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蓝玉党案共计诛杀了二万人，是洪武年间影响深远的一件大案。吕景琳先生曾发表《蓝玉党案考》一文，认为此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不但牵连而死的一二万人是无辜的，就是蓝玉本人也是没有谋反的行动和策划”（《东岳论丛》）。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蓝玉的功与过 蓝玉（？~1393年）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为洪武年间拜为大将军的三员骁将之一（另两位是徐达、冯胜），曾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 蓝玉，定远人，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他生得高大威武，面颊红紫，投奔朱元璋队伍后，初隶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克捷。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夸奖他的战功，他因此由管军镇抚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1371）从傅友德入川，讨伐明升夏政权，攻克阶州（今甘肃武都西）。第二年从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之于土剌河。洪武七年（1374），率师攻拔兴和（今河北张北），俘获北元国公帖里密赤等59人。洪武十一年（1378），同西平侯沐英一起征讨西番洮州（今甘肃临潭东南）等处少数民族的叛乱，擒其首领三副使。翌年， 班师还朝，被封为永昌侯，食禄2500石，子孙世袭。洪武十四年（1381），以征南左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出征云南，在曲靖擒获北元平章达里麻，进而包围昆明，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投滇池自尽。旋又挥师西进，迭克大理、鹤庆、丽江、金齿、车里、平缅等地。“滇地悉平，玉功居多”（《明史·蓝玉传》），朱元璋下令增其岁禄500石，并册封其女为蜀王妃。蓝玉从此跨进了皇亲国戚的行列，备受朱元璋的器重。 洪武二十年（1387），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出征纳哈出，驻师通州（今北京通州区）。闻知有支元军驻屯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蓝玉在大雪的掩护下，亲率轻骑袭破之，杀死北元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溪以还。然后大军进至金山（在辽河北岸），在金山西侧扎营驻屯。由于此前朱元璋派遣纳哈出的旧属乃剌吾前往招抚，纳哈出见大军压境，遂亲率数百骑至蓝玉军营约降。蓝玉设盛宴款待，亲自为他敬酒。纳哈出一饮而尽，又斟酒回敬蓝玉，蓝玉却脱下自己身上的汉族服装，对他说：“请服此而后饮！”纳哈出认为这是对他的悔辱，拒不接受，蓝玉也不肯喝他敬的酒。双方争执不下，纳哈出把酒泼到地上，用蒙古语指示随行部下，准备脱身离去。在座的郑国公常茂，抽刀砍伤了纳哈出的臂膀。都督耿忠一看大事不妙，忙招呼身边的士卒，簇拥着纳哈出去见冯胜。纳哈出的部众纷纷溃散。冯胜“以礼遇纳哈出，复加慰谕，令耿忠与同寝食”（《明太祖实录》），并派人招抚其溃散的部众，然后下令班师。此役冯胜虽收降有功，但有人告发他“窃取虏骑”，“娶虏有丧之女”，加上指挥失当，班师途中丢失了殿后的都督濮英3000人马，被收夺大将军印。尽管蓝玉违反朱元璋“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还是“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明史·蓝玉传》）。 纳哈出的归降，使北元失去东部屏障，汗庭直接暴露在明朝大宁诸卫的兵锋之下，“虏心惶惑”，统治更加不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朱元璋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统率15万大军北征，“以清沙漠”。蓝玉师至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东南哈剌哈河岸边，侦知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驻帐捕鱼儿海东北方向80多里处，令王弼率前锋部队出击，自己率大军继后。当时正值水草匮乏，加上大风猛刮，黄沙蔽天，北元军队毫无防备。明军出其不意发动突然袭击，杀北元太尉蛮子等，余众悉降。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上马逃窜，蓝玉率精骑追奔数十里，不及而还。这次战役，俘获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爱猷识里达腊妃及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3000人、男女77000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15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数。不久，又袭破北元丞相哈剌章的营盘，获其人畜6万。朱元璋得到蓝玉的捷报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班师还朝后，又进封为凉国公。蓝玉一生的事业，至此达到辉煌的顶峰。 洪武二十二年（1389），蓝玉奉命至四川督修城池。翌年，率师赴湖广、贵州平定几个少数民族土司的叛乱，朱元璋增其岁禄500石，诏令还乡。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月，又令其赴西北理兰州、凉州、庄浪、西宁、甘州、肃州诸卫军务，加强边防。四月，蓝玉为追捕逃寇祁者孙，未经朝廷准许，擅自率兵征讨罕东（一说在今甘肃敦煌，一说在今酒泉西南，一说在今青海西宁西北）的西番诸族。不久，因建昌（今四川西昌）指挥使、原蒙古降将月鲁帖木儿发动叛乱，明廷命其前往镇压，他这才离开罕东之地，前往建昌。十一月，蓝玉用计诱擒丹鲁帖木儿及其子，降其部众，然后报请朝廷批准，增置屯卫，遂班师还朝。 蓝玉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但这个粗鄙的武夫也因此逐渐滋长居功自傲的思想。史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寝骄蹇自恣。”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他违法乱纪，“畜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猎。尝占东昌民田，民讼之，御史按问，玉捶楚御史。及征北还，私其驼马珍宝无算”（《明太祖实录》）。还令家人“中云南盐万余引，倚玉势先支”（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四》）。又“于本家墙垣内起盖房舍，招集百工技艺之人，在内居住，与民交易”（朱国桢《皇明大训记》）。据说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时，曾发现“玉尝与其谋”，朱元璋考虑到他是常遇春的妻弟，“以开平之功及亲亲之故，宥而不问”。但是，蓝玉“素不学，性复狠愎，见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专恣横暴”，更是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马坊、廊房采用九五间数”。北征归来，夜至喜峰口，关吏没有及时打开关门迎纳，便纵兵毁关而入。“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朱元璋原拟封他为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但蓝玉仍不知悔改收敛，“恃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并“遣人入朝，觇伺动静”。奉命治理兰州、凉州诸卫军务时，又违背朱元璋在西番藏族聚居地区借茶马贸易“以系番人归向之心”的羁縻政策，为追捕逃寇祁者孙，擅自带兵进入罕东之地。许多部将建议：“莫若缓以绥之，遣将招谕，宣上威德，令彼以马来献，因抚其部落，全师而归。”蓝玉就是不听，“遣都督宋晟等率兵徇阿真川，酋哈昝等惧，遁去。又袭逃寇祁者孙，弗及”。朱元璋因此对他很不放心，不久命其总兵前往四川建昌镇压月鲁帖木儿的叛乱，又命义子、都督徐司马为副总兵，以便监视他的行动。但蓝玉仍“欲深入番地，取道松叠以达建昌。会霖雨积旬，河水汛急，玉悉驱将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忘，玉不得已，乃由陇右抵建昌”。 蓝玉正是由于骄蹇自恣，违法乱纪，越礼犯分，最终走上谋反的道路，从而招来杀身之祸的。 蓝玉党案的爆发 蓝玉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朱元璋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底，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在久病之后去世。朱标的长子朱雄英前已夭折，次子朱允是朱元璋的第三个孙子。九月，按照嫡长制的继承原则，朱元璋诏立朱允为皇太孙，作为将来的皇位继承人。此时的朱元璋已届65岁的高龄，而朱允只有16虚岁，性格又酷似乃父，仁柔宽厚，他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这个年轻的继承人心慈手软，控制不住局面，如果那些久经战阵、老谋深算的军中大将凭借他们是开国元勋，不服调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朱标去世时，燕王朱棣自北平来朝所说的一番话，更加重了他的这种忧虑。原来朱标的元妃常氏是常遇春的女儿，而蓝玉则是常遇春的妻弟。由于这层亲戚关系，蓝玉自然对皇太子朱标非常关心。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出征纳哈出归来，曾问皇太子：“主上诸子中，殿下度谁最爱者？”皇太子答曰：“莫若燕王。”蓝玉说：“臣亦知之。臣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审之。”但皇太子却说：“燕王事我甚恭。”（何乔远《名山藏》）并没有将这话放在心上。后来，蓝玉的话传到燕王耳朵里，燕王恨死了蓝玉。皇太子一去世，燕王入京朝见，便到处散布说：“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夏燮《明通鉴》）朱元璋因此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也就更加疑忌。他不禁想起，在命蓝玉征讨月鲁帖木儿之前，曾急召蓝玉进京面授征讨方略。蓝玉和十几个部将陛辞时，他让诸将先走一步，想留蓝玉单独面授机宜。他连呼三声，竟没有一个将领离开，只见蓝玉举起衣袖一挥，这些将领便都赶忙退出。朱元璋想不到蓝玉在诸将中竟有如此威势，对他更是深怀疑忌。这也是命义子徐司马为副总兵，以监视蓝玉的原因之一。此后，朱元璋对蓝玉的一举一动也更加关注。 没有多少城府的蓝玉，对此却浑然不察。洪武二十五年底，他平息月鲁帖木儿的叛乱后，奉旨班师回朝。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兼太子太傅，开国公常升、全宁侯孙恪兼太子太保、詹徽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茹常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蓝玉不乐居宋、颍二公之下，发牢骚说：“我不堪太师焉！”联想到自己最近请求办的事，朱元璋多不从，如平定月鲁帖木儿之叛后，他曾奏请在四川籍民为兵以加强守御，又请移师讨长河西朵甘百夷，朱元璋都没有同意，因此越发闷闷不乐，曾私下对家人和亲信说：“上疑我矣！”（查继佐《罪惟录》）他想起自己的亲家、靖宁侯叶升于八月间以“交通胡惟庸”的罪名被杀，怀疑是叶升的口供指认他为胡党，故而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说：“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我这几时见上位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逆臣录》） 转眼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1），朱元璋因受不住皇太子病死的打击，患了“热症”病倒。蓝玉认为“天下兵马都是我总着”，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于是密遣亲信，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后军都督府同知祝哲、中军都督府同知汪信等和自己过去的老部下，把他们召至自己私宅密谋策划。在夜阑酒酣之际，蓝玉煽动说：“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以前我每（们）一般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每（们）几个，没由来，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他让诸将分头搜罗士卒和马匹、武器，做好起事的准备。正月二十八日，蓝玉派人去找准备担任谋反主力的府军前卫步军百户李成。二月初一，李成匆匆赶到蓝玉私宅，蓝玉对他下达了在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耕籍田时起事的命令：“我想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阳门外劝农时，是一个好机会。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在上人马，我和景川侯两家收拾伴当家人，有二三百贴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当，都是能厮杀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些，这些人马尽够用了。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 蓝玉的密谋，早被锦衣卫的特务察觉。未等蓝玉等人动手，锦衣卫指挥蒋献已向朱元璋告发。此时，经过明军的屡次打击，明朝的劲敌北元已被击溃，陷于分裂状态，北部边防比较巩固，朱元璋决定再次大开杀戒，彻底铲除那些可能对朱家天下构成严重威胁的开国老将，确保年轻仁柔的皇太孙将来能坐稳江山。当年二月初二，他将冯胜、傅友德、常升、王弼、孙恪等从山西、河南召回京师。二月初八，蓝玉入朝，即下令将其逮捕，命皇太孙与吏部尚书詹徽进行审讯。蓝玉不服，詹徽大声呵斥道：快快从实招来！不料蓝玉却高声呼喊：詹徽就是我的同党！皇太孙大为惊讶：“有是哉？”随即命左右将詹徽揪住，拉出场外。第二天，蓝玉被投入锦衣卫大牢，第三天以“谋反”罪被处死，夷灭三族。朱元璋随即借机搞扩大化，以蓝党的罪名，把一大批淮西老将及其子弟加以牵连诛杀，并将刑讯逼供得出的口供辑为《逆臣录》，公布于众。至九月，为了安定人心，宣布赦免胡惟庸、蓝玉余党。事实上，赦免令颁布后，诛杀仍在进行。整个蓝玉党案总共大约杀了两万人（朱元璋的赦免令称“族诛者万五千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航海侯张赫已死，也追坐蓝党，革除爵位。过了一年，颍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弼也追坐蓝党赐死。又过一年，宋国公冯胜也以蓝党罪名被杀。“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活跃于明初政治舞台的淮西勋贵势力已被完全铲除。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为了安抚那些已不对他构成威胁的尚存武臣，朱元璋将已退休的武臣2500余人召至京师，赏给每人一大堆银子钞币，让他们“还乡抚教子孙，以终天年”。十月，又给他们各进秩一级。 蓝玉党案是明初皇权与军权矛盾冲突的产物。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及其朱家子孙能“躬览庶政”，拼命扩张皇权，不仅把军权集中到君主手中，而且要求所有的武臣都“事君以忠”，绝对服从君主的调遣与指挥。但是，一批开国功臣特别是淮西勋贵“迨身处富贵，志骄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文网”，终于导致蓝玉党案的爆发。朱元璋通过此案打击了一部分骄横跋扈的功臣，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大规模的诛杀，又必然造成大量的冤狱，以至“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罕有存者”（《蓝玉传》），其消极的影响也毋庸忽视。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建文帝朱允无将可用，先后起用年迈的老将耿炳文和没有作战经验的膏粱子弟李景隆为大将军，带兵北上讨伐，结果均遭败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朱允的皇位被篡夺，也就势所必然了。 蓝玉谋反的事实难以推翻 蓝玉党案结案后，朱元璋公布的该案案犯供状，现存两个手抄本，分别藏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者名为《蓝玉党供状》，不分卷，已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杂史类，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者名为《逆臣录》，分为五卷，已经王天有、张何清点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吕景琳细读《逆臣录》之后，在《蓝玉党案考》一文中指出：一、这部供词汇编没有本案首魁蓝玉和二号人物曹震的口供，表明两名主犯根本没有招供。二、谋反的时间众说纷纭，口径不一。三、说蓝玉曾参与胡惟庸、李善长谋反，纯属胡编乱造；四、蓝玉被捕前28天，先后接待千余人，门庭若市，令人不可思议；五、说蓝玉选择在皇帝耕籍田之日动手谋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蓝玉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 吕景琳所说的前四条，确实存在。第一条所说的没有本案两名主犯的供状，确是《逆臣录》的一个重大缺陷。但案件的判决，主要取决于证据而不是口供，所以此条似乎尚不足以构成推翻本案的充足理由。至于第二、三、四条所说问题的出现，则是由《逆臣录》的性质所决定的。朱元璋的《御制〈逆臣录〉序》即已明确指出，这部《逆臣录》是“特敕翰林，将逆党情词辑录成书”的。它既然是案犯口供的汇编，供词中出现口径不一、互相矛盾乃至荒唐怪诞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何况，这些口供又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取得，并经过翰林院官员的加工整理，表述的自然不全是客观的真实情况。也就因此，书中的许多供词，既有歧异迭出、互相矛盾的一面，又有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另一面。所以，根据这几条，可以断定受到牵连而被杀的一二万人是无辜的，但却不足以否定蓝玉本人及其几个同伙的谋反罪行。 吕景琳所说的第五条，被认为是否定蓝玉谋反罪行的最有力的证据。吕景琳认为，按照明代的礼制，皇帝耕籍田的日子虽定在仲春二月，至于二月的哪一天，要由钦天监临时“择日”。即使择定了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亲自前往，他可以派官员代行，“去不去的随意性很强”。因此吕景琳认定，朱元璋“诸事慎之又慎，行踪诡秘”，即使决定前往南郊祭祀或躬耕，也“不可能提前广为宣泄”，“一般人决无可能较早知道享先农耕籍田的日期，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躬耕籍田”。所以，吕景琳断定，“具体谋反日期露出了马脚”，“这件最确凿的事实却恰恰成了蓝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证”。 这些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耕籍田的具体日期虽由钦天监择定，但绝非临时决定，而是提前一段时间择定，因为耕籍田并非只是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员的个人行动，而是牵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体行动。“其耕籍仪：祀先农毕，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应从耕者各就耕位。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礼毕。太常卿导引皇帝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众人终田。是日宴劳百官耆宿于坛所。”（《明太祖实录》）参加耕籍田的，不仅有皇帝，还有三公九卿、太常寺卿和应天府尹、上元及江宁县令，此外还有耆宿庶民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祀礼，显然需要提前进行认真细致的筹备，这就需要尽早择定具体的日期，并事先通知从耕的各位官员耆宿。而提前预测短期的天气变化，就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可以办到的。吴元年（1367）十一月十二日，朱元璋半推半就地接受文武百官的奉表劝进，决定登基就位、建立大明王朝后，开始着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登基的具体日期，是朱元璋与谋士刘基商量后决定的。刘基精通象纬之学，当时身兼太史令，正主持历法的制定工作。他利用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预测来年的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是朱元璋登基的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祭告上帝皇祗说：“是用明年正月初四，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祗，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在举行这个祭告仪式的前两天，应天（今江苏南京）连降雨雪，但到正月初一，大雪却突然停止，到初四日果然是个大晴天。我们无法确定，刘基是在什么时候预测到来年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的，但应该不会早于吴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果是前者则预测到51天后的天气，如果是后者也预测到12天后的天气变化。据《逆臣录》的记载，揭发蓝玉定于二月十五日耕籍田之日动手谋反的案犯中，苏庆、王逊、陈继、吴贰、汤泉和王德交代是在“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得知这个具体日期的，马聚、戴成和陈贵交代是在当年正月十二日，张仁交代是在正月十四日，潘福荣和陈铭交代是在正月二十五日，单庆和李成交代是在二月初一。其中，能明确说出得知耕籍田的具体日期的，最早是在正月十二日，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33天，最晚则在二月初一，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14天，在当时的条件下，专掌气候观测历法制定工作的钦天监，是完全能够办到的。 至于耕籍田的日期确定后，朱元璋是亲自前往还是遣官代行，这要看皇帝政务是否繁忙、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而定，而不是随心所欲，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而且在皇帝亲往躬耕抑或遣官代行之事决定之后，还须及时通知掌管操办耕籍田礼仪的太常卿，以便就相关礼仪是否变动（如遣官代行，“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户部尚书北向进耒，太常卿导引皇帝秉耒三推，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这一系列礼仪就须作相应的改动，因为代行礼仪的官员是不能“南向立”、“南面坐”的，户部尚书也不必“跪受耒”）、安全保卫是否应该加强（如皇帝亲往，必须提前清道，并加强沿途及先农坛周边的警戒和保卫力量）作出决定和安排。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已被授为太子太傅，作为必须参加耕籍田的三公之一，他事先知道耕籍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日并得知皇帝将亲往参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后来，朱元璋果然在这一天亲自前往南郊躬耕籍田，正是这一推断的最好证明。因此，许多案犯所交代的“具体谋反日期”，不是蓝玉案的“最有力的反证”，而是它的最有力的铁证。我们切不可因为朱元璋在此案中牵连诛杀大批无辜的武臣，就连蓝玉的谋反事实也加以抹煞、否定。（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十一辑，原标题为“真假混淆的蓝玉党案”，作者：陈梧桐） 
蓝玉案，是指明洪武帝朱元璋诛杀大将蓝玉、继而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历史事件。此为明初洪武四大案之一。洪武二十六年(1393)， 朱元璋为加强集权借口凉国公蓝玉欲图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名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逾1.5万，当时称之为“蓝党”。   朱元璋从小就把他当接班人培养，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立十岁的朱标为世子，至朱标病逝，27年的接班人生涯，老朱从没想过换人。不仅自己悉心教导，还请宋濂等名儒为师授其经学。到立朱标为太子时，命功勋道德老成者兼领东宫，不再与东宫外另设府僚，其中就包括李善长、徐达、常遇春等等功臣元勋，意在朱元璋外出征战期间，由太子监国、方便各将军丞相辅佐。 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 朱标二十二岁时，朱元璋见他年纪已长，遂令今后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有意让太子 “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 朱标很不像他老爹，朱元璋脾气火爆，而朱标温文尔雅。他生于安乐，却无纨绔之习，忠厚，能尽心受教，对大臣老师十分恭敬。在做太子期间看朱元璋杀人太狠了，就建议施行“宽通平易之政”，有朱元璋做反比，朱标在朝中的拥戴程度可想而之。 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 （晋王朱?）然性骄，在国多不法。或告?有异谋。帝大怒，欲罪之，太子力救得免。 帝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己出。帝或以事督过之，太子辄告高后为慰解，其仁慈天性然也 朱标有执政经验，做储君多年，朝中群臣愿意听命，朱棣也算雄才大略，但以以燕地一藩之镇起兵，胜算渺茫。朱棣在军事上要败。 洪武后期，蓝玉和朱标关系甚好，本来是朱元璋留下辅佐朱标的，可惜朱标早逝。蓝玉有居功自傲的性格，显然不是年轻的皇孙朱允文能镇得了的，朱标逝世不久，朱元璋就把蓝玉也屠戮了，朱标不死，蓝玉也不用死，蓝玉不死，蓝玉统领朝廷优势军力，哪有李景隆，朱棣的事情。朱棣靖难起兵“清君侧”的理由就牵强的。朱元璋为他的儿子朱标留了当时明朝超一流的武人集团班底做为儿子继承大统彻底清除北元而预备，而据史料记载蓝玉本人更对朱标忠心耿耿，然而天不遂人意朱元璋计划被打乱，太子死皇孙幼，朱标太子的武人集团班底全部被屠戮干净，最后落了个周亚夫的下场。[2-5] 蓝玉案谋反的起因《明史》、《明太祖实录》等所述都很简单，归纳起来不过有;两 这两点:第一，蓝玉嫌自己官小，“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 第二，蓝玉曾向太祖奏过几件事，太祖都没有听，蓝玉认为“上疑我矣” 点作为蓝玉谋反之理由未免显得过于简单了，《逆臣录》中丰富的材料则予以补充。下面看看《逆臣录》中一些人的供状材料。 府军前卫一前所管步军百户李成的供状载蓝玉对李成等人一说:“我亲家靖‘全侯做到侯的位子，如今把他废了。前日说教做太师，今番又着别人做了。我想上位容不得人，公侯每废了几个，久后都是难保全的。你众人征南征北许多年，熬得个千百户、总小旗做，没一日安闲快活，你肯随肴我一心时，早晚来我根前听候。” 兴武卫指挥金事董翰的供状云:“有本官(指蓝玉)对说:‘我亲家靖宁侯征南征北，受多少苦，熬得做个公侯地位，也把他做胡党全家废了，我自征进回来，见上位好生疑我，料想他必是招出我来。不如我如今趁早先下手做一场，免致后患。我已与库军等卫头日商量定了，未知你众官人心下如何?” 东莞伯何荣之弟何宏的供状载蓝玉对詹级说:“詹尚宝，你老子同我做东宫官，我说与你，你见本朝文官那一个有始终?便是老太师、我亲家靖宁侯也罢了。如今上位病缠在身，殿下年纪又小，天下军马都是我总着。” 按《逆臣录》中供状所述，蓝玉造反之原因除《明史》等所列两点外还有: (一)、蓝玉当时身为总兵，掌天下之兵权，有造反之实力; (二)、当时太祖已身患重病，《逆臣录》中好些人的供词均提到太祖“病缠身”，太子刚去逝不久，太孙允坟年纪尚小，这些都为蓝玉谋反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三)、蓝玉手下有一批能征惯战之士，“征南征北”的，许多府军诸卫的头日积极参与蓝玉谋反的活动: (四)、靖宁侯叶升是蓝玉的姻亲，他被太祖所杀，使蓝玉也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感觉，这大概是促成蓝玉谋反的最有利的证据; 以上四点原因是很充分的，看来蓝玉的确是有谋反的可能性的，不过司一能性归可能性，历史上蓝玉到底有没有谋反这一事实呢?吕景琳先生在《蓝玉党案考》一文中论述了这一问题。吕先生从五个方面进行剖析:第一，蓝玉并未招供:第二，谋反时间的众说纷纭:第三，胡编乱造的胡惟庸李善长故事:第四，凉国公府的门庭若市;第五，具体谋反日期露出了马脚。最后，吕先生得出结论:蓝玉根本就没有谋反的事实。 笔者是赞成吕先生的观点的，不过如前所述，蓝玉谋反的动机还是很充分的。之所以谋反的动机没有转变谋反的事实是由于明太祖的老谋深算。面对“悉无臣礼”的蓝玉，太祖先发制人，一举歼灭了蓝玉及其同党:而蓝玉只是被动挨打，束手待毙，这位有勇无谋的大总兵在太祖的跟前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 首先，蓝玉谋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姻亲叶异被诛。《逆臣录》中多次提到蓝玉说“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这句话，而叶异则是胡党中的人物。有关叶界的事迹史云:“叶异，合肥人，左君弼据庐，异自拔来归。以右翼元师从征江州……洪武三年论功，金大都府事。明年从征西将军汤和以舟师取蜀……论功，封靖宁侯，岁禄二千石，世指挥使……二十五年八月坐交通胡惟庸事党，诛死。”靖宁侯叶异交通胡惟庸一事《逆臣录》多有一记载:“一招洪武十一年不一记月日，为见胡惟庸行事，好生有权。是翼不合纠同延安侯、李太师、吉安侯、南雄侯、靖宁侯、普定侯、景川侯、会宁侯等，时常前去本官家往来，饮酒结交。”叶异犯案之经过又是怎样的呢?《逆臣录》中载指挥金事田珍的供词回答了这一问题:“二十四年十一月，靖宁侯密与陈指挥说:‘有我旧识蒙镇抚为事提下了，我怕他指着我的名字，我这一回好生忧虑。’在后本官果为胡党事发典刑了。”后来有人评价胡、蓝、叶之间的关系时说:“然则靖宁之通胡，因蒙镇抚而发，凉国之谋逆，又因靖宁而成，以此知蓝党者，即胡党之流祸也。” 其次，据《逆臣录》中的招供记录，许多人既参与了胡党的谋反，又参加了蓝玉党的谋逆活动。如前军都督杨春，他在早些年“因见胡承相有权，就投门下，来往商量谋事”，后来胡党案发，他侥幸躲过，又积极参与到蓝玉的谋反活动中。再如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等，均参与了两次谋逆活动。由此可见，胡、蓝两案关系密切。[6] 蓝玉案有一种论调杀功臣只出现在平民天子而世袭天子则不杀功臣或外国君主不杀功臣。但是事实上平民造反除了陈胜外都没有平民当过皇帝，都是在前朝军政财教系统内流转，事实上所谓的世袭天子或外国历史上大清洗杀功臣的例子比中国只多不少。之所以显得比国内少，一是因为本国历史更为国人所熟知，各国语言不通、国人读书太少不熟知世界诸国历史。二是所谓“平民“”不平民，不管是刘邦、朱元璋、还是108将都是体制人员，就连朱元璋没有登基称帝还做大将军时依然当着元朝官员谴责张士诚背叛元朝，以至于张士诚骂道我杀元朝的官甘他屁事。历代权利更迭都是在上界权利内部（如军事首脑、政治首脑、财团首脑、宗教首脑）或者异族征服，从来没有平民皇帝。如果历朝历代的体制内人员算平民，那么真正国家世袭统治阶级只有三公、六部尚书以及布政使这些有数的人。那么比历朝历代体制内人员地位还要低的四民、贱民，算什么？王自健的八零后脱口秀说过这么一段，他有一个公务员的朋友，天天跟他抱怨自己工作多辛苦，领导多难伺候，勾心斗角多严重，说天天得在领导面前装孙子。王自健就问他，那你怎么不辞职呢。朋友就特别真诚的说，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我们是天天得装孙子，你们是真孙子。 精神小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之所以把这些古代体制内人员说成平民无非认为可以借题发挥，符合小布尔乔亚对上层喊晋升，对下层用打压的行为。怕他们重新回落那个阶层，批评这些无知愚昧底层就可以和他们身份分开。但却忘了愚昧无知落后是底层的副产物，而不是原因。一个底层不能互相支援扶持的社会是冷酷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基本上都是底层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很少有底层人去偷去抢去故意伤害顶层阶级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顶层人活动的区域，底层人根本就不会去。有钱人打民事官司，对方一般也是有钱人。也就是说，你能跟底层人民发生矛盾，说明你们之间的阶层区别不大。在你眼里农村人、捡破烂的、小商小贩是底层人，在那些真正的顶层阶级人眼里，你也是底层人，除非你是六部尚书级别的。但是他们会禁止自己的小孩跟你的小孩玩吗？他们不需要。因为他的小孩和你的小孩很难有真正的交集。人长大了自然会慢慢习得阶层的差别，但是总有很多人会高估自己的阶层。从小给小孩灌输阶层的观念，对小孩只有伤害，没有好处。小布尔乔亚认为我们消灭了贵族，只剩下流氓，以为人们不消灭封建贵族地主，精神小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自己今天就是贵族了。天涯有个主题是问大家祖上在民国时是做什么的，然后下面回帖的都是些祖上是开明地主,进步商人之家.什么家里的地占了XX府的三分之一,在上海滩置办的产业有半条XX路云云.而且个个都是起早贪黑,辛苦打拼出了一分家业.教育出来的子女都是什么黄浦、辅仁、燕京、圣约翰,出去留洋的也是大把大把。再后来共产党来了就是地主被分了田地阿,家里的老宅被原来村里游手好闲的无赖给占了阿.城里的家业被公私合营了,原来的房子被充公成了XX部门大楼..种种不一而足..再后来有个穷极无聊的哥们,把回帖里所有的回复都统计了一遍,结果发现帖子里自称是黄浦军校毕业做到国民党将军的祖宗比历史上国民党军将领的人数还多...上海滩所有的地皮房产加起来还不够众人祖上分的..至于一个地方有七八户占了本地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田地的大地主更是满地都是.最后想了想就一句话：人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时是真的能吹。不说古代士族一样有亲疏远近，近代不消灭贵族地主（也有地主顺应时代潮流的）就不会解放土地价值，土地价值不释放就不会工业化，精神小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可能就是地主家的长工短工或农奴。哪有纪录片里老革命家说的今天吃的比地主都好的情况。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古今中外能达到功高盖主者无非几种下场。 如范蠡张良，功成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或严重的外部威胁下，没有大一统稳定的内部自然不会自剪羽翼。 如诸路世侯，留着也麻烦，便调他们去征战诸国。胜了最好，败了也无所谓。所属部队被打残的权臣自然就不会功高盖主。 如米太亚德、斯提立科、托洛茨基、圣女贞德、源义经、源范赖、恩斯特·罗姆、陈元轩、范文巧、阮廌、阮文诚、邓陈常、黎文悦、郑道传。 穆萨.伊本.努赛尔（Musa ibn Nusair）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结果被哈里发召回之后挖眼放逐在街头当乞丐；穆罕默德.本.卡西姆（Muhammad bin Qasim）征服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北印度的大片土地，结果同样被哈里发召回后杀死；中亚征服者屈底波·伊本（Qutaibah ibn Muslim）没有上当，试图起兵，结果被部下杀死。 倭马亚王朝之后的阿巴斯王朝也是一样的情况。王朝建立有三大功臣，阿布（Abu Muslim Khorasani），阿卜杜拉.伊本.阿里（Abdallah ibn Ali），阿布.萨拉买（Abū Salama al-Khallāl）。第三个人被第一个人奉哈里发之名派刺客暗杀，第二个人心怀不满起兵，被第一个人击败杀死，最后第一个人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被哈里发派人暗杀。 在卡莱战役杀死克拉苏的安息统帅苏雷纳因功高震主被杀；在沙隆战役击败匈奴王阿提拉的罗马统帅埃提乌斯因功高震主被杀；收复罗马的拜占庭统帅贝利萨留被查士丁尼挖掉双眼置于城门乞讨；征服西班牙的北非总督穆萨被哈里发抢走最后一文钱；在怛罗斯之战击败高仙芝的呼罗珊总督艾布被哈里发杀死。三十年战争中的神罗统帅瓦伦斯坦被皇帝杀掉。 西汉士族天子杀的功臣周亚夫。 东汉士族天子杀的功臣邓奉、彭宠、庞萌、韩歆、蒋横、欧阳歙等。 隋朝士族天子杀的功臣虞庆则、史万岁、王世积、王谊、宇文忻、元谐、高熲、贺若弼等。 宋朝士族天子杀的功臣张琼、岳飞。 明朝杀的功臣、胡惟庸、郭桓、朱文正、蓝玉案。 清朝士族天子杀的功臣舒尔哈齐、郑芝龙、多尔衮、鳌拜、吴三桂、尚可喜、孙可望、耿精忠、年羹尧。 朱元璋为他的儿子朱标留了当时明朝超一流的武人集团班底做为儿子继承大统彻底清除北元的主力兵团，这是第一步。心慕汉高唐太的他需要一个让王朝雄视六合、让子孙福奕万代的都城，这是第二步。以朱标为姻亲枢纽，以常、蓝为首的汉蒙武人集团配合关中地区的天险地利可以对岭北产生巨大的威胁，而且有黄河护卫没有北京必须时刻囤积重兵的弊端。而北京因为地理位置以及漕运之利依然会是攘夷藩王坐镇的军事巨镇，与关中新都齿矣。奈何太子朱标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 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听起来真是异常凄凉。太子朱标的汉蒙武人集团班底是未来朱标的基本盘而不是整个朝廷的，在历次杀戮之后，可以看到，徐、李、汤、耿、郭、沐几家和朱元璋关系特别好的勋贵都活到了最后，足见太祖并非滥杀，而是有自己真正的基本盘的。 朱允炆曾跟朱元璋说对付他叔叔们的方法：“首先，用德来争取他们的心，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再不行就削减他们的属地，下一步就是改封地，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只好拔刀相向了。”结果他没有按他说的步骤做而是直接跳过拔刀，由于朱允炆集团软弱选择从最弱的藩王下手，皇帝的威仪随着各藩王不断削藩递减最后最老最强的藩王朱棣反了。对北方最失人心的举动就是建文帝把北方诸省儒学传授给砍了，朱棣登基恢复。靖难之役能成功有很多原因，军事能力和运气都很重要，当然还有太祖皇帝当年制度设计的结果。朝中出了奸臣，亲王可以起兵“清君侧”，本来就是太祖皇帝的安排，而且他也注意培养诸王带兵经验和威信，保证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个目标。太祖尸骨未寒，齐、黄等人大举废黜亲王、剥夺护卫兵，那不就是奸臣咯？燕府自己的护卫兵多被宋忠等人领出去了，但燕王起兵，跟他出塞的老部下们纷纷响应，这就是太祖培养的成效。王府自己的护卫兵满编不过15000人左右，太祖还真指望亲王用这点儿兵力一路打到南京去不成？当然《皇明祖训》规定亲王靖难之后要还国，然而建文帝没有逃跑也没有出面交涉，居然自焚了，成祖连表面功夫都省了，直接即位吧。事实上成祖入京后南军大将郭英、平安、盛庸、梅殷、何福、房昭、杨文等等都先后顺服了成祖，说明太祖皇帝亲手打造的这支军队的指挥官还是明事理的，虽然受朝廷之命不得不执行，但心里知道燕王确实是遵循祖训而起兵，故能够接受这一结果。文官中固然有念及建文帝之恩而求仁者，但也有不少识时务之士，因此成祖很快就建立了首届内阁、重组政府，各地方政府也闻风归顺，只有浙江布政使等人还在招募民兵，被部下抓捕归案。总的来看，成祖起兵看似“叛乱”，实际却是太祖皇帝设计的应急机制的启动效果。从帝位传承上看，太祖尊重嫡长继承制，将皇位传给了建文帝，现在成祖取而代之，正所谓楚人失之，楚人得之。 内不能制外（也非绝对不能制，南军指挥不协调、失误太多），但内外都姓朱，都是太祖之后。我看这正说明了太祖制度为一姓之谋的成功。要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建文朝廷愣是把燕军消灭了，那才是太祖的真失败，以后朝廷又不知道搞出什么乱子。成祖即位后，用较为和缓而非粗暴废黜的手段，把亲王领兵的制度废除了，改为“天子守边”，更加在京城厚集兵力。但历史上人亡政息的例子并不少，太祖制定的这个制度，能影响他死后数年的皇位归属，我看也很厉害了。[9] 蓝玉是安徽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常遇春是太子朱标的岳父，蓝玉是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 ,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当初隶属于常遇春的帐下，对敌作战勇敢，是个常胜将军。常遇春多次在朱元璋面前称赞他。[10] 洪武二十年，蓝玉以征虏左副将军的身份跟着大将军冯胜征讨纳哈出，在通州驻扎。听说有元兵驻扎在庆州，蓝玉趁着大雪，带领轻骑兵袭击攻破元军，杀了平章事果来，生擒果来的儿子不兰溪回来。适逢大军进发至金山，纳哈出派遣使者到冯胜的军营投降，蓝玉前往接受投降。纳哈出率领几百骑兵到达军营，蓝玉非常高兴，设酒宴招待他。纳哈出斟满酒杯敬蓝玉酒，蓝玉脱下自己的汉服给纳哈出穿，说：“请穿上这件衣服再喝洒。”纳哈出不肯穿，蓝玉也就不喝酒。争执持续了很长时间．纳哈出把酒倒在地上，看着他的部下很气愤地嚷叫，将要离去。郑国公常茂在席间，径直上前，砍伤纳哈出，都督耿忠架着(纳哈出)去见冯胜。纳哈出的手下惊惧混乱，(冯胜)派元军投降的将领观童去规劝他们投降。明军回师至亦迷河，招降了纳哈出剩余的部队。适逢冯胜有罪，太祖收去了他的大将军印，命令蓝玉行使总兵官的职务，不久在军中授蓝玉为大将军，蓝玉移兵驻扎到蓟州。[11] 当时元顺帝的孙子脱古思帖木儿继承帝位，侵扰边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太祖命令蓝玉率领十五万大军去征讨。军队出了大宁，来到庆州，蓝玉通过谍报得知元帝在捕鱼儿海，就从小路日夜兼程，进军至百眼井。离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没有见到敌军，蓝玉想要领兵回去。定远侯王弼说：“我们率领十万多士兵，进入漠北腹地，一无所得，匆忙率兵回去，将用什么来回复皇上的诏命?”蓝玉说：“对!”命令将士们在地下挖洞做饭，不要露出炊烟和火光。又趁着夜晚来到捕鱼儿海南边，敌人的军营还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多里的地方。蓝玉命令王弼做前锋，快速进军，迫近敌营。敌军认为明军缺乏水源和粮草，不能深入进击，就没有防备。加上当时起了大风，卷起黄沙，白天亦昏暗无光。大军前行，敌人没有发觉，明军突然到达元军营前，元军大惊，匆忙迎战，明军大败元军。杀了太尉蛮子等人，招降了他手下的士兵。[12] 起因——蓝玉本人骄横跋扈蓝玉北征元军回来时，半夜敲击喜峰关关门，关吏没有及时开门接纳，蓝玉纵容士兵打破关门长驱直入。太祖听说这件事很不高兴。 蓝玉在军中擅自罢免和提拔军官，独断专行，皇帝多次责备他。他西征回朝，太祖让他做太子太傅。蓝玉对位居宋、颍两公之下感到不高兴，说：“难道我不能胜任太师一职吗?”等到他入朝上奏。太祖往往不听他的，他更加不高兴。[14] 案件经过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15] 蓝玉一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朱元璋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全须全尾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16] 蓝玉自恃有功，专恣横暴，所为多不法，举止傲慢，无人臣礼。[17] 而蓝玉案和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合称为“洪武四大案”。“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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