生，怎么就能给您签字？毕竟是大毒，他怎么敢做这个担保？ 李可：他不签字你就取不出药来。因为他了解这个情况，他见我用这个药治好过病，我也给他的家人看过病。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不就是院长签字，要不就是公安局长签字。（笑）
田原：（笑）您老人家真是厉害！医生开方子还要公安局长的签字才能用药，您看了十几万人，这公安局长的字儿可没少签？ 李可：（笑）以后慢慢大家都了解了，他们一看是我开的方子，药房就给药。
田原：开出第一张有大剂量附子的方子，多大年纪？ 李可：三十多岁。
田原：还很年轻呢！那时候心里就有底？ 李可：啊，那个时候都很有把握了，没把握你不是自找倒霉？（笑）
田原：除了附子，您细辛的量用的也挺大的。有句话叫“细辛不过钱，过钱赛红矾”，用量过大，会导致气闭而死，您在大量用细辛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李可：细辛的问题大概是在宋代，出现的这个错误，而且讲这话的不是医生，而是一个看守犯人的牢头。当时有一个犯人自杀了，在他的尸体边上发现旁边放着些药，他鉴别以后认为是细辛粉，所以后世就流传“细辛不过钱”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说张仲景用的量超过“一钱”多少倍？伤寒论基础剂量是三两，我用这个量用了40年，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有些特殊的病，特别是接受了河北名医刘沛然老先生的经验之后，刘老先生治重病最高用了200克，我最高时用到120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唯一的缺陷是细辛味道太大。我们用的辽宁产的北细辛，我多次喝这个细辛，都恶心。
田原：您自己也吃？ 李可：我前段时候突发中风。我自己开方子，就是小续命汤，加细辛附子。当时说话都困难，舌根都发硬。
田原：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中风的迹象。 李可：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我吃了好几十付药。但还稍微有一点问题，说话太快就流口水。
田原：没有啊（笑），您也针灸吗？ 李可：这个也不需要，针灸是治疗中风的其中一种方法。过去认为中医的治疗手段是“一针，二灸，三服药”，因为针灸那个东西，几乎不需要花钱，就能解决好多问题，高明的针灸大夫啊，他可以通治百病，只要他判断准确，扎上几支针，把上下、表里调一调，这个病就好了。而且针灸也是急救方面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针灸比那些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快得多。一旦你稳住，先让这个人有命，然后再服药，就能把他救回来。 田原：“一针，二灸，三服药”，那您应该属于“三服药”里面的。（笑）您这次中风是自己开的方子？ 李可：对。 田原：吃了多长时间？ 李可：两个多月。 田原：师母，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李老发病的当时是什么状态？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李老曾经中风的痕迹。（笑） 师母：中风时就是流口水，全身麻木。我们俩都是中风啊。 李可：她（李老的夫人）也中风，我们俩一起吃药。（笑） 师母：他太累了，没办法的。现在看的病和以前的不一样。比如以前得癌症的很少啊，现在得癌症的人挺多的呀，每个人的病都不一样，用药就不一样，就要思考，就疲劳。 田原：但是又不能停下来，很多人都把李老当成救命的大医。李老，您怎么认识中风？ 李可：这和正气虚有关系，疲劳过度。 中风这个东西啊，从明朝以后啊，就出现了关于内风、外风的争论。特别是到了清末，特别是1840年以后啊，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当时对中医的冲击非常厉害。使得一部分中医就考虑一些应对的方法，这个就是最早的那个'中西汇通派'，如果你不懂现代医学的东西，那你这个中医就不能够立足，就不能生存，所以他们就搞这个东西。 本来中医治疗中风这种病啊，并不分内外，因为它有形，有证，你就根据这个形和证判断他是哪一经受病，你就治哪一经。如果它牵涉到的方面多，你考虑轻重缓急，侧重于哪一面，基本的方法就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里边儿有个复方，叫《古今录验》大小续命汤。 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流传的时间在2000年以上，最早应用的是谁啊？唐代号称药王的孙思邈。孙思邈自己中风以后啊，完全不能动，他就口述一个方子，让徒弟帮他磨成粉，做成“煮散”，什么叫煮散？就是一副中药，打成粉，分成若干个包，一天几包，放到水里边煮开了，然后连汤带药喝下去，那个叫“煮散”。这个比汤剂稍微慢一点，但是比那个丸剂又快。孙思邈一天吃四服，吃了十天十夜，第十一天的时候他自己起床了，这证明'大小续命汤'在治疗中风范围这个病，那绝对是久经考验的。 所谓“古今录验”，古，是指汉代以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治疗中风都是用这个方子的。而且他这种方法最后还被附录到《金匮要略》里边了，因为他的主体辨证方法合乎张仲景《伤寒论》里边的六经辨证。 现在呢，我把常用的治疗中风的方剂和用法提供出来，供有志于复兴古中医的青年一代辨证施用： 组成： 麻黄 川芎 独活 防己 甘草 杏仁 各90克 每次4克，绢包（细密之白布亦可），加水800毫升，文火煮至400毫升，分作4次饮，3小时1次，重症24小时用28克，不可间断。连饮7-10日。 1、中风急重症 1、此方为大小续命汤类方，为唐代孙思邈自拟自治方，孙真人方后有注云：“吾尝中风，言语蹇涩，四肢痑曳，处此方，日服四，十日十夜服之不绝，得愈。”我用此方治愈了自己的中风急症。大小续命汤也是我十几年来治疗中风的常用方，没有任何副作用。 2、方中，生附子所占比例极小，绝无中毒之虞！方用绢包，意在但取火气。 3、方中有大量生石膏反佐，对高血压无碍。 我中风以后右侧麻木，舌头发硬，讲话困难，回去就开始吃这个药，半个月就基本恢复到目前的程度。 田原：谢谢。嗯……孙思邈的千金方里的治诸风篇，似乎名气大的方子还有一些吧，而且用了十几、几十句话阐述，只是这个'续命煮散'不过三言两语，不是很起眼，要不是您慧眼把它使用出来，也许更没有人知道它了，精华往往就这样错过了！ 李可：这个东西是古代治疗中风的一个经方。大小续命汤差不多，大续命汤多了一个生石膏。 田原：目前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500万人死于中风，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听到中风都觉得害怕，但是在您这儿似乎很简单，一个方子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更多的医生做不到这一点？ 李可：这个方子现在用得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子被清末民国初一部分中西汇通派骂得狗血淋头啊，他们按现代医学研究结果，认为中风就是“肝阳上亢”，治法就要“镇肝息风”，最著名的就是张锡纯。还有南方的一个张山雷，他写过一本书，叫作《中风斠诠》，就是把古今所有治中风的东西，作细节地批判，受批判最重的就是这个“小续命汤”，他们认为麻黄都不能用，桂枝都不能用，因为现代药理认为其中附子麻黄、桂枝有升高血压的弊病，基本就被禁用，附子就更不用说了。他认为这些东西影响人的高级神经，使神经亢奋……中医管那些东西干啥啊？你治病就对了，所谓那个亢奋啊，就是阳气不守往外越的一种表现，你把它收敛起来就对了。 他们用镇肝息风的办法，没有治愈一例中风病人（笑），一个都没有。急性的他们也救不过来。你像我们主张治疗这个急性中风，昏迷不醒就是用生南星、生半夏、生附子……一大堆的剧毒药，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可以毒死一百头牛的这种东西啊，喝进去就好了。（笑） 师母：他喝了这个药以后啊，都休克过好几次了。最后一次喝下去都口吐白沫了。 李可：……（笑） 田原：李老自己试验？ 李可：那个不是试验。我喝下去之前，就知道，要有那么个过程。《内经》里都讲了：“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就是你那个药下去以后，恰好和你的这个病机相合，正邪相争，那个过程你就晕过去了。不过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田原：您就晕过去了？（笑） 李可：就是啊。要不然我怎么会好这么快啊（笑）。但是如果你要给一个中央首长用这个药，你就得犯思量啊。所以为什么古中医传不下来？就是有好多原因。过去宫廷御医那套东西完全不可取。 田原：宫里的方子、方法大都以延年益寿，保健强身为主，那可是给皇帝、贵族看病呢。 李可：对。他随时有可能会被杀头啊。但是民间呢，不但要治病还要救人，不然他马上就呜呼哀哉了，你就要从阎王爷那儿把他拉回来。（笑） 师母：那是给自己喝呀。要给别人喝的话…… 李可：不行，有好几个病人出现这种情况就来找我。其实这种情况很容易解释，就是吃药以后啊，调动了人体的自我修复机制，和外邪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个反应越剧烈你的病好得越快。 田原：病人忽然晕过去，做家属的都着急，这个也可以理解的。这么看来，咱们最应该做的啊，就是把《黄帝内经》先普及了，让大家都懂得“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您这方子用起来才能百无禁忌呢。（笑） 李可：所以我们用药要遵照神农本草经的理论和原则，我们看病、辨证要遵循《内经》，《伤寒论》，医圣张仲景的方法，而不是后世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方法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不会出问题，只要你辨证准确。附子并不是现在讲的这么可怕，畏附子如蛇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