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大清为什么对朝鲜进行了“六使问责”？

清朝与朝鲜发生联系，还要从满洲兴起的时候说。

当初，满洲八旗还没有入关的时候，被称为后金，在东北的白山黑水肆意征伐，所到之处一一臣服，朝鲜半岛也不例外。

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后，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对明战争。然而，由于明朝与朝鲜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就成为了后金发动对明战争中的一大心患。后金为解除这个“后顾之患”，在1627年1月14日，派出了阿敏贝勒率领3万名后金兵，对朝鲜发动了第一次征讨。由于朝鲜战败，最后与后金签订了“江都会盟”。规定朝鲜以后要年年向后金进贡。

到了1636年春天，朝鲜派出使臣李廓、罗德忠去沈阳，正好赶上皇太极称帝。朝鲜使臣被迫参加了参贺典礼。

当时，由于朝鲜还奉大明为正统宗主国，因此，使臣里李廓等人，不肯向皇太极行下跪大礼，皇太极周围的侍卫于是就野蛮殴打朝鲜使臣。

这件后金羞辱朝鲜使臣的事件发生后，朝鲜国内诸大臣群情激愤，认为忍不可忍。以吴达济、尹集、洪翼汉等为首的主战派，甚至弹劾以崔鸣吉、李敏求等为首的主和派，朝鲜上下也是纷纷要求对后金开战。

1636年2月，朝鲜仁祖国王拒绝接见后金使臣，并向朝鲜各地下达了宣战谕文，表达了与后金决战之意。

对朝鲜态度的变化，皇太极威胁说：“尔国若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议，则我当大举东抢去云”。

但是朝鲜决战之意已定，对此未予理睬。

于是，皇太极在1936年1月2日亲率12万大军从沈阳出发，发动了对朝鲜的第二次征讨。对此，朝鲜史称“丙子胡乱”。

1636年，满洲的八旗铁甲进入了朝鲜半岛，把朝鲜的议政大臣李淏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俘虏到了盛京沈阳，当了很久的人质。这对于朝鲜来说，是奇耻大辱。

在满洲在东北兴起的时候，朝鲜的李朝政府都把满洲看做是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然用崇祯年号。《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记载朝鲜李朝宗室谱系的《璇源系谱》中所载的李淏即位年份，即为“崇祯后乙酉”。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后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当时朝鲜君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

所谓再造之恩，是指在大明神宗皇帝期间，派兵帮助朝鲜击退日本的入侵，保全了朝鲜的国家完整和统一。

说实在话，为了明朝，李朝孝宗真的是一心一意的想帮助光复。他在朝鲜积极倡议北伐。出兵中国，声讨满洲，恢复大明的统治。他对当朝大臣们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

有的大臣担心：“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孝宗大义凛然的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完全是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做法。

为了北伐，孝宗采取了多项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但是，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

1642年(清崇德七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叛臣、降将的告发，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皇太极极度愤怒，他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在议政大会上，皇太极甚至后悔的说：“当初还不如把朝鲜国灭掉，我们自己来管理呢。”

于是，皇太极派出了第三次查使：清使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户部承政车尔格、内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携朝鲜世子进驻朝鲜的凤凰城，命令朝鲜将领议政崔鸣吉以下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待审。

结果崔鸣吉等朝鲜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盛京沈阳囚禁，朝鲜将领林庆业则逃往中国南方，告密者李珪则被朝鲜国王抢先密旨处死。

后来，清帝又派罗硕等人带着亲笔诏书到朝鲜，追问林庆业的下落，并追究国王擅杀李珪之罪。反清派大臣被送上了囚车，上了械具，送往沈阳囚禁，同时被囚禁阳的还有林庆业的兄弟家属等人。

崇德八年(1643年)春，清帝再次派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前往朝鲜，公布查案结果。布丹等至朝鲜后“宣谕百官”，“次谕都民”，并沿途向朝鲜官民宣谕大清的皇敕，“盖彼中重其事之意也”。

这次查勘历时长达半年之久，是清朝派往朝鲜历次查勘使团中动作最大的一次，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在清朝强力的压迫下，朝鲜与明朝反目成仇已成定局。是年秋，明朝军船再次接近朝鲜时，朝鲜这次是“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又“与之交战”，并将“生擒九人”解往沈阳，为清廷所嘉许，对朝鲜押送官赏赐“视旧例倍之”。就连当年朝鲜年祭所用的“祭文与祝帖”，也因仁祖“密教”而改奉大清正朔。

连续3次派遣“查勘使团”，延续4年之久，对朝鲜王廷的压力是很大的，朝鲜“义理派”屡次受到沉重打击，以后再也不敢公开发表反清言论了，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了稳定。一直到了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

现在看来，当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的朝代迭替，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渡过鸭绿江入侵中国大陆，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大清王朝，真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很可能是朝鲜被大清吞并，朝鲜国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