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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比较 由于地域的关系，曹魏隶书直接传承东汉是顺理成章的规律，因此刘涛先生认为：魏国隶书是汉末“八分”的延续。(《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这种延续包括技法、形态、风格的继承，曹魏现存的隶书碑刻大部分可以找到出处。如《上尊号奏》、《受禅表》、《三字石经》风格上与东汉的《熹平石经》如出一辙，如(张盛墓志》与《张迁碑》的相似性。曹魏碑刻隶书整体而言强化了用笔的装饰性，注重起收的细节处理。为契合庄重严肃情境，理性严谨使得线条过于平硬。规范、矫情、不自然的成分多了，而作品中质朴、厚重、苍茫、大气的气息却是一种缺失。相比曹魏隶书，吴国碑刻隶书虽不及曹魏隶书的数量。 
但从《谷朗碑》的风格形态上看，亦隶亦楷，是一种独特的书体。形态上更接近于《鲜于璜碑》、《赵仪碑》等方整典雅的碑刻。《谷朗碑》弱化了横、撇、捺等笔画的飞动性，继承了汉隶古质的一面。用凝练含蓄的笔触表现高古、质朴、温雅的神采。 吴国隶书相比曹魏隶书，有其自身的特征。-个时代能有一两块风格迥异的碑刻，也是殊胜之事。吴国留给历史惊喜。书法历史正常发展，曹魏、吴国隶书全盘继承汉代隶书再正常不过。然而，吴国的《谷朗碑》却能以其独特的面貌与汉隶媲美，在风格形态上显示出其自身特点。而同处于过渡时期书法嬗变时段。曹魏隶书完全承载汉隶，看不出过渡时期书法转型的佐证书作。这种全然的继承模式，一定程度上说明，曹魏在重大场合仍以传统隶书为依托。 
而吴国隶书《谷朗碑》则是大胆奇特。一种书法风格的出现定有其背后深沉的原因。像吴国亦楷亦隶的《谷朗碑》，我们很难从封尘的历史里钩沉出风格形成的脉络。但从长沙走马楼吴简隶楷中可以看出隶楷这种书体在吴国民间已是流行。刘涛先生认为这种“隶楷形态”的隶书是“俗笔隶书”四而《谷朗碑》则是把俗笔隶书典雅化。更讲究造型的美感，整体做疏朗整齐处理，使得碑体静穆雅和。可以说《谷朗碑》是艺术化的俗笔隶书。 曹魏隶书中，《鲍寄神坐》、《鲍捐神坐》与吴简隶书《黄朝名刺》、《史绰名刺》均是日常实用隶书。在形态上有共同之处。曹魏二鲍神坐是曹魏时代隶书的异类，撇捺飞扬，不同于其时代严整直硬的碑刻，相比之下多了夸张随意。而《黄朝名刺》、《史绰名刺》飞动的用笔却是浪漫舒张，充满喜庆色彩。 曹魏砖文隶书与吴国砖文隶书整体书风方整、古朴、苍茫。没有过多波挑飞动用笔。相比之下，曹魏砖文隶书比吴国的端庄整饰。而吴国砖文隶书多了融合，即融合篆隶，融合隶楷。吴国砖文隶书形式感更强，书风也较为活泼。
曹魏楷书已经完成了隶书向楷书书体的变革转变，而吴国楷书保留着大量隶书笔意，仍然处于书体的转型期。曹魏时期楷书与吴国楷书显然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面貌。曹魏时期古体书法用于庄重场合，然而在实用领域今体书法备受推崇，以现存钟繇楷书最为典型。从现存史料上看，曹魏楷书主要有钟繇的楷书刻本。曹魏的楷书书简极为罕见。民间楷书是否如钟繇楷书一样基本脱离隶书型制，不得而知。应该说钟繇是曹魏时期楷书的集大成者，钟繇楷书已能代表整个曹魏时代的楷书特征。钟繇的出现亦非偶然，其家势有学门的背景，《三国志》卷十三《钟繇传》里提到其祖父钟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余人，为郡功曹”。钟繇在书法上得到了家族书风很好的传承。从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与其“章程书”的联系上看，钟繇的楷书意示着楷书在官方文书中已经普及。从书法史脉络上看，这--新的书写样式，直接影响了魏晋楷书乃至行书的发展。而吴国楷书，随着1996年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揭开了历史神秘的面纱。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墨迹楷书。穿越千年时光。细微的笔触仍精彩存留。首先，从楷化程度来比较。与曹魏楷书相比，吴简楷书讲究实用便捷，没有太多讲究，平常书写，自然流露。在使用的情境中保留了民间书法质朴本真的一面。同时，也留下了书体转型时期中，正在演变的楷书风貌。如果从隶书到钟繇的楷书这一书体的嬗变，我们也会感觉是突变。然而，从隶书到吴简楷书的过渡，我们能清楚地体察到隶书向楷书蜕变过程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魏楷书体现的是隶书向楷书变体后的结果。而吴简楷书，为我们提供了由隶向楷变体的过程。对于深入挖掘其转型因缘提供了很好的佐证依据。因此，不能以楷化的程度来判定曹魏楷书与吴简楷书的优劣。其次，就审美的角度而言，曹魏楷书与吴简楷书审美风格差异中各有审美意蕴。曹魏楷书精致讲究，匠心独运，点面虚实避让组合优美。楷书的整体章法形式已经完备，章法上已有审美追求与审美表达。如钟繇《力命表》以字紧行宽的形式，营造出疏淡空阔、典丽文雅的审美情境。《荐季直表》温润细腻与高古厚重的笔调同在，看得出钟繇驾驭楷书精准高超的水准。而《贺捷表》笔画秀润体势飞动，似有浪漫抒情的意态。
《宜示表》字字珠玑，用笔一板一眼，沉着到位，笔画沉静。严谨讲究中无半点信笔飘忽，典雅端庄里开正统楷书之先河。这都体现出钟踩楷书的高超水平。相比之下，吴国楷书带着浓厚的民间色彩。吴简书风朴素而少修饰，用笔多以率性而为，起笔收笔力求便捷。笔画之间关系也少有推敲，更像是隶书书家写楷书，带着浓厚的隶书笔意和感觉，而非以楷书的规矩和法度来书写。当然，吴简书写者还没有楷书的自觉性，楷化只是初级阶段，并带着浓厚的民间气息。没有像曹魏那样，有名流书家加以艺术化提炼与升华。再次，从楷书技法上比较。吴简楷书书写随性，结体比较随意，楷书技法较弱。与钟繇楷书比起来，楷书的艺术化程度不高。较少考虑线条的大小、长短、轻重、疏密等技法处理。吴简楷书用笔平直厚实，字形多以横向取势。多重笔，少提按顿挫，少轻灵之笔润。吴简楷书朴实中带着憨厚率真，信笔而书，没有太多刻意的痕迹。以吴简楷书《朱然名制》与钟繇的楷书相比为例。从空间角度上看。《朱然名制》结体平实无奇态。其横画基本是水平，不像钟縣楷书的横面有俯仰取势。钟繇楷书空间造型丰富生动。线型组合上看，钟繇线条不仅精致到位，线型讲究大小组合、避让伸缩、呼应顾盼、规整中求变化。相比之下，《朱然名制》则用笔平直，少轻重搭配，线型大小组合也不是很协调。曹魏、吴国行书、今草仍处于初级阶段，用笔速度提高笔意连续，但没有形成特定的书写法度样式，其书写形式应该属于日常自然书写。曹魏时期行书、草书相对于吴国而言作品史料鲜见，历史上记载也不多。南朝齐王僧虔《论书》记载钟繇擅长三体，其中一-体是“行狎书”即行书：“锺公之书，谓之尽妙-三日行狎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可见钟繇行书在历史上已有影响。卫觊则擅长章草。由于没有作品，仅仅靠文字记载，我们很难直观形象地感受理解他们的书法风格。因此，曹魏行草书的研究-直难以深入。相比之下，吴国在行书，草书上多有作品传世。行书多见于吴简当中，草书则有东吴草书名家皇象的《急就篇》以及吴简草书。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吴人皇象作草，世称沉著痛快。”《急就篇》单字以章草为之，流变自如，波磔分明，又兼有隶书笔意，是章草的典范。而吴简的行书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独特的行书形态：隶书的蚕头燕尾仍未完全消失，笔画之间的衔接，字的节奏因用笔的速度提高而变得流畅。如长沙走马楼吴简《聂仪赋税账》中的“其米四斛”、“其旱田不收钱”。用笔的轻重、笔势的连带跃然纸上，行意甚浓。唐兰认为：“三国时代流行的草书是章草，典型的今草还没有出现。”但从吴简草书来看，其草形也不似章草，更像是今草的雏形。吴国草书章草与吴简“俗笔草书”同在，从传世的长沙走马楼吴简草书《录事倬潘琬考实许迪盜食盐贾米事木牍》中的草书“然考人当如法官不得妄加毒痛”是长沙郡太守的批语，字字独立，其中的“人”字捺笔也没有像章草-样做波磔处理，而是轻顿下带，其用笔特征已接近于今草。曹魏吴国时期，篆书在日常文书中已退出实用舞台。这种古文字在庄重场合仍然有一席之地，而且是以崇高面目出现。篆书的古朴、端严、规整适宜肃穆的书法语境。曹魏与吴国在篆书领域所体现出的审美特征差异甚远。曹魏篆书分为两种：一种是篆书石经。另一类是碑额篆书。基本曹魏篆书有：《正始石经》的篆书。篆书石经是齐王曹芳正始四年(公元243)《正始石经》，石经刻《尚书》、《春秋》两部儒家经典，每字以大篆、小篆、隶书三种书体书写。寻常道理，作为官方主办的石刻，《上尊号奏》的碑额，《受禅表》的碑额，《孔羡碑》的碑额，《范式碑》的碑额，《苏君神道》的题字。而吴国篆书作品主要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以及篆文篆书如《宝鼎三年吴兴乌程所立灵砖》、《天纪元年太岁丁酉砖》、《凤凰元年九月范式造砖》、《天册元年八月乙酉朔造砖》。可以看出，曹魏、吴国传世篆书作品数量不多，没有形成庞大体系。本时期史料上也没有记载篆书作者。即便是黄伯思认为《天发神谶碑》:“相传乃(皇)象书。”也未必可靠。但是本时期篆书仍然有许多亮点，值得深入探讨。在传承问题上，曹魏篆书基本是继承前代，体现出多元化的审美表达。有传承汉代，亦有直取秦汉以前。而吴国篆书则是传承与创新并举。首先，在风格技法传承上，曹魏、吴国篆书大多延续汉代篆书。体现出书法艺术演变的时空规律性，即在特定的时空中，随时间的推延，传承得以顺畅进行。直接取法前代人是书法传承的普遍规律。曹魏、吴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相似性。汉代篆书得以完整传承的原因有二。其一，曹魏与吴国距离东汉年代较近，“鸿都流风，去之未远”。从文化传播角度上看，汉代书法在朝野上下得到广泛稳固的审美认可。而吴国处于江南地区，远离中原地带，人文学风基本保持汉朝传统。其二，曹魏时期，主流书法家均由汉入魏，如邯郸淳、梁鵠、钟繇、胡昭、卫觊、韦延。这些书家虽进入曹魏时期，朝代更迭，但书风遗存汉代书法风貌。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卷二六《讥惑篇》里提到：“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具足周事。”吴国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承了汉代书法遗脉。其次，从字体造型上看，曹魏、吴国篆书传承存在审美差异。曹魏篆书主要体现在碑刻的碑额。而吴国篆书形式相对丰富。曹魏书法已处于新旧书体变革当中，而吴国书法相对比较保守，书体演变相对较慢，庙堂之作、多数砖文仍以篆书为之。因此曹魏篆书没有庞大而完整的篇幅，而吴国则有像《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这样巨幅篆书碑刻。曹魏篆书总体特点笔画规整有序，空间布局匀称，是汉篆典型的笔圆体方模式。而每一个碑额亦有不同的审美风貌：《上尊号奏》的碑额圆浑粗实，匀整敦厚。《受禅表》的碑额安稳坦荡，宽博舒展。《孔羡碑》的碑额瘦硬秀润，流美酣畅。风格上接近与东汉《西岳华山庙碑碑额》、《袁安碑》。《范式碑》的碑额字形茂密方正，笔画沉着圆厚。《苏君神道》阴文篆字制作精良，严谨理性。空间匀称方正，笔画光洁清晰。笔笔平均用力，尤其是横竖笔画直来直往，有以隶法写篆书之意。书风更接近于汉代玉印。值得一提的是，曹魏篆书在传承上的特例是《正始石经》。《正始石经》里头的篆书分两种即：古文和小篆。而石经中“古文”有的头粗尾细弯曲如蝌蚪之形，有的头尾尖中段粗如柳叶状。这显然取法战国时期“六国文字”。“古文”在曹魏已有传承，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提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而其中小篆在汉篆基础上将笔画做夸张处理，更强化规范，使其更为细劲整坊而富装饰性。吴国的《禅国山碑》体方笔圆，宽博粗实，体势恢宏，舒展大气，壮美崇高。完整地继承了秦汉篆书，杨守敬认为：“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李斯)，亦断非后代所及。”《禅国山碑》(附录图一)体式上虽近似《上尊号奏》的碑额。但整体而言，与曹魏篆书相比，《禅国山碑》有着独特的面貌。其一，篇幅巨大完整，为曹魏篆书所不及，在整个三国时期亦具有时代代表性。《禅国山碑》于吴天玺元年(276)立。43行，每行25字，共1075字，庙堂之作篇幅巨大，堪称鸿篇巨制。而曹魏巨幅篆书《正始石经》将“古文”、小篆、隶书混合起，更像一部字典而非完整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曹魏砖文多以隶书体为之，砖文篆书极为罕见。而吴国的砖文多以篆书形式出现，此类篆书基本继承东汉砖文篆书传统。如《宝鼎三年吴兴乌程所立灵砖》、《天纪元年太岁丁酉砖》、《凤凰元年九月范式造砖》、《天册元年八月乙酉朔造砖》。吴国的砖文篆书篆法规整，体现规整简洁之美。将吴国的《天册元年八月乙酉朔造砖》与东汉《永初三年八月砖》比较，其字形方正，篆隶并用，在狭长的条形空间里篆法清晰明朗，如出一辙。再次，篆书传承问题上，曹魏与吴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异。主要体现在字体的微变。曹魏篆书、吴国砖文篆书在主体风格上保留汉代体式，但在篆法上有些字形与汉篆大相径庭。如《孔羡碑》碑额的“鲁、庙”，《凤凰元年九月范式造砖》“月、范、造”，《天册元年八月乙酉朔造砖》的“年”字。在曹魏篆书领域里没有风格突变的篆书。曹魏时期篆书不是主流书体，篆书仅作为庄重情境下的点缀书体，实实在在地继承着东汉篆书遗绪是曹魏篆书的主体特征。尽管有学者认为《苏君神道》篆书题字反映魏国篆书变局，《苏君神道》篆书题字与汉代玉印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变也是微变，不能称之为“篆书变局”。相比而言，吴国在篆书领域出现了令世人惊叹的突变。给篆书领域带来一股新风，是曹魏篆书在创新维度上所不能企及的。而吴国的《天发神谶碑》则是一改传统小篆之传统，以全新的形式开方笔篆书之先河。但是，《天发神谶碑》这一“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的怪诞之作仍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天发神谶碑》方形起笔，转折方锐，斩钉截铁，用笔肯定强势，犹如铮铮铁骨。融隶书笔法于篆体之中，有隶书的宽博奇伟，篆书的上下飞动方硬彪悍，霸气外露，胆气过人。其特征用笔“折刀头”、“钉头鼠尾”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这种审美特征与温和复古的曹魏篆书相比，风格凸显见之难忘。无怪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分第六》认为其“奇伟”，杨守敬亦认为“真奇作也”(《平碑记》卷二“天发神谶碑”条)“奇”是《天发神谶碑》的最大特点，“奇”体现了吴国篆书迥异于曹魏篆书、前代篆书的风貌。书法艺术的取法总带着时代的印记，以及个人审美价值取向。强烈书法风格特征的作品一般易于在视觉筛选中存留下来，进入审美视野，成为取法对象。曹魏篆书尽管有其美感体现，但整体书法成就平平，后世书法家也难免将其定格为东汉篆书遗绪，加之其篆书存量不成规模。因此，后世书家鲜有取法曹魏篆书。相反，吴国《天发神谶碑》对后世影响却是巨大的。对清代碑学大家影响深远，在清代碑学兴起取法中起着重要作用。清代碑学书家受其影响的主要有：金农、邓石如、赵之谦、黄牧甫、徐三庚等。从这些书家的数学思想、取法、形式表达角度探讨《天发神谶碑》对其影响。金农中年以后师法《天发神谶碑》，“取其点画方严，结体凝重之致。50岁以后进一步强化个人特点。”，强化横画的宽厚，上结紧下拉长，浓墨渴笔古穆苍厚。《天发神谶碑》对于在金农“漆书”风格形成有着直接的诱因。包世臣在《艺舟双楫.邓石如传》提到邓石如在南京梅繆家中饱览古代石刻拓本：“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石刻》、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邓石如在篆书领域所下苦功夫中，《天发神谶碑》亦在其中。从邓石如宽博磊落大气的篆书气息上看，与《天发神谶碑》有其神似。赵之谦篆书初宗邓石如，用北碑笔法融入篆书，用北碑直入平出和折锋书写篆书。赵之谦书风雄强彪悍得益于北碑，但在篆刻领域有直接取法《天发神谶碑)作品，如《丁文尉》，笔法结体明显带着《天发神谶碑》的痕迹，边款上称此印是取法《天发神谶碑》徐三庚篆书风格借鉴《天发神谶碑》，妙用“钉头鼠尾”，突出局部用笔的伸缩，以及疏密开合的空间对比。在其基础上将篆书写得更加秀润舒展。另外，徐三庚在篆刻艺术上亦有直接取法《天发神谶碑》。如“惟庚寅吾以降”印，基本是《天发神谶碑》风貌。黄牧甫篆刻艺术寓险绝于平正，峭拔而雄深。黄牧甫《鲲游别馆》单刀冲刻，亦是取法《天发神谶碑》。各位师友您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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