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名片”习俗探究

汉晋“名片”习俗探究

郭 浩

自古以来，我国即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注重礼尚往来，讲求相互尊重。“名片”作为人际交往、事务往来的一种媒介工具，在我国古代早已出现了。汉晋时期，纸张还未广泛应用，人们主要以木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它也便成为名片制作的载体。古人在名片设计上是较为考究的，当时的名片主要分为两种：谒与刺。

一 谒

“谒”是汉晋时期人际交往、公务往来的重要媒介工具。“谒”字本义为“拜见、请见”之意。古时专门从事接待、通禀之人多称为“谒者”。如《韩非子·说林上》：“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王先谦：《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6页）当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并不轻易接见任何来访者。拜见人一般要向“谒者”递送用来标识身份的名片，然后等候主人回应是否接见。

作为一种名片，“谒”是表明拜见人身份的标识物。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道：“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由此可知，“谒”是将拜见人姓名书写其上，旨在告知主人拜见之意。如《史记·郦食其传》云刘邦起兵过陈留时，郦食其“踵军门上谒”，而刘邦不见。“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04页）。此处“谒”应指郦食其拜见刘邦时所持“名片”。

作为一种必要的礼节，“谒”在公事往来中更是不容缺失。当低级官吏晋见高级官吏时，必持“谒”。如《后汉书·孔融传》云：“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62页）同时，汉代高级官吏还要推毂名士于岩穴，荐举贤士与朝廷。在征辟名士时，官吏屈身奉谒拜见，更是凸显“礼贤下士”。《后汉书·文苑传》云：“（河南尹羊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赵）壹。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而壹独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事实上，汉世长吏皆拥有一定的辟除属吏权，奉谒聘纳贤士亦蔚然成风。如《后汉书·循吏传》载吴地有隐士龙丘苌，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到”。会稽都尉任延“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汉时“功曹”主管地方官吏的任免与考核。会稽都尉派遣人事主管“功曹”奉谒拜见布衣隐士，并通书信，致医药，其礼遇之高，可见一斑。

汉晋“谒”的具体形制如何？史无详载，唯《南齐书·祥瑞志》中可略识大概。其文载“泉中得一银木简，长一尺，广二寸，隐起文曰‘卢山道人张陵再拜谒诣起居’”（《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54页）。庆幸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些名谒实物，使我们对“谒”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其中以1993年连云港尹湾出土的西汉“师饶十谒”最为著名（连云港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版，第133～137页）。墓主人师饶生前曾担任东海郡功曹。现将谒文迻录如下：

1.进卒史 师卿（正面）东海太守级谨遣功曹史奉谒为侍谒者徐中孙中郎王中宾丞相史后中子再拜请 君兄马足下（反面）

按：“师卿”是对师饶的尊称。“君兄”应为师饶的字，古人讳名不讳字，故称字不直呼名。“再拜”、“马足下”为当时书面敬语，以示尊重。据谒文，东海郡太守遣功曹史，并会同谒者、中郎、丞相史，拜见卒史师饶，礼遇颇高，必有重事。此谒在“十谒”中年代较早，师饶当时的官职为卒史，并未署任功曹。据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云师饶“甲戌夕署法曹”、“丁未署功曹”（连云港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第139、143页）。故疑此谒为师饶“署法曹”前所受。

2.进东海太守功曹 师卿（正） 沛郡太守长憙谨遣吏奉谒再拜 问 君兄起居 南阳谢长平（反）

按：此谒为沛郡太守遣吏拜见功曹师饶所持。《汉官仪》：“督邮、功曹，郡之极位”，看来并不为过。“问起居”为当时的常用问候语，亦屡见于汉籍文献中。

3.奏东海太守功曹 师卿（正） 琅邪太守贤迫秉职不得离国谨遣吏奉谒再拜 请 君兄马足下 南阳杨平卿（反）

按：此谒亦是邻郡太守遣吏所奉之谒。与上谒不同，用“奏”而非“进”，在措辞上愈显谦卑。太守官秩二千石，远高于功曹，却如此卑微谦恭，可见古人对礼节之重视，亦暗示两人私交非同一般。汉世，地方太守“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一般是不能擅离本郡的，故只能遣吏拜谒。

4.进东海太守功曹 师卿（正） 楚相延谨遣吏奉谒再拜 请 君兄足下 郑长伯（反）

按：此谒与上述2、3号相类似。楚国与沛郡、琅玡郡皆为东海郡的旁郡，亦可证汉代邻郡间公务往来之频繁。

5.奏主吏师卿 亲（正） 五官掾副谨遣书吏奉谒再拜 谒 赵君孙（反）

按：此谒为五官掾遣书吏拜见主吏师饶所用，多半为公事往来。

6.进主吏 师卿（正） 弟子迫疾谨遣吏奉谒再拜 问 君兄起居 卒史宪丘骄孺（反）

按：此谒亦为进见主吏所用。汉代经学极盛，专通一经便可为官。此处以“弟子”自居，疑曾从师饶受学。

7.进 师君兄（正） 容丘侯谨使吏奉谒再拜问 疾（反）

按：此谒为东海郡容丘侯国遣使所持，注明“问疾”，主题明确，应是探望罹病中的师饶。与上不同，此谒称“使吏”，而非“遣吏”，为侯国的独特之处。

8.进 师君兄（正） 良成侯谨使吏奉谒再拜问 疾（反）

按：与上谒性质相同。

9.东海太守功曹史饶再拜 谒·奉府君记一封饶叩头叩头

按：此谒较为特殊，仅一面书文，拜见对象并未确指。“府君”为尊称，指东海太守。“记”应为公文书信。“叩头叩头”为汉时向上级汇报公文时的常用语。从语境上分析，应为师饶奉太守之命向上级主吏汇报工作时所持。按常理来说，此谒应为一次性使用，不应在师饶手中，疑为原件的草本。

10.进长安令 兒君（正） 东海太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 请 威卿足下 师君兄（反）

按：此谒应为师饶派属吏拜见长安令所持，今在师氏手中，应为原件之草本。

师饶担任功曹是在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十谒”大致反映西汉后期名谒的流行状况。除师饶“十谒”外，连云港西汉西郭宝墓以及安徽东吴左大司马朱然墓也有所发现。

1985年连云港海州地区一座汉墓出土两枚竹简，应为名谒。据出土印章，墓主人为东海太守西郭宝，年代为西汉中晚期。两谒行文分别为“东海太守宝再拜谒 西郭子笔”，“东海太守宝再拜 请 足下 西郭子笔”。（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第19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9页）此两种名谒似有不同用途，第一种用于专门拜见，第二种似蕴含邀请之意。与师饶“十谒”相较，此两谒形制较为简略。由于未书明拜谒对象，尤其简文“足下”前明显有留白，应为半成品。

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中出土3件木质名谒，行文皆为：“□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谒。”（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此谒大致反映东吴时的名谒形制。该墓主人朱然，生于东汉光和五年（182年），吴赤乌九年（246年）拜为左大司马右军师。《三国志》有传。

通过上述名谒的比对，可以窥见：其一，谒在形制上大同小异。如“师饶十谒”均长22.5厘米，宽7厘米；西郭宝名谒长21.5厘米，宽6.5厘米；东吴朱然名谒长24.8厘米，宽9.5厘米。在长度上，它们基本符合“尺一”之制，与《南齐书·祥瑞志》所载相同。其二，在格式上，名谒具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性。一般包含三个要素，拜谒对象的尊称、拜谒辞、拜谒人落款。其三，名谒皆为墨书写成，使用当时流行的隶书。更重要的是字体优美、流畅，富有神韵。名谒字体极为工整，无丝毫潦草。这也是判定谒、刺一类“名片”的重要标准。如长沙走马楼吴简J22-2617记有“私学长沙刘阳谢达，年卅一，居临湘都乡土沂丘”（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其字迹极为随意、潦草，而整理者将其归为谒刺类，恐非，实为“推荐信”一类的公文；其四，根据谒辞内容的不同，名谒可分为多种类型。如公务汇报、普通问候、探视疾病、征辟官吏、祝贺喜事等。如东汉孔融奉谒贺何进升为大将军，即属祝贺名谒。长沙东牌楼出土东汉名谒“正月 故吏邓再拜 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亦同此类。

二 刺

相对适用正式场合的“谒”来说，“刺”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关于“刺”的具体形制，《释名·释书契》云：“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者也。下官刺曰长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王先谦注曰：“成蓉镜曰《御览》六百六引《魏名臣奏》云黄门侍郎荀侯奏云：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条疏行状。又引《夏侯荣传》云：宾客百余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姓名，世所谓爵里刺。”（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第304页）

至东汉，“刺”始广泛流行。当时外戚干政，阉宦专权，士人自我意识渐趋强烈，皆激扬博议，针砭时弊。无论在朝、在野，都相互援引，品论清浊。作为士人交往的媒介，名刺更是不可或缺。《后汉书·郭泰传》注引《泰别传》：“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又，《后汉书·文苑传》云：“（边）让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同传又云东汉狂士祢衡“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六次出土了完整的名刺实物。第一次，1974年3月在江西南昌晋墓中出土木简5件。大小均同，长25.3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墨书隶体。其中三简为相同文字：“弟子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另两简分别为“豫章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墓葬中出土遣策记有“故刺五枚”，确证五枚竹简为名刺，且为墓主人生前所用，非明器。

第二次，1979年6月，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出土名刺达21件。大小形制相同，为长方形，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墨书隶体。其文曰：“弟子高荣再拜 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绶。”（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墓主人高荣籍贯为沛国相人，字万绶。

第三次，在湖北鄂城东吴墓中出土木牍6件，长24～25厘米，宽3.3厘米，厚0.4厘米。墨书隶体。6件中含有半成品，行文分两种：“童子史绰再拜 问起居广陵高邮字浇瑜”，“广陵史绰再拜 问起居”（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四座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2年第3期）。墓主人史绰字浇瑜，广陵高邮人。名刺中自称“童子”。据《释名·释长幼》云“十五曰童”，墓主人年龄应该不大。

第四次，1984年6月在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中出土名刺14件，木质，形制大小相同。行文分三种：“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故障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 故障字义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墓主人为东吴左大司马朱然，字义封，丹杨郡故障人。

第五次，1996年10月，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也发现一些名刺。如简J22－2697，长24.2厘米，宽3.2厘米，厚0.5厘米。其行文曰：“弟子黄朝再拜 问起居长沙益阳字元宝。”（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此名刺，背面行文与正面一样，但字体稚嫩、潦草，应为习字简。

第六次，1997年9月，在江西南昌市火车站东晋墓中发现名刺21件。形制相同，长24.6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墨书隶体。其文为：“弟子雷陔再拜 问起居 鄱阳字仲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据同墓所出《衣物疏》，可知墓主人雷陔生前曾担任东晋南昌令一职。

通过对上述名刺的比较，可以发现：一、名刺在形制上是统一的，长度皆为24～25厘米，合汉制一尺，宽度也大约3厘米。它要比名谒窄得多，并且都是单面书写，与名谒明显不同。二、在书写格式上，名刺都顶格书写，下压格为尾，直行一行，并书姓名及“再拜起居”等敬语，与《释名》所载契合。名刺只记本人姓名、籍贯，而无拜谒对象的信息，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名片”。三、根据名刺行文内容，可分为三种。第一为“弟子＋姓名再拜＋问起居＋籍贯＋字”。如“弟子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此种类型名刺较为常见。其“弟子”称谓所指外延较大，应非专指“学生”之意。第二为“籍贯＋姓名再拜＋问起居＋籍贯＋字”。如“豫章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此种名刺似更为正式。第三为直述本人官职、乡里、年龄。现仅发现一例，如“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此名刺应为“爵里刺”。由于此类名刺中要书写具体年龄，应适用于一些特定场合。

三 余论

通过对谒、刺的文献与实物二重研究，我们对汉晋时期人际交往间的“名片”有了生动、形象的认知。实际上，作为两种不同功能的“名片”，谒与刺是各有特点的。

其一，在适用情境上，二者有所差别。谒适合于较为正式的场合。由于汉代高级官吏一般是不能擅离职守的，故常遣属吏拜谒往来。如果属吏持有自己的名刺去拜见，显然不合时宜。唯使用名谒，注明官吏“遣吏奉谒”，更为妥当。而名刺的使用场合较为随便。无论公事、私事，名刺则更为便易。在人际交往中，名刺不书本人官职，而以“弟子”自称，更彰显持刺人的谦卑恭敬，无侍宦骄奢之态。

其二，由于名谒中书有拜见对象的名字，故只能一次性使用。在拜见前要临时写就，故“师饶十谒”无一重复。而名刺只提供个人信息，不涉及拜见对象的信息，故可以事先“复制”多份，以备急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刺的使用更为广泛、便利。如东吴朱然墓出土名刺达14件，而谒仅为3件。

其三，二者产生、流行的时间亦略有差异。名谒产生的时间较早。据《史记·郦食其传》，它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而名刺的产生相对较晚，其真正流行始于东汉。最早记载见于东汉王充《论衡·骨相篇》，其文云：“韩生谢遣相工，通刺倪宽，结胶漆之交，尽筋力之敬。”（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9页）目前所发现的实物多为魏晋时期，西汉师饶墓就未发现名刺。但是，由于二者的功能不同，也使得双方很难相互替代。如东吴朱然墓中同时出土谒与刺，说明当时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其四，虽然二者都是墨书隶体的木质“名片”，但形制上还是有所差异的。名谒所含信息较多，比名刺要宽，多为两面书写。而名刺仅直书一行，只提供个人信息，为单面书写。一般来说，名谒要书写官职，而名刺不用。

汉晋谒、刺实物的发现，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在人际交往中互相尊重、谦逊礼让的传统美德。谒、刺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俗、官职制度有所裨益，并且还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魏晋以降，随着纸张的渐趋普及，此种木制“名片”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后为纸质名帖所取代，古代“名片”又步入了新时代。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0YJC79007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郭浩，历史学博士，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014。

【责任编辑 叶子玉】

收稿日期：201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