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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痛苦的奇伟磊落之气 司马迁因其一部《史记》，雄视千古，名垂青史。我读司马迁，直感一股奇伟磊落之气扑面而来，顿觉心旌鼓荡，痛快淋漓。这种感觉，正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真要读通《史记》，还真不能不读一读被誉为“百代伟作”、“千古奇文”的《报任安书》。明代孙月峰说 ，该文“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评注昭明文选》引）；清人吴楚材也说：“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古文观止》）。小学语文教材中，有据此文及有关资料改写的故事“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其对命运的抗争精神和亢扬雄放的情感力量，确能对青少年学生产生教育意义和警策作用。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汉太史司马谈之子，生于公元前145年，卒年约公元前93年。西汉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报任安书》是他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和《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征和二年（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案，时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被汉武帝认为“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生前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写就《史记》后，才沉痛秉笔，写了这封“幽而发愤”“自陈己志”的回信，有选本又名之为《报任少卿书》。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向朋友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经过，抒发了他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之情，表达了忍辱负重、矢志不渝地写作《史记》的顽强意志，以及志存高远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激情，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民族文化中那种壮怀激烈的人生情怀和审美文化精神。古来论者从各个不同角度褒扬甚多，不能一一。现拈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气”字，从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角度，来体会《报任安书》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品位和人格力量。 此书与《史记》一样，与其说是“负志”之笔，毋宁说是“仗气”之作，通篇勃发出一种凌厉激荡的阳刚之气。气从何来？气为何质？为何而发？又何以表现出来的呢？披览此书，便当自明。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而被处以宫刑，无辜受此奇耻大辱，愤怨之气从中而生，内心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为遂父亲遗愿，强忍悲痛，立志修史，藉以体现人生价值。然而，此举又备受朋友误解，心理的压力已无以复加。但他仍然把一腔怨气强压心底，在“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的“隐忍苟活”中目不旁顾，埋首著述，直至《史记》修成，多年来深埋心中的一股怨气，再也按捺不住，便急欲向世人表明心迹，一吐为快。忧思悲愤郁积于内，愀怆之气舒泄于外。他把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顿时化为慷慨激烈之气，藉以笔毫，挥斥幽愤，如高山飞瀑，不可遏制。 司马迁本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乐观的人，虽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仍欲实现自己的抱负，以求身后荣名，就只能强抑悲痛，负重忍辱。从动力心理学的角度看来，这种压抑的痛苦情绪，一旦得以宣泄和抒发，便能从中获得快感。朱光潜认为，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伴之以痛苦的情调。但沉湎于忧郁本身又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使郁积的能量得以畅然一泄，成为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所以，“当生命力成功地找到正当发泄的途径时，便产生快感”（《悲剧心理学》）。司马迁写给任安的这封信，即可谓生命力的“自由的表现”，因而在对“否定性情感”的“畅然一泄”时，在炽燃的心灵中腾起一股极宕尽情的壮气，从中获得了对自身人生价值的“肯定性情感”。即便在今天，我等后人在诵读这篇文字时，仍然感到通彻酣畅，感怆不已。 此书一开头便点出“舒愤懑”的主旨，进而说明自己蒙耻受刑，已难列君子之林，更何况本就平庸无能，“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谈何“推贤进士”！字里行间，怨愤层层推进，牢骚一发而不可收。表面看来是责己，实则是反语泄怨，讥讽当朝，一股愤世嫉邪之正气，直出胸臆，势不可遏！接着，他向任安辨明李陵之祸的由来并还历史以真相。他为李陵辩护，原意在澄清事实并“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不料“明主不深晓”而遭大难，是为一痛；而“交游莫救，左亲近不为壹言”，则又痛上加痛；“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茸以蚕宝，重为天下观笑”，则为三重之痛！在是是非非的声辩中，又一股备受委曲之怨气，九曲回肠，堪与谁言！ 信写到这里，司马迁进而直接向任安解开自己何以能“辱中求生”的大结了。一是由豁达的生死观所致：“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与其“伏法受诛”，形同蝼蚁，无“用”而死，不如屈中求申，为世所“用”，以生命之重、生命之质，体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二是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即由积极的人生观和进步的文学观所致：“私心有所不尽”，是说自己的冤屈尚未洗雪，心有不甘；“文采不表于后”，是谓所撰《史记》尚未杀青，志在必得。同时，作者又罗列了历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指出此“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明确提出了“发愤著书”的鲜明观点，并以前所未有的大气魄、大胸襟，指出著述《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高瞻远瞩，才高气盛。至此，司马迁已不仅在伸冤，不仅在辩白，不仅在倾诉，不仅在抒发心志和“好恶喜怒之气”（《律书》），一种深蓄的奇伟磊落之气穿透痛苦人生，直指个体生命价值的颠峰。 诚然，司马迁的心情是复杂的。这封信写到最后，痛苦感伴以一股豪气，耻辱感融于英雄气概，成就感杂以悲剧气息，自尊感出于不平之鸣……这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混杂情感”。惟其如此，人，才能显示一个立体的个性，弥漫其间的则是一种“真气”，惟其有这种“真气”，才能真正表现出人的生命激情。有论者说：“激情固然有时使人痛苦，但没有激情的生活却更使人痛苦。”（杜波：《关于诗与画的批判思考》）从这一意义而言，司马迁倒真是一个以澎湃的生命激情而超越人生痛苦的人。 这就是他的豁达，他的豪迈，他的气概，他的伟大！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报任安书》确乎是一篇“以气为主”的激扬文字。苏辙说司马迁的文字“疏荡有奇气”，黄履翁则说“负迈世之气”。这一般指文章的文气和人的才气。其实，这“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富有多重意蕴的概念。有学者说：“一个人的观念、感情、想象力，必须通过他的气而始能表现于作品之上”（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司马迁在此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气”，也有多层次的文化内涵。 其一，这“气”，与“神”相通，是为“神气”，也即反映在书中的司马迁的一种因负重而忍辱、因正义而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状态，“气”升华而融入于“神”了。古有论者：“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方东树：《昭味詹言》）；“神者气之王，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刘大魁：《论文偶记》）。司马迁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是非观、人生观、生死观等观念，皆为这一精神的体现。这是与孟子所言的“善养浩然之气”一脉相承的，因而这不仅显示出文章的大气魄，而且更显示出作者凛然不可拒遏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气度。 其二，这“气”，是一种情感的强烈表现，所谓“风情耿介曰气”（皎然：《诗式》）。这书，虽通篇伤心语、激愤语、控诉语，却又豁然大度，有大家气象。有人说得好：“该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寓理于情，不仅以理谕人，更是以情动人，一股浓烈的、激荡的、深郁的冤情、悲情、幽情、豪情、真情、激情、愤懑之情、压抑之情、不屈之情、奋发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贯穿于行文始末，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在语言的表达上，以“情”挟“气”，以“气”表“情”，又多用连贯语、排比句，一“气”贯之，如风如雨，如雷如电，真可谓壮势难挡，掷地有声。且在直抒胸臆时，又间以曲笔，有直有曲，曲直互生；有起有伏，起伏无隔，与“肠一日而九回”的情感状态相应相谐，与“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的愤怨之情相合相契。这又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惜诵》）一脉相承，泼墨悲怆，感荡心灵。所不同者在于：屈辞中多有内向的悱恻缠绵的情调，斯书却有外向的勇猛果决的气质，言辞激切，更见犷放雄健。孙执升有评曰：“司马迁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于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加上纵横排宕，真是绝代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 其三，这“气”又与“想象力”合辙，行文通古达今，慷慨任气，极具艺术个性。这正如有论者所说：能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其气，然后吐而为辞，笔而为书。吟读再三，即被劲健如大海奔涛所裹挟，笔力逼人，血气扑面，文澜壮阔而又滴水归源，长歌骋情且又跌宕不群，顿感有一种蓬勃舒发的“气力”，弥漫开来，显示出矫健奇肆的铮铮风骨。 伟哉其人！壮哉斯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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