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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商周之交的战略局势，我们不得不提再一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说辞。我在其他回帖里也用了较长的篇幅谈了我对这句话的看法。在这里再从其他角度作一个简略的分析。
“三分天下有其二”最早出自《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言下之意就是周文王临死之前，天下已经有三分之二落入周人的掌控之中，然而周文王依然侍奉着荒淫无道的纣王，以尽臣子的职责，这是多么有责任感，多么有道德啊！ 
周人在文王时期获取天下三分之二的说法在春秋末年十分流行，当然不会是孔子的个人发明。比如《逸周书·程典》里说：“维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以天下为九州。文王控制了六州，岂不是三分之二么？带领六州的诸侯侍奉商朝，和《论语·泰伯》的内容是一个意思。
《逸周书》里的文章很多观点与儒家正统观念差距很大，一般儒家都不屑于理会《逸周书》。使得《逸周书》在某种程度上躲避了儒家的篡改，保存了一些先秦历史资料的原貌。当然刚出虎穴又入狼窝，逃避了篡改，同时也就难以获得良好的校勘，导致《逸周书》错乱难读，这是另一回事了。
《逸周书·程典》中的文章，说明文王控制天下三分之二的说法，肯定不是孔子为了吹嘘文王的德行自己编造出来的说法。“六州之侯”，是对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最直接、最形象的描述。《逸周书》的注释家孔晁给了一个解释版本，说荆、扬、雍、豫、幽、营六州掌握在文王手里，而徐、兖、冀三州掌握在纣王的手里。哇，写得那么清楚，哪个州哪个州，清清爽爽，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恰恰是这种看似明确的说法，暴露了历史上关于“九州”的复杂的地理争议。
首先我们知道，在先秦文献中，“九州”的说辞有不同版本。
《尚书·禹贡》中的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梁、雍、豫。
《尔雅·释地》中的九州为：杨、荆、豫、兖、冀、雍、徐、幽、营。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九州为：扬、荆、豫、兖、冀、青、雍、幽、并。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中的九州为：扬、荆、豫、兖、冀、青、雍、幽、徐。
以上版本虽有差异，多少被列入正统地理观念。另外还有一些不太入流的九州划分标准。
《淮南子·地形训》有：神州农土，次州沃土、戎州滔土、弇州并土、冀州中土、台州肥土、泲州成土、薄州隐土、阳州申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有：神州晨土、昂州深土、戎州滔土、弇州开土、冀州白土、柱州肥土、玄州成土、咸州隐土、扬州信土。
《初学记》 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有：神州、迎州（次州）、戎州、拾州、冀州、柱州（括州）、玄州（宫州、齐州）、咸州（薄州）、阳州。
传统看法以为《禹贡》是夏制，《尔雅》是商制，《周礼》是周制。 可以看出，孔晁所用的九州版本是《尔雅·释地》，取商制之说。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在整齐文献，并没有坚实的依据。更有甚者，有学者将以上诸州州名杂糅到一起，来比附《尚书·尧典》中“肇十有二州”的概念，更是属于学者人为地层垒造史。
在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九州划分标准。《容成氏》中的九州为：夹（冀）、涂（徐）、竞、莒、蓏（藕、并）、荆、阳（扬）、叙（豫）、虘（沮）。经过晏昌贵先生研究认为：“处于三方（东为海）边地的荆、阳、虘、藕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符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夹、竞、涂、叙、莒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区别较大。”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就是九州在西周之前难以证明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理划分标准，但是到了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出现，不同的学者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他们所认为的天下进行超越诸侯国界的划分，逐步形成系统的九州观念。到秦之后纳入到国家行政区划范畴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色存在。
那么由此看来，周文王掌控荆、扬、雍、豫、幽、营六州的诸侯的说法就根本是无稽之谈了。假设以《尔雅·释地》版九州为标准衡量文王时期真实控制的地理疆域。我觉得周文王恐怕连雍州都无法全境控制，荆州、杨州地区活跃着庸国、虎方、鄀国等势力，豫州、冀州地区商人与鬼方和谐共处，徐州、兖州、营州地区夷方、盂方为首的东夷势力在和商人长期的拉锯战。幽州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地界。文王九分天下有其一就已经很不错了。商人虽然也未能占据九州之地，但树大根深，实力与其他方国相比独占鳌头，四外征伐，成为东亚大陆的核心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另外在先秦到汉代还有一个所谓“天下二垂归之”的说法（银雀山汉简《六韬》残片逸文、《淮南子·道应训》、《淮南子·要略》），这里的“二垂”古代注释家解释成极远的边界。也就是说天下很远很远的地方都有人跑来归顺周文王。这话比“三分天下有其二”说得更没边。
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没有直接使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观点，而是在《齐太公世家》中说了这么一句“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也就是说，周文王能使得三分之二的天下归顺自己，大部分是太公望吕尚，也就是姜子牙的出谋划策的功劳。但是司马迁压根连姜子牙的人生经历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还特意在《齐太公世家》并列了三个不尽相同的版本，那么“三分天下有其二”有多水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底姜子牙怎么给文王出谋划策，基本上没有可信的证据，战国时期的兵书《六韬》是假借姜子牙的名义所写的兵书，对姜子牙的各种计谋吹嘘得是无以复加。但是无名作者根本没想过姜子牙时代中原地区还不存在大规模骑兵，所以他自己对于各种战争技法的理解绝不能算到姜子牙头上。 
就是这未及天下九分之一的“小邦周”竟然拱倒了东亚头号强国“大邑商”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644年清军入关带来的震撼。以至于笔者的朋友纲帝陛下写了篇“牧野之后无华夏，山顶洞后无中国”的调侃恶搞文。 《史记》中说，周武王在父亲死后没多久，开始发起对商王朝的征讨，他深切怀念着他死去的父亲，以至于不称继位，到处拉着爹的木主（相当于后来的牌位），自称“太子发”以示不敢自专。至于武王为什么如此怀念自己的爹，其实从学术角度来说是有一番很大的说头的，在这里就不作展开。《史记》说，武王率军走孟津，会见了“八百诸侯”。《逸周书》《战国策·齐策》、《吕氏春秋》等书上说商汤伐夏桀的时候有三千诸侯。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八百诸侯”看起来也不算多。但是一核算兵力就比较搞笑了。如果“八百诸侯”真实存在，每个诸侯能带个百八十人就顶天了，就这凑出的兵力也是很庞大的数字，足以撼动当时的政治局势，但问题是可能吗？ 
何况从其他角度分析“八百诸侯”的说法未必成立。里面涉及到今文尚书中最最诡异的《太誓》篇的流传。
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写道，西汉宣帝年间，有个河内郡（黄河以北，相当于战国魏国的领土范围）的一个女子在老屋子里发现《易》、《礼》、《尚书》等古代文献的竹简。经过国家鉴定，经过校勘后发现都属于逸文。其中尚书篇为《泰誓》，于是宣帝下旨，将这几篇分别编入相关类别。伏生传本今文尚书再加上河内本《泰誓》，凑够二十九篇（一说三十篇，其中涉及到篇目的拆分，这里不提）。
河内本《泰誓》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武王在伐商之前两次来到孟津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虽然此文早已失传，但是通过古书的征引，可以还原出一个大概。通过文字对照可以发现河内本《泰誓》的内容与《史记》的《周本纪》还有《齐太公世家》个别片段文字是相似的。那么说如果这个河内本《泰誓》真是汉宣帝时期发现并献给国家的，司马迁的《史记》是不是写得太晚了点呢？更奇怪的是，春秋战国的文献诸如《国语》、《墨子》之类所引用的《太誓》文字一概没有提及。而伏生据说写了一本解释《尚书》的书叫《尚书大传》，里面有《泰誓传》文字也和河内本《泰誓》极为相似。那么说《史记》有可能是参考了《尚书大传》的文字。而河内本《泰誓》就不免怀疑做假了。这么看来“八百诸侯”很可能是伏生或之前的儒生夸大其词的产物，并非真正的古文尚书。
既然“八百诸侯”的记载不靠谱，武王伐商时期周人真正的盟友有谁呢？当然莫过于“牧誓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这八国的地望，古往今来许多学者予以考证。传统上说，伪古文尚书孔传（假托孔安国之名给伪古文尚书作注释，以下简称伪孔传）的影响比较大。现代来说，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影响比较大。伪孔传说：“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
顾颉刚先生基于伪孔传以及传统学者的考证进行修订，认为庸在湖北竹山县，卢在湖北南漳县，彭在湖北、濮在湖北枝江县，与蜀皆在汉水流域；微在陕西眉县，与髳和微都在渭水及河水流域。其中蜀地的解释已经超出了传统认识的成都平原。但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并不是最终答案。童书业先生则进一步提出蜀在今陕西旬阳县蜀河一带。
古代地理考证一向是错综复杂。因为在居民迁徙过程中，地名会发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变化。一种是将旧有的地名改成新的名字，另一种则是将新迁居的新址用旧名来命名。年深日久导致各种混淆。
蜀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但是商周时期的蜀和后来的四川蜀是不是一回事。学术领域有广泛的争议。
胡厚宣先生认为蜀地在山东,“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陈梦家先生认为在山西南部,“故城在今新绛西”。还有认为在殷之西北等等。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等先生则认为在川西高原至成都平原一带。蔡运章先生认为在河南灵宝西北。杜勇先生认为在河南长葛市。可谓五花八门。如果画地图的话，还要把诸家观点密密麻麻点在地图上，让某个拿着自己画的粗糙地图说事儿的主情何以堪呀。
从《牧誓》本身来看，蜀应该是属于周位置平齐或者更靠西的国家，但能不能到达四川另说。我们知道，通过考古发掘，四川地区发现了一个青铜文明——三星堆文明。因为其中出土的权杖上有鱼和野鸭的图案，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三星堆文明可能是传说中的鱼凫氏。一些学者还猜测后来的望帝杜宇可能是乘着鱼凫氏加入了武王伐商的阵营，推翻了鱼凫氏政权。但是相关猜测的前提是，牧誓八国的蜀真的是位于四川的国家。
这一点还有回旋的余地，因为我们还有其他资料可以探讨。《逸周书·世俘》中提到说武王伐商胜利40天之后，马上就派遣大将新荒去伐蜀。这件事在周原卜骨上也有反映。好家伙，牧誓八国的盟友关系太不牢靠了，这边商纣王才刚刚搞定，蜀地就开始反水。仅仅过了30多天，新荒就回来复命报告斩获情况。武王从周（陕西长安县一带）来到牧野（河南淇县一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而新荒去伐蜀一个来回用了一个月，那么可以近似猜想。从商朝都城到蜀大约只有周地到商朝都城一半的路程。
另外在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班簋》中还提到周穆王命毛伯班代替虢城公，“秉繁、蜀、巢命”，大概是负责监管繁、蜀、巢三地的政治局势。
巢国传统的说法是位于现在的安徽巢湖市一带。但这个巢的位置在商的东边，好像和《班簋》中的巢不是一个地方。
那么再转向繁。繁地在陕西岐山周公庙发现的甲骨文中也提到。说明也是一个周人早期所征伐的重要战略地点。繁地的位置有几种说法，1、是指繁阳，位于河南内黄县以北；2、是指繁县，在今天四川新繁以北；3、是指繁庞，位于陕西韩城县东南、韩原东偏。
繁地后来成为晋国的主攻地区，在晋国相关的青铜器铭文中多次出现。据此分析繁地位于陕西韩城县一带的可能性较大。那么以此推想，童书业先生提出的商周时期的“蜀”位于陕西旬阳县蜀河一带。此蜀与四川三星堆文明也好、鱼凫氏也好、望帝杜宇也好，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再看庸，庸可以说是汉水流域的一大强国，在商周之际实力不详。庸国的都城位于上庸，现在的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在那里还发现了“庸公之大元凡子羽戈”，证明起码是春秋早期就建都于此。相比庸国，楚国在汉水流域的发展那是周朝建立以后的事情，虽然楚人加入了周人伐商的阵营，周原卜骨里已经提到了楚，但是《牧誓》里却没有提到楚。只能说明楚人当时的实力实在太弱了，《牧誓》中都不屑于提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笔者也在考虑庸国和楚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历史渊源。其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楚人的祖先有陆终和祝融。“终”和“融”在金文和楚简里都写作“[虫庸]”，古书里有直接把“祝融”写作“祝庸”的例子。如此猜测，难道庸国是楚人的母国？当然从文字的本意出发，“庸”的本意还是高大的城池，所以和陆终、祝融的关系也可能是巧合。
再说彭国，《国语·郑语》中祝融八姓第三姓“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其中彭祖是传说中的老寿星。《楚辞·天问》中提到，由于彭祖给上帝献上了美味的野鸡，上帝赐下阳寿八百，中国人的上帝太好收买了，一份野鸡就给阳寿八百。相比之下，犹太人的上帝就忒不是东西了，逼着亚伯拉罕杀害自己的亲儿子，以示效忠，虽然到底没有杀死儿子，犹太上帝才吝啬地给了亚伯拉罕一百七十五岁的寿命。
彭祖的神奇故事在古书里还有很多，有人还说他年纪上百了还跟几十岁的人一样，精力旺盛，以至于古代的性教育读本中都拿彭祖作为典范。
有学者以为八百年实际上是彭国立国的时间。以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计算，彭国的存在时间要远远超过八百年，其中的差额在这里就不细究了，知道有这么个传说即可。
豕韦氏据说可能在商初的时候被商汤所灭，后来改封了祁姓的御龙氏刘累的后人，这一支后来演变成晋国六家大夫的范氏。
诸稽氏后来成为越王称号的前缀，出现在越王剑上，写作“者旨”，这一点比较奇怪，因为《郑语》里提到“芈姓夔越”，即是说越王祖先与楚王都是祝融八姓中的第八姓芈（妳）姓。这个一时半会儿扯不清，姑且跳过。 
彭国至少从夏朝存在，一直到商末。
《逸周书·尝麦》里说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夏启（没错，就是大禹的宝贝儿子，夏王朝的创立者）的儿子武观（一称五子）对父亲的统治不满，以河西为据点，作《武观》为檄文，向父亲发起挑战，夏启惊慌失措，命令彭伯寿率军讨伐武观，彭伯寿不负夏启的期望，将武观打败。这段历史被伪造《今本竹书纪年》的人利用，列入夏启编年，混淆视听。另一方面，《武观》经过多年的历史歪曲，形成《五子之歌》伪古文列入《尚书》，从史实到内容都与真正的《武观》相去甚远。真本《武观》所幸被《墨子》转载，虽然在文字上可能还有讹误，但我们多少能拨开一部分迷雾，窥探历史的真相。
微、卢二国在武王伐商胜利后没有像蜀国那么快反水，他们连同来自东夷的夷方成为周王朝重点扶持的对象，所以《尚书·立政》中提到了“夷、微、卢”三国首长，作为牵制东西方的其他方国的重要力量。不过这三个方国也不是完全服服帖帖地听从周王室指挥，依然具有极强的独立性。
微国的位置传统认为是在陕西眉县境内，国君称号为“眉敖”，微眉二字古通，“敖”与后来楚国的莫敖、若敖、霄敖、堵敖类似，表示一国的大首领。
微国国君眉敖在周共王时代还是很牛气的，话说周共王九年正月，周共王在驹宫会见了眉敖。很多贵族都要出席欢迎仪式，而且要架设车马仪仗抖威风。一个叫矩伯的贵族家中有上好的田地，却拿不出像样的仪仗，国家也不给专发，贵族们需要自己找门路。于是乎向自己的老朋友，朝中专门管理各种日常用品的裘卫做交易，用自己的林地换来一辆好车和若干车马配套设施。并找公证的官员公证。仪仗大概还算成功，但是眉敖九月份就开始翻脸，于是乎周共王不得不让朝中重臣益公带着兵吓唬一下，眉敖又老实向周王朝献上布帛以示和解。
眉敖与周王朝一直磕磕碰碰，但是微国的臣子好像已经逐渐倾心于周王朝。陕西扶风出土的《史墙盘》叙述了周共王时期的史官史墙的祖先事迹，史墙的烈祖被称为微史，投奔了周武王。可能就是微国的史官。这里要分辨一下，因为商纣王的庶兄，宋国的创始人微子启在商朝的封地也是微，这个微与方国微不是一个地方。扶风眉县两地距离较近。史墙家族大概就相当于微国与周王朝的联络员，后来逐步转换成周王朝的臣子。 卢大概就是商朝的卢方，商王武丁的夫人妇好墓中曾经发现一件大玉戈，长38.6厘米，厚0.6厘米，上面刻有“卢方皆入戈五”。这个就是卢方孝敬给商王武丁的五件玉戈的一件，大概武丁把它赐给能征善战的老婆妇好，妇好去世后带入墓中。武王伐商之时既然卢方都投靠了，也从侧面证明商纣王的外交实在是很差劲，把原来的许多盟友都得罪了。卢的位置西周青铜器《史密簋》来推测，与商末周初汉江流域的强国虎方临近，所以定在湖北南漳县应该能说得过去。
虎方的强大在殷商甲骨文以及西周金文中都有体现。周王朝实行多种纪年法，除了常见的周王纪年法外，还有一种叫做以事纪年法。其中有一年称为“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可见虎方在西周早期的影响力。
在虎方、卢方肆虐之时，周王朝还动用了齐国、莱国等军队前去镇压，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齐国在东方诸侯国中的领导地位。虎方和卢方除了要面对周王朝的势力，还要面对汉水流域的强国庸、鄀、噩等国，以及新兴的楚人集团。在漫长的混战中逐步衰亡，乃至于到了春秋时期基本上湮灭无闻。
这里的夷应该指的是与商纣王对抗的夷方，它是东夷势力中的强者，但是商纣王把它打趴下之后，被周王朝收编，此后在历史上就完全湮没无名。纣王的支持者费仲飞廉（费读作弼，飞廉又写作蜚廉）向东逃窜，串联薄姑氏、丰伯、徐、奄以及熊盈之族，再联合三监以及纣王的儿子武庚（可能就是《系年》里提到的录子耿，《大保簋》上的录子圣），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周运动。
费仲飞廉大家应该有点了解，《封神榜》中的大奸臣，实际上这位老大就是秦国的祖先。上古时期的风神叫做飞廉，而史书里说费仲飞廉是个奔跑健将，大概因此得名为飞廉吧。他的儿子恶来（这里的恶通亚，是商朝贵族集团的一种标志），孔武有力，是纣王的护卫军长官之一，据说是死在了牧野之战中。 
从表面上看，飞廉的儿子因为抵抗周人战死了，按理说飞廉应该和周人是不共戴天，但考察相关历史资料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简单。飞廉家族的发迹可以说涉及到商末周初，东西两条战线的战略布局。飞廉的祖父戎胥轩在商朝末年驻守在陕西地区，靠近周人的势力圈，与申国的祖先骊山女（黎山老母的历史原型）结为夫妇，生下飞廉的父亲中潏。后来飞廉、恶来父子又被转调到东方战线。
而申国是姜姓之国，与姜子牙的出生之国吕国（后世又被写作甫国）、还有许国，系出同源，原来都是周朝的邻国。周文王得到姜子牙之后，吕、申、许三国就成为周王室天然的盟友。换句话说，飞廉早已间接和周王室建立了联系，只不过是条暗线。
但是周公、姜子牙这些灭商的核心人物还没死呢，很快组织力量对反对势力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反周势力树倒猢狲散，飞廉本人被周人杀死，他的另一个儿子季胜被周人擒获。周人可能考虑到飞廉与姜姓盟友国之间的关系，没有杀死季胜，而是给了他们一条生路，将季胜连同大量东夷战俘安置在朱圄山（今甘肃甘谷县西南）一带，抵御那里出没的徂奴之戎部落，这就给后来秦人的发迹开了一条路。
髳，过去学者有猜什么牦牛羌，位于四川境内，觉得未必靠谱。我个人猜测这个势力可能就是后来的茅戎，春秋时期发展到今山西陆平、解县等地。公元前590年，茅戎大败东周王师，让本来就已经失去号召力的周天子更加丢脸，可见茅戎的实力也一直是很强的。
羌、濮都是属于很大的概念。比如濮有百濮之称，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濮这个地区有上百个相对独立的势力，上溯到商末时期，到底是濮的哪一只势力支持武王伐商呢？恐怕根本难以说清。羌也是同理，羌方在卜辞中与夷方相似，夷方算是东夷的代表，羌方算是羌人的代表，但都不是全部。羌人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很庞杂的群落，同样无法简单地通过《牧誓》来判断他们的势力到底有多大，这一地区的人是不是真心支持武王伐商。
羌方在三监以及武庚叛乱期间也反了。以周公、姜子牙、毕公高、召公奭等为首的一干老臣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铁腕镇压，辅以教化，逐步打出一番新的天下，逮到局势相对安定之时，周公谦虚地将各种功劳都追加到死去的父亲和哥哥头上，自己退居二线，迎来所谓成康之治。回首文王刚去世的时候，谁能想到上天会如此眷恋一个人口大概只有十数万的新兴文明？武王伐商之初，开始的八个盟友，在伐商之后纷纷与周王朝撕破脸，西周王朝又是付出何等代价将它们一一打入历史的黑暗之中？又有几人能够说清其中的是非功过、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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