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商业繁荣的背后，为何会出现无数的苛捐杂税和财政入不敷出？

宋朝经济繁荣举世皆知，宋朝的财政赤字也是举世皆知。应该说大宋的商业繁荣和他的财政收入以及支出完全不成B比例，原因也很简单，冗兵和冗员。历史还没有一个朝廷像宋朝那样，因为给官员和士兵发工资把国家给发破产的。要是这个朝代的创始人赵匡胤知道了后世的情况，肯定得重新检讨自己的制度设计。

大概是五代十国打仗打怕了，不光是皇帝怕，官僚怕，老百姓也怕，于是新朝一建立就来了个大转弯。最终矫枉过正。赵家皇帝希望想一个新招，把历史上的那些 动荡不安，军事叛变、士卒暴动、官僚集团在不同的势力之间倒来倒去统统解决掉。

对于军队建设，宋朝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治理模式，将失去土地的流民，社会轻微犯罪分子都招募进军队。实际上，大宋的军队承担了转移社会风险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责任。历朝历代对付灾荒，除了赈灾，就是积极劝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但像宋朝这样把流民大包大揽的招进军队吃财政还是第一个。流民是没有了，财政可倒了霉了。

而文官制度的设计，更体现了赵宋皇室对大臣权利尾大不掉的警惕。宋太祖定下的“官、职、差”三权分离的游戏规则，足以说明其机杼周密的匠心独具：做官的没有职权，有职权的不见得是官，只有皇帝差遣你去做某件事，你才算是真正职、权归一的朝廷干员——在这样的体系下，一个岗位至少对应三个人，机构不膨胀才怪。

大宋国土面积太小，比起前朝，战略要地都丢的差不多了。到了南宋之后，江山只剩下一半，北方落入金人之手。但是虽然战乱不断，人口基数却不小，比起以往的朝代，人口上基本没有啥大损失。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了。虽然军队招募了大批失地农民，但是不可能是全部，还有一部分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导致两宋时代有几个城市的规模和人口密度急速膨胀，直逼现代大都市，如北宋的汴梁和南宋的临安。

宋朝商税并非大头，农业税依然占据主要地位，除了民间商税，国家也直接开始经商，国家直接经办的“官商”可就大不同于反响了。

两宋官办商业的第一个创收大户就是各种专卖。尤其是食盐专卖。，北宋末年达到四千万贯；盐以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南宋时期都在一千万贯上下。另一个比较大的品种是杂税，尤以南宋为最：绍兴三十年，光“经总制钱”就有二千万贯。

宋朝沿用唐朝时期创制的两税制，即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本来，征了税之后就不能白用百姓的劳力了。可宋朝比较无聊的是征了百姓的税，百姓还得干活和交户税，对此，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两税制是田租。

反正官府说怎么征税那是他的事，为了免除差役税，司马光和王安石意见不同，朝廷上新旧两党早就吵翻了天。老百姓还是受糊弄，但是要糊弄这一点还行，宋朝管理还破天荒的发明了所谓“鼠雀耗”。什么是“鼠雀耗”，就是粮食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这个损失也得老百姓承担。

此外还有“支移”和“折变”等名目。什么是“支移”，老百姓交了税粮之后，还得自己负责运输。不想运输也行，交钱就行。运费按运输距离算。甚至有指定运送到千里之外的。这运费比交的那点粮食贵多了。

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过了，又叫你提前交明年的，这叫“预借”。南宋后期的淳祐八年，有些州县连淳祐十四年的两税都预借清了。

至于其他的强迫商人买盐引，提高盐价这种事也就蔡京这种捞钱的脑袋能干的出来，蔡京当政时盐业收入大增，朝廷是高兴了，老百姓吃盐还得省着来。

蔡京为了增加盐业收入，来了个指标责任制。把各地食盐专卖收入制定一个定额，作为考课官吏的依据，创收超过定额的可以得到升迁，不能达到的则施以惩罚。事关做官前程，下层官吏当然也变着法子创收，民间商人想不买专卖权也不可能了。盐价暴涨，老百姓盐都吃不起，当官的能不挨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