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隶书《谷朗碑》刻于吴国末年(凤凰元年，即272年），现藏于湖南耒阳市蔡侯祠。该碑碑文、碑额均为一式隶书。康有为对《谷朗碑》极为推崇，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fú）休》《爨宝子》《枳阳府君》《灵庙碑》《鞠彦云》，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 
显然，它的确不是典型的隶书，“它的笔画厚，隶书特有的翻挑飞扬之态，流动活泼之势都隐没不显了；部分横画，有了左低右高的倾斜；一些短撇，方头锐尾”，它的结字，舍方取长，这其实是汉末以来隶书结体形态的变化趋势，但《谷朗碑》横平竖直的字态构架却失去了整饬的风度。它的笔体，似乎依违于隶、楷之间，似隶似楷，所以康有为说它“上有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这一句话可以分成两段理解，“上有汉分之别子”是实情，“下为真书之鼻祖”却不尽然。作者刘涛先生认为《谷朗碑》“只是遵从时尚用隶书写碑以显庄重，因为隶书的书法写得不好，才出现了这种不自然，不标准、不伦不类的隶式，而且那时楷书已经流行，因此《谷朗碑》决不是“真书之鼻祖”。吴国隶书现代还可在出土模印砖文中看到。这些横印砖文都是阳文，大多带边框，有的还画了界格。从内容分类，有纪年砖文如《黄龙元年砖》，有吉语砖文如《富贵万年砖》，也有纪年记名兼吉语砖文如《甘露二年胡公辅立葬宜子孙寿万年砖》。砖文字数，少者二字，多者十余字。吴国的砖文隶书，风格多样，《凤凰二年九月砖》厚重古朴，接近汉隶；《吴凤凰三年砖》结字茂密，气象雄浑；《天玺元年太岁在丙申荀氏造砖》体态严正，笔画方直，显圭角，近似曹魏《张普墓砖》；《造作吴冢吉翔位至公卿砖》笔画不扬波挑，曲笔有张力，直笔挺劲，隶意十足，结字稳重，虚内实外，平实中显姿态。如下图：
《泰元元年八月十六日潘绪作砖》和《天册元年七月十八日鬼侯师李椎作壁砖》隶体兼有楷意，如上图。显然，吴国的砖文，隶书是左右逢“缘”，既与篆书结党，又可以与楷书同盟。买地券是放置在墓中的买地契约，记墓地的方位四至、买地的金额、买者等，是汉以来的丧葬习俗。近世所见的的三国两晋买地券，出土地点都在江南吴国故地，这种习俗反映了吴人对土地神的敬畏。这里列二例：《萧整买地券》隶书三行，字形大小不一，有错落之致；笔画挺劲，横平竖直，连一些钩笔也省略了。虽然不是精雕细刻之作，但字形方整，具有古朴的整肃感。《孟赟买地券》字形不像《萧整买地券》那样方正，一些字如“诸、会稽、男、东、大、右、广”等字有明显的楷意。这是当年比较典型的隶书俗写。如图：
在三国时代，士子间的交往使用“名刺”，上面写明自己的身份、姓名、籍贯、表字等，拜访朋友或求见长官时先经人弟上名刺以便通报，称为“投刺”。名刺至迟在汉代已经流行，文献上有记载。《黄朝名刺》出土于长沙走马楼古井出土，是典型的隶书简，一行直下，写如下文字：
《黄朝名刺》结字平正规整，波挑分明。尤其是表示问侯的“再拜、问起居”五字，有几笔长横、长捺、长撇写得特别夸张：“再”字首横细劲，末端挑起，横贯木简，仿佛一道界栏，把上面的“弟子黄朝”四字与下面的问候语间隔开了；空两字距离，再写“问起居”，三字像叠罗汉一样顶接在一起，特别紧凑，“问”的结构对称，写得小，“起居”二字的结构不对称，为了求得对称，便将“起”字的横捺向右下方引长，写到“居”字的右侧，与“居”字左边的长撇对称起来了，“问起居”三字之下又是字空，这样的安排，使它成了居间的独立字群，呈现出又翻飞又对称的形式感，引长的撇、捺与上面的“再拜”二字的长横形成了呼应。接下来说楷书现在见到的吴国楷书，都是孙权时期的吴简墨迹，在那个时期，楷书还处在“初级阶段”，带有许多隶式。其中楷化程度最高、隶意最少的是《朱然名刺》，如图：
（《朱然名刺》）你看，他的横画收笔顿按下敛，竖画有垂缩之态，撇笔挺劲，捺画有“三折过”的笔势，折笔方峻呈现圭角，而且结字欹侧而显姿态，十分接近后世成熟的楷书。名刺是士流之间的用品，其书法反映着当时的书写规范和士大夫的审美标准。所以，名刺的楷书是有代表意义的。总括地说，东吴的楷书，面目多端，但无论士流所书还是胥吏书写，无论他们的楷书书法水平如何，察其笔画，初具欹侧之态，既不“平头”，也不“齐脚”，这样的结构，呈现向右下倾斜的态势，也就是说，虽然当时吴国的楷书还或多或少地夹杂隶笔，但楷书流行已是趋势。再说行书行书是东汉晚期出现的新书体，首盛之区，当然是中州地区的颖川一带（许昌），行书的名家是刘德昇，以及他的弟子锺繇和胡昭。而魏晋之际，士大夫写书的，都以锺、胡为法。到公元3世纪的江南地区，行书已开始流行，吴简墨迹中，出自胥吏之手的账册文书，许多是用行书书写的。但吴地行书，还部分保留了像平脚钩挑、横张之势这类隶笔或隶势，还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介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行书。最后说草书草书这一部分，就必须说皇象的《急就篇》（一般认为是皇象所书，但无实证）。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急就篇》“松江本”（名称来历可见66页），如图：
《急就篇》字字独立，波磔分明，有隶法，是典型的章草，后世许多善章草的书家，都由摹习这篇《急就篇》成就了书法功业。皇象本《急就篇》的字态很周正，不如传世的西晋索靖《月仪帖》刻本所见章草潇洒多姿，笔势欠流畅，略少古朴的情调。大概皇象的《急就篇》在辗转传摹一再翻刻的过程中，掺杂了后人的加工，虽然规范，也损失了原迹的精神气质，与唐人品评的“龙蠖蛰居，伸盘复行”，宋人激赏的“精深奇崛”，似乎有些隔膜。至于吴简中的草书，其形态像介于章草和今草之间的一种草书，确切地说，它是当时章草的一种流俗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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