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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居留意愿

 GXF360 2017-06-25
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居留意愿

人口研究

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居留意愿

梁海艳

(曲靖师范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曲靖655011;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 利用2014年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STATA统计软件平台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职业种类和住房性质5个方面。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即流动范围、在流入地的工作区域、流入地的家庭月收入和流入时间长短都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范围以省内为主,近距离的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实际上,边疆地区流动人口也处于“留”而不“流”的稳定状态,在流入地平均居留时间在6年以上。

[关键词]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少数民族;家庭化;跨境流动;居留时间

边疆地区人口迁移流动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还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受我国乡城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学界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而对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关注较少,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边疆地区相关人口数据,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数据资料十分缺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牵涉到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远比国内省区之间人口流动更为复杂。随着流动人口长期化与家庭化趋势的发展,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点。如赵艳枝、熊波、陈文哲、郭建玉等学者都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了研究[1-4],段志刚对山东、湖南、河南、陕西、四川、重庆6省市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5],孟兆敏对上海[6]、黄晨熹对苏州 [7]、余少玉对深圳[8]都进行了相关研究,蔚志新利用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北京、郑州、成都、苏州和中山5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了比较[9]。在留城意愿研究的基础上,也有学者采用反向思维,分析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10]。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地理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或经济发达的城市,深度方面,对于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较少,发达地区的结论在边疆地区可能需要进一步检验;广度方面,虽然有很多研究对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但是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的分析较少。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有个别学者对西部地区给予了关注,如夏显力对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和青海省四省区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居住意愿进行了研究[11],郭建勇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新特点进行了分析[12]。但对边境地区流动人口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和流动规律尚不清楚,为此,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居住意愿”为切入点,选取内蒙古自治区和云南省进行研究。比较两省区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对流动人口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总结边境地区人口流动规律。这不仅对我国流动人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调查的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2014年5月年龄为15~59周岁,即1954年6月至1999年5月间出生)。该调查采用了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概率抽样方法。与其他调查相比,该调查具有覆盖面广、样本量大、抽样严格、时效性强等优点。其中,云南省的调查样本量为5 000,调查区域涵盖全省16个市(州)的54个县(区);内蒙古的调查样本量为4 999,调查区域涵盖除兴安盟的11个地(市、盟)。调查内容包括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就业与收入、社会保障、卫生计生服务等。若无特殊说明,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此。

2.研究方法

利用STATA 12.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并辅以Excel,使用单变量的频数或比例、双变量交叉表等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用来描述数据的整体特征和两两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推断性统计分析用来探讨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居留意愿)之间的独立性关系。因变量“居留意愿”即是否打算在当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原始变量的取值有三个:“1” 是明确打算在当地(流入地)长期居住;“2” 是明确不打算在当地(流入地)长期居住;“3” 是还没有考虑好。由于没有考虑好的流动人口居留选择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所以在模型回归时被剔除。因此居留意愿被处理为二分类的变量,并重新赋值,“1” 表示明确打算在当地(流入地)长期居住;“0” 是明确不打算在当地(流入地)长期居住,所以选用二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是最佳的模型。

二、两省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

1.人口学基本特征

两省区流动人口以男性为主,性别比高达143.81。云南省流动人口性别比(150.12)比内蒙古自治区(137.82)高;年龄结构来看,以30~39岁组为主,其次是20~29岁组,云南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33.48岁)明显比内蒙古(35.50岁)低(Pr =0.000 0)。边疆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但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导致流动人口构成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Pr =0.000),云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比(17.94%)远高于内蒙古自治区(8.92%)。从少数民族的种类来看,内蒙古以蒙古族为主,而云南以彝族、哈尼族和白族为主,这种民族成份与省内流动占主导地位有关。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0%左右,内蒙古与云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注】平均受教育年限=(1*未上过学人数+6*小学人数+9*初中人数+12*高中人数+15*大专人数+16*大学本科人数+19*研究生人数)/各种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数之和。分别为9.98年、8.96年。流动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内蒙古比云南高出一倍,大学专科分别占10%、4.74%,大学本科分别占5.42%、1.82%;而仅上过小学和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内蒙古明显比云南低,小学的比例分别为13.42%、22.96%,未上过学的比例分别为1.26%、3.38%。流动人口的户口性质也不同,虽然二者农业户口均在80%以上,但是云南流动人口的农业人口比例(88.98%)明显比内蒙古高(82.04%);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以初婚和未婚为主,与内蒙古相比(9.04%),云南流动人口的未婚比例(22. 38%)更高,二者的差异极其明显(Pr=0.000)。

2.两省区人口流动特征

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不同,导致他们的居住意愿也存在一定差异。比如,流动范围的远近不同,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意愿可能会存在差异。流入原因不同,居留意愿可能也不一样。下面将从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流动原因、流入地的居留时间等方面简要分析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及其与居留意愿之间的关系。

(1)流动范围以省内流动为主 流动范围是流动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流动到哪里?出省、出市还是跨县流动与多种因素有关。由于流动行为受身体条件限制,所以不同年龄的流动人口选择流动范围会存在差异,通常情况是年轻的流动人口具有冒险精神,容易适应新环境,流动范围广泛;而年纪较大的流动人口,趋向于近距离的流动。这可以从内蒙古流动人口中体现出来。与之不同的是,云南跨省流动的人口却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的人口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减少,即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选择远距离流动的比例越高,年龄越小的流动人口选择近距离流动的比例越高,见表1。据2012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显示,边境口岸城市流动人口以国内流动为主,占70.8%,跨境流动占29.2%。由此可知,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动现象也比较明显。国内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44.6%),*【注】数据来源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年边境口岸流动人口监测调查。跨省流动人口以就近的邻省流动为主,跨境流动的目的地多为邻近国家。

表1 分年龄组的流动人口流动范围 %

年龄组/岁内蒙古跨省流动省内跨市市内跨县云南省跨省流动省内跨市市内跨县15~1928.1339.0632.8126.9751.9721.0720~2927.2142.8429.9542.2841.8215.9030~3923.0145.5231.4744.6639.7815.5640~4924.5947.7927.6254.4533.0812.4750~5919.3751.0929.5453.7331.3714.90

(2)流动时间较集中 云南和内蒙古的流动人口流入时间也比较集中。分别在春节过后的2~3月份和入冬前的9~10月份出现了两个高峰,春节后流入高峰尤为明显(如图1所示)。这与我国的文化和经济背景有关,中国人非常重视春节,都希望在这个重要的节日欢聚一堂,每年临近春节,外出人口纷纷踏上返乡之路。受流动惯性的影响,过完春节不仅原来的流动人口还会继续外出,他们还会利用地缘和亲缘等多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带动一部分留守人口外出。9~10月的流动小高峰与农业经济活动有关。此时刚好是秋收和冬耕的结束时间,由于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不彻底性,兼业性流动人口受农作物收种的影响很大,流动人口的集中性给交通运输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图1 两省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月份

流动人口从家中出发的时间不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流动模式:第一种,2~3月份外出,流动周期一般为一年,以春节为节点,春节前夕返回流出地,春节过后进入流入地城市。这类流动人口大多放弃家中的农业生产,被城市经济文化吸引,受流出地乡村的影响逐渐减弱,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意愿可能更高;第二种,9~10月份外出的是季节性的流动人口,这类流动人口大多继续从事家中的农业生产,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交替进行,他们比长期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低。

(3)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 关于人口流动的动机,国外经典模型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认为人们流动的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诱导。但有研究发现,除经济利益,各种文化习俗、居住偏好、生活方式偏好等非经济因素也可能是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在做迁移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内蒙古和云南的流动人口还是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务工经商占到了人口流动原因的80%以上,见表2。

表2 两省区人口流动原因比较 %

流动原因内蒙古云南总计务工经商79.2288.8684.04随同流动18.148.4813.31婚嫁1.100.160.63拆迁0.180.020.10投亲0.700.720.71出生0.060.680.37其他0.601.080.84合计100100100

说明: Pearson chi2(6) = 277.343 7 Pr = 0.000

(4)居住时间长期化 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平均生活超过了6年(见表3所示),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实际上处于“留”而不“流”的相对稳定状态。对于乡城流动为主体、逐渐趋于长期化的流动人口,如果不能有效实现社会融合,必然会引发边疆地区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到边疆的稳定和发展。

表3 两省区人口流入时间 %

流入时间内蒙古云南总计不足1年9.9812.8911.291~3年35.6228.3032.334~6年25.8920.8723.647~9年10.9912.0611.4610~12年7.428.197.7713~15年5.638.666.9915年及以上4.509.056.53平均流入时间(年)5.666.786.16

说明:Pearson chi2(34)=214.376 6 Pr=0.000 0; 平均流入年数差异的T检验结果Pr(T

从表3可以看出,在流动人口居住长期化的发展过程中,边境不同省区具有明显差别。虽然云南每年新增(不足1年)流动人口比内蒙古多,但是流动人口平均居留时间仍然比内蒙古长,二者相差1年多,说明云南居留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更多,如15年及以上的长住流动人口比例是内蒙古的2倍。

(5)近距离迁移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更加明显 以内蒙古为例,当地家庭户类型以夫妻+子女/媳婿户最为普遍(70%),其次为夫妻户(16%),单人户比例只有为5%左右。根据流动范围分析,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高于跨省流动人口,反映出近距离迁移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更明显。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中夫妻+子女/媳婿户的比例分别为73.5%和70.4%,而跨省流动人口中夫妻+子女/媳婿户的比例为64.8%;跨省流动的单人户和夫妻户比例(分别为6.8%和17.8%)均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的比例,见表4。

表4 内蒙古分流动范围流动人口家庭结构 %

流入地的家庭结构流动范围跨省流动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合计单人6.804.804.005.10夫妻17.8015.1015.1015.80夫妻+子女/媳婿64.8073.5070.4070.10其他类型10.606.6010.509.00合计100.00100.00100.00100.00样本量(人)1353192617204999

三、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一部分流动人口会出现留城还是离城(回乡)的心理矛盾。产生这种心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城乡利益分配的格局。城市可以给孩子优质的教育,但生活压力很大;农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但是发展前景堪忧,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性较弱,不利于后代的垂直流动,容易重复上一辈的生活轨迹。流动人口生活场域的“两栖性”导致了他们不可避免地盘算城乡收益。一个家庭如果在流入地的生活净收益大于回家的净收益,则趋向于留在当地,反之则更有可能选择离城回乡发展。

影响净收益的因素比较复杂,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居留意愿最显著的因素,此外流入地城市的吸引力、婚姻家庭状况和个人特征也会产生影响[13]。另外,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以受教育程度为例,一项2006年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实证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居留意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14];可是,有关苏州市和上海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却发现,二者呈正相关关系[6]。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可能存在地区差异,所以我们既作汇总分析,也作分省区统计,以便区域差异比较,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云南内蒙古云南+内蒙古打算长期居住3044(60.88%)3661(73.23%)6705(67.06%)不打算长期居住549(10.98%)443(8.86%)992(9.92%)没有考虑好1407(28.14%)895(17.9%)2302(23.02%)样本合计5000(100%)4999(100%)9999(100%)回答“居留意愿”样本3593(100%)4104(100%)7697(100%)

从居留意愿的省区差异来看,流动人口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意愿,内蒙古比云南明显偏高,流动人口在云南长期居留意愿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居留意愿差异可能与我国各个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水平好的地区,居留意愿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也相对较低。

当然,除了宏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以外,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个人因素也非常重要。为此采用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了排除区域差异的影响,我们不仅建立了总模型(模型3),还建立了分省区的模型(模型1、模型2)。在回归模型中,调查时点没有明确回答“是否打算”在流入地居住的样本被剔除。因此,纳入回归模型的样本量,云南3 593人(有效样本是3 270人),内蒙古4 104人(有效样本是3 134人),两省区合计7 697(总模型的有效样本为6 404人),以此数据为基础进一步比较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差异,回归结果见表6所示。

表6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居留意愿内蒙古(模型1)发生比P值云南省(模型2)发生比P值总模型(模型3)发生比P值性别(男性=参照组)1.12290.41500.97590.82401.00880.9180年龄1.02090.0190*1.00680.34601.01420.0110*民族(汉族=参照组)0.96670.44201.02080.09801.00500.6630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参照组)0.98030.77300.99600.95001.00001.0000户口性质(农业户口=参照组)0.67150.0130*1.01610.89800.87920.1780婚姻状况(未婚=参照组)1.29390.13601.30650.0280*1.35990.0020**本次流动范围(跨省=参照组)1.66550.0000***1.21130.0120*1.39310.0000***现在的职业(国家机关=参照组)0.99470.26700.98510.0050**0.99050.0060**就业行业(农林牧渔=参照组)1.02030.16300.97150.0230*0.99760.8030工作地点区域(市区=参照组)0.86740.0020**0.86790.0000***0.86950.0000***本地家庭月收入1.00010.0260*1.00020.0000***1.00010.0000***现住房性质(租住单位=参照组)1.33250.0000***1.04290.08301.16930.0000***本次流入时间1.11670.0000***1.14400.0000***1.13390.0000***有效样本量(人)313432706404卡方值293.35315.15557.2模型显著性0.00000.00000.0000

说明: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

回归结果发现,不论在云南还是内蒙古,流动人口的年龄、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大小、从事的职业、工作地点所在区域、在流入地的家庭月收入、住房性质和本次流入的时间长短都会显著影响居留意愿。当然,这个研究再次说明经济收入确实是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的重要因素。

深入分析发现,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年龄因素对内蒙古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年龄每增长1岁,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可能性增加2%,但是年龄因素对云南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2)户口因素对内蒙古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影响,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比,非农业户籍的居留意愿要低,但是户口因素对云南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3)婚姻状况因素对内蒙古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云南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影响,和未婚的流动人口相比,已婚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这一结果凸显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对居留意愿具有正向作用,拖家带口地举家式迁移的流动人口,更希望留在城市。这个结果与我们的个案访谈资料相符,因为已婚流动人口大多带有孩子,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不倾向于把孩子留在老家让父母照顾。(4)职业和行业因素对内蒙古流动人口没有显著影响,却对云南流动人口具有显著影响。(5)住房性质对内蒙古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可是对云南流动人口却没有显著影响。

四、讨论

边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人口跨境流动比较突出。不同的国家制度、移民政策、经济体制和语言文化等都可能对跨境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已经趋于常态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边疆地区流动人口问题,可能会影响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国家安全问题。

边疆地区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5年及以上)居留意愿非常高,内蒙古高达73.23%,不打算长期居住的比例不到9%,另外还有大约18%的流动人口目前还没有想好是否长期居留。云南省的情况也类似,打算长期居住的占61%,不打算的占11%,还没有想好的占29%。边疆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愿望非常强烈,如果不能逐步解决他们的居住与发展需求,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还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对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我们的一般经验不相符,因为当前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都希望留在大城市,不愿意回家。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教育程度的提高应该会加强居留的意愿,可是本次调查样本的分析结果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可能是居住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不属于精神需求,所以文化程度对其影响不大,教育程度高低对居留意愿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样本构成中,主要以小学和初中为主,二者合计超过70%,高中文化占16.11%,大学学历只有3%,研究生学历占比不到1%。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流入边疆省区的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高于省内流动人口,而高中及以上比例低于省内流动人口,说明边疆地区对省外高素质人口的吸引力不足。换言之,在全国人口流动的环境下,边疆地区未能从其他地区的人力资源中获益,相反流出了大量的高素质人口。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弱势”无差异性可能是导致教育对居留意愿没有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的不足在于,仅以云南和内蒙古为代表对中国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分析,虽然对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的研究进行了一定补充,但也存在一些不足:(1)中国陆地面积广阔,省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较大,边疆区域涉及省区较多,以云南和内蒙古为例难以代表整个中国边疆地区的情况,可能很多结论并不适用于其他边疆地区,比如东北边疆地区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以及其他西部边疆地区。另外新疆、西藏是否也具有类似的情况?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后续研究将对不同边疆省区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比较,以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意义。(2)本文仅讨论居留意愿,没有讨论居留意愿和行为间的关系,而流动人口的居留行为与居留意愿在理论上存在三种关系:等同论,即居留意愿等于居留行为;大于论,即居留意愿大于居留行为;小于论,即居留意愿小于居留行为。而现实生活中,第一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可能出现第二或第三种情况,居留意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居留行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赵艳枝.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合理流动——以北京顺义区外来人口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17-19.

[2]熊波,石人炳.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J].南方人口,2007(2):52-57.

[3]陈文哲,朱宇.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动态变化和内部差异——基于福建省4城市的调查[J].南方人口,2008(2):57-64.

[4]郭建玉.中山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研究[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34-38.

[5]段志刚,熊萍.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七省市的实证研究[J].西部论坛,2010(5):37-43.

[6]孟兆敏,吴瑞君.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2):11-18.

[7]黄晨熹.城市外来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人口,2011(6):23-30.

[8]余少玉.深圳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交际,2013(9):9.

[9]蔚志新.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3(4):12-20.

[10]齐嘉楠.流动人口离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市调查的初步分析[J].人口学刊,2014(5):80-87.

[11]夏显力,姚植夫,李瑶,等.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2(4):73-80.

[12]郭建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新特点及影响[J].新西部,2014(33):12-13.

[13]王春兰,丁金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人口,2007(1):22-29.

[14]胡玉萍.留京,还是返乡——北京市流动人口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2007(5):40-45.

[责任编辑:刘佩丹]

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A statistical software platform with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using Floating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Inner Mongolia and Yunnan Province in 2014,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to stay are different, which are shown in aspects of age, household, marital status, occupation and housing properties. There are also some common factors that, on the whole, both in Yunnan and in Inner Mongolia, the floating scope, the working area, family's monthly income and floating time affect the population's inhabiting willingness. The scope of floating is within the province, and such near distance floating intensifies the domestication. In fact, migrants in border areas have been in a steady state of 'staying' but not 'flowing', and the average staying time is more than 6 years.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 inhabiting willingness;ethnic minority;domestication; cross-border migration;staying time

[收稿日期] 2016-11-15;

[修订日期]2017-03-22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016ZZX209);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开放课题(2016KFKT011);曲靖师范学院科研项目 (2016QN012)

[作者简介] 梁海艳(1986-),男,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讲师,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流动。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63(2017)02-0059-09

DOI:10.14132/j.2095-7963.2017.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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