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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岳华山庙碑》书于延熹四年，为汉隶代表之作。笔力之浑厚、法度之完备，汉隶无处其右。 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 该碑之末，因有“遣书郎书佐新丰郭香察书”一句，历来就书碑者到底是谁，颇存争议。 huashanmiaobei 唐代徐浩在《古迹记》中首先提出书碑者为蔡邕，而“察书”(意即检查校对)者为郭香。宋代洪适、清代顾炎武、顾南原以及翁方纲等人，皆沿徐说。明郭宗昌《金石史》及赵崡《石墨镌华》开始对此说提出怀疑，而认为真正的书丹者当是郭香察。近世学者，以及马子云、王壮弘等碑帖鉴定人士，也认同郭、赵之说，而以启功先生的文章论辩最详，均认为该碑书丹者为郭香察。 笔者认为该碑书丹者虽无实证为蔡邕所书，但也绝非想当然地认为是“郭香察”。 汉代以及延熹年间，名为两字者极少，而字为两字者多，书法家中如“张芝”，字伯英；““蔡邕”，字伯喈；“梁鹄”，字孟皇，等等。 清代伊秉绶，书有《光孝寺虞仲翔祠碑》，该碑末尾，有“广州府学生员陈昙察书”之句。 yibingshou1 显然，该碑是“陈昙”察书，而不会被认定为是“陈昙察”书。为华山庙碑书者的考证，不失为一条佐证。 《西岳华山庙碑》仍然是一块未具书丹者姓名的汉碑。 2、 举世声明显赫的唐碑、名帖，存世宋拓本、明拓本没有涂描者少之甚少。欧斋本《九成宫醴泉铭》，张伯英藏《十七帖》等为难得之例外。 《 郎官石柱记序》是张旭楷书存世的唯一笔迹，苏轼评该碑：“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黄庭坚曾论该碑：“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 存世宋拓孤本，曾经王世贞、叶梦龙、翁方纲等明清多人考证，近现代碑帖鉴定前贤对该碑中的涂描现状没有论述。 遵照符合法度与否与点画力度的差异，对该碑逐字逐笔考证，拓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第十页中“创新规”中”新“右半”斤‘部，“规”字左部，“徴”字左部等有明显涂描。点画生硬，笔力外泄，没裹束之力，又于法度背离。 校碑鉴帖，不是仅仅比对某些字或点画的损泐完好与否，不是去建立自己的一套数据库，因为这些还是形而下的考据，死方法。 如果把考据点全部隐去，难道就无从考证了吗？ 归根结底，还是要对点画力度上的差异有感觉，能看出差异来，何处涂描、何处铲挖，自然一目了然。 3、 《圭峰定慧禅师碑》传世拓本中，”同“字不损本即被碑帖界鉴定为明拓本的有三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朱翼盦本“，上海图书馆藏”蒋予蒲本“，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本“。 gugongben jiangyupuben 这三件拓本真的是明拓本吗？”同“字到底有没有损泐？ 先看一件”同“字已损清拓本——”瞻淇室本“。 zhanqishiben 先把考据点“同”字放在一边，从对比来看，“罗振玉本“和”蒋予蒲本”中许多字的笔画相较”朱翼盦本“和”瞻淇室本”已经泐粗，外形失准，笔力软弱，涂描严重。 如”同中书“的”中“字： 而”蒋予蒲本“中”传法“的”传“，”守中书侍郎“的”中“、”户部尚书“的”尚书“四字，相较“瞻淇室本“和”故宫本“，剜挖更为明显。 jiangbenduibi zhanqishiben ”罗振玉本“也有涂描，但没有”蒋予蒲本”剜挖严重。 我们再选出几个字，将“朱翼盦本”和“瞻淇室本”进行比较。 明显看出，“故宫本”即“朱翼盦本”相较“瞻淇室本”部分点画又有所泐损，还有涂描，点画法度缺失。 如“师”字左边的“竖钩”，“瞻淇室本”是蹲锋弹起，而“朱翼盦本”的钩则变成了在竖画尾部提笔上行，点画轻飘。 这四件拓本的先后顺序，当为： ”瞻淇室本“最早，北京故宫藏”朱翼盦本“又早于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本“，上海图书馆藏”蒋予蒲本”最晚。 可又唯独“瞻淇室本”的“同”字已经泐损。 不言自明，其它三本看似完好的“同”字是涂描出来的，只不过涂描痕迹是否明显而已。 《圭峰定慧禅师碑》传世拓本，根本就没有“同”字不损的明拓本！ 该碑书丹者裴休（公元791—864年），字公美，汉族。河内济源（今河南济源）人。唐朝中晚期名相、书法家。 该碑书于公元855年，裴休64岁，柳公权77岁。 从二人的关系来分析，从“瞻淇室本”本身的书写水平来看，书丹者裴休经常问法于柳公权，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他并没有真正从柳公权那里学到完备的笔法，只是学会了柳体而已。 碑中大部分字的点画还是笔锋绞转密度不够，显得生硬许多，笔力不够内含。 而77岁的柳公权，笔法已经纯熟，即将迈入初唐法门。 碑帖鉴定的初步学习中，依据部分字或点画是否完好、泐损从而建立“考据点”，进行版本的先后鉴别，这种方法较为常用。 建立的考据点在不同的版本中都要能适用，不能顾此失彼。不同的考据点之间，以及与考据点之外的文字或点画，也都要能互相印证，不能出现矛盾。 特殊性不能违反一般性。 这是学习碑帖鉴定时，不能违反的一个基本原则！ 2017年6月19日江湖刀客于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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