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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传统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哲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传统文化的灵魂。西方文化中宗教处于核心地位，而中国文化中，宗教的功能基本上由哲学承担。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生活的意义，价值信念即安身立命的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和提升的。要深入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则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周之际。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提出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殷周时期有了原始的“阴阳”观念。《周易》以乾（天）、坤（地）、震（雷）、艮（山）、离（火）、坎（水）、兑（泽）、巽（风）八卦说明自然想象和社会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哲学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岀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形成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学派。在3000年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产生着影响。
而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有四大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早期儒家、早期道家、中国佛学、宋明理学。这四大传统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智慧都是人生智慧。中国哲学的智慧是从伟大精神人格中、从哲学家的实践行为中流露或显现出来的。中国哲学家透视现在，玄想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把高尚的理想拿到现实世界来实现。
一、早期儒家
儒家最早代表人物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学经典被称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乐》失传后，称为“五经”）。早期儒家思想还可以通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后两篇为《礼记》中两篇文章,以上为“四书”）及《荀子》等来了解。
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说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易传》认为，宇宙是一刚健的生命体，不停息地变化流行，人也应该仿效它而自强不息。人有了这种刚健自强、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就能够开拓创新、穷通变易。人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宏大天性，就是要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全面发挥人的禀赋与潜能。所以《论语》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礼记》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说，一旦人能充分地护持住自己的道德理性，人就能全面发挥其本性，并且尊重每一个人及每一物体的生存，使之“各遂其性”；这样就能回应天地的生命精神，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鼎足而三，理性地并进而辅相天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生活意义，由此确立。
早期儒家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天、地、人”三才的思想，都是讲创造生命精神贯注于天上、地下、人间；人可以与天地相协调、相鼎立，完成自己的生命理想；并以平等精神体察宇宙间一切存在的价值，完成其生命；最终通过“正德、利用、厚生”，“立德、立功、立言”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仁者，人也”。其实，“仁”就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仁”又是主体内在的意识，“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内在的“仁”具有伟大崇高的道德价值。
“仁者爱人”，它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有仁德的人会用爱心去对待人，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
“仁”又是一种宽容的精神。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理想，是要把仁爱的精神，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人，爱宇宙万物。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把自己和天地万物看成一体。
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出席世界宗教大会的几千位宗教领袖或代表签署了《全球伦理宣言》，其中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文明社会矛盾与冲突相当普遍的当今世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诚恕之道，彼此尊重，加强沟通，理解与对话，是调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良方，也是克服人与自然对立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思路。
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伟大寓于平凡的精神。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道德人格。只要挺立了道德人格，以良知作主宰，就能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超越的精神，做好日常的事业。
二、早期道家
早期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文约义丰，《庄子》诙诡谲奇。《老》《庄》不独表达了特殊的人生智慧，而且代表了特殊的中国艺术精神，以诗与寓言，以多义的比兴、隐喻来表达形而上学的意涵，堪称世界文化奇葩。 《老》《庄》诗意盎然，哲理宏博，汪洋恣肆，生机勃勃，暗示性无边无涯，涵盖面无穷无尽。
《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是一个终极实在的概念。它是整体性的，在本质上既不可界定也不可言说。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也不能将其特性有限地表达出来。它是不受局限的、无终止的一切事物的源泉与原始浑然的总体。“道”又不是一静止不变的实体，而是一流转与变迁的过程。道是整体与过程的统一。
在人生论上，老子强调“不盈、不争”、“致虚极，守静笃”（“虚极静笃”是一种得道的境界，虚静容易到达，但“虚极静笃”却很难达到，需要长期的修炼。达到”虚极静笃“的境界就会有大智慧出现，其实就是进入了潜意识状态即具潜能。）。这一原则老子称为“无为而无不为”，即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以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
老子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说，学习知识要积累，要用加法一步一步肯定；而把握和体悟道，则要用减法，一步一步否定。道家认为真正的哲学智慧，必须从否定入手，一层层除去表面的偏见、执著、错误，穿透到玄奥的深层去。
其实道家与儒家殊途同归最终都强调个人与无限的宇宙契合无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儒家努力尽社会人伦义务和社会责任，积极入世、遵守社会规范的主张不同，道家通过否定的方法，否定知识、名教，否定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缚，以化解人生之忧。道家追求的自由是精神的超脱解放，不是指放纵形骸的情欲。所以庄子要求化解物形，才能作逍遥无待之游，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庄学讨论了人的生存处境。此身有限，吾生有涯。以有形有限之生投入宇宙大化，面对无限的时空、知识、意义、价值。人世不同欲望之追逐竞争中，人心承受了巨大压力和痛苦，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如何化解这些痛苦、困惑？
庄子的人生哲学提示人们，由现实到理想，由有限到无限，致广大，尽精微，遍历层层生命境界求精神之超脱解放。庄学将人提升为太空人，超越有待，不为俗累，宛若大鹏神鸟，遗世独立，飘然远行，背云气，负苍穹，翱翔太虚。《庄子·逍遥游》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庄子·齐物论》强调蕲于平等，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反对唯我独尊，主张宽容。承认自己的生存、利益、价值、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必须以承认别人为先导。这是一种平等的价值观，每一个生命可以从紧张、偏执中超脱出来，去寻求自我超拔的途径。
三、中国佛教哲学
印度佛教自西汉传入后，经过几百年的消化，创立了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它渗透了中国哲人的智慧，特别是道家、儒家和魏晋玄学的哲理。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佛教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追逐、攀援、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佛教的反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之论及一整套修行方法，是要人们寻找心灵的家园，启发一种内在的自觉，培养一种伟大的人格。与儒家成圣、成贤，道家成至人、成真人一样，佛家的成菩萨、成佛陀，也是一种道德人格的蕲向。而佛家的诸佛平等境界和众生一起拯救世界的热忱，同样是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
佛教让人们反观自己心灵的无明，对治一切贪、瞋（嗔）、痴、慢、疑、恶见，拓阔自己的心灵，从种种狭隘的偏见中超脱出来，使自己日进于高明之境，而不为无明所缚。
禅宗教人“了生死”，生死能了则一切外在的执着都可以放下，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有限性而惶惑；他的紧张不安可以消解，他的创造性反而可以爆发出来；这样有限的生命便进入到无限的境界。中国宗教哲学，削减了宗教的意识，更加世俗化。其“担水运柴，无非妙道”、“一阐提皆得成佛”等论旨，都受到了儒、道思想的影响。
从思辩讲，中国佛学确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运思模型。天台宗的智慧是圆融的智慧。天台圆教取层层圆而无偏、遍无遗漏的辩证综合的方式。其“三谛圆融”说，把一心同时观照表象世界之空无、假有、非空非有等各方面，互不妨碍、彼此圆融地统一起来。
华严宗提倡开放的心灵，其所主张的“理无碍、事无碍、事事无碍”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主张，把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都看着是互为依持、互为因果、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它把世界看着是无限丰富的世界，看着是融摄了不同层次的相对价值系统的一个更高价值系统。在一无限和谐的实在中，主体和客体也是互为依籍、互为关联的。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强调自性是佛，平常即道。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人生中才有涅槃（自由），在涅槃中才有实际的人生。禅宗以创造性的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日常途经，来揭示人生的秘密，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禅宗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意识，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人格。它用烘云托月的方法，不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而之说它不是什么。禅宗甚至不用语言，而以各种身体动作，或以“棒喝”之类的方法，开悟心灵，启发人大彻大悟。
四、宋明理学（或称道学）
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干，融摄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它把汉唐以来注疏“五经”的传统变为讲求“四书”的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并以民间自由讲学之书院为依托，把传统精英文化进一步世俗化了。理学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它不仅在元、明、清三朝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在14―20世纪对东亚各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集中讨论了理气关系与心性关系。他认为宇宙间事物的法则、规律在逻辑上要先于个别的事物。如果把“理”设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即作为“类”的人的本质规定，那么它在逻辑上要先于或高于实际的人，即具体、个别的人。这就强调了道德理性对人躯体情感欲望的制约。心是性、情的统一。
性是人的本质规定，是情的根据或根源，情则是性的表现。“心统性情”即心兼含有性（内在道德理性）和情（感情欲念），又指“心主宰性情”。这里又强调了意识主体和理性对于情感的主导、控制。所以他主张以“居敬、穷理”的方法涵养心性。居敬就是专心致志，穷理就是深入研究。他还阐发了“格物致知（推究事物原理而获知识）”的方法，其中包含有科学求知的精神。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中心学的集大成者。“知行合一”说与“致良知”教，是他颇有特色的学说。他肯定知行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包含和动态统一，甚至把“一念发动处”的意念、动机都看作是行之开始。
“致良知”即扩充良知（良知为孟子所讲，是内在道德判断与评价作用），一方面除去心中的自私念头和不正当欲望，保持善良的心地；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接受磨练，切实践行，把心中的善意具体地表现出来，不能只口头说说。良知不仅表现为“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先验原则，同时又表现为“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道德自觉与实践。“致良知”也就是一套修养德性的功夫。王阳明教人要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如果说朱熹强调道德的理念、规范与知识的话，王阳明则强调道德的情感、直觉与体验。这就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不同。在方法论上，前者主张“问道学”，后者主张“尊德性”。
宋明理学将道德提高为本体，重建了人的哲学。理学家的最高理想是“孔颜乐处”即“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理学的根本精神可以用张载的不朽格言为代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明理学对培养气节操守，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把道德自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庄严伟大。
另一方面，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其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部分，维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以一整套规范压制和扼杀了人的本性，造成了伦理异化，给中国社会和人民曾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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