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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重重风波与危机后，6月28日下午，易到发布公告称，公司已于近日变更控股股东，已有新的控股股东进入，乐视不再作为易到控股股东。 新股东将为易到带来哪些改变还不得而知。出走的周航看到这番光景，不知作何感想。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有人说，周航的过去充满了各种如果，如果他很早意识到出租车市场的重要性？如果他让易到用车很快加入滴滴、快的掀起的补贴大战？如果他选择背靠对其流量有巨大提升的BAT？如果他对具有中国特点的互联网竞争反应更加敏感，而不是过分沉浸对商业模式、产品的思考？ 这些，可能也是周航自己认为错失好局后，脑子里最先浮出的问号。 如果时光能够逆流，易到用车作为中国第一家网约车公司，不会委身乐视，周航更不会以一种不得已的方式离开自己开创的公司。毕竟将内部矛盾以激烈的方式摆放在公众面前，对于一个以优雅闻名的人而言，“出恶声”多少有些尴尬，但比司机和乘客找自己要钱的境况，更能接受。 尽管已经连续创业20多年，周航获得的巨大关注度，却是易到用车这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在短短几年中给他带来的。易到让他成为企业家明星，演讲台上的常客。 周航以他在机场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机场打车难是个市场痛点。在讲台上，周航说，自己创业的初衷就是让寻常百姓也能像官员一样坐上专车，这种艺术化的表达一般都会引发台下阵阵掌声。 很多人感觉到了周航的情怀。与周航共过事的不少人，对周航的评价的标签，大多也是好人、有品位、懂生活。 周航为易到用车打造的商业模式不但有逻辑美感，而且也经得起实践考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易到不但坐稳网约车头把交椅，口碑与现金流也都很好。 “一个开创者为什么不是领先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数次问自己。”周航说。 对此，他的答案是： 第一，各家都打价格战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绝不参战，结果很惨痛。2014年，红杉资本的周逵找到我，跟我谈了3个小时，但我拒绝了红杉的投资。后来这个行业融的钱越来越多，不断加码，我们没跟上，也就错失了机会。 第二，今年我才想明白一点，共享经济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得便宜。你光靠品质的提升，聚焦在一个相对小的市场，指望着市场慢慢长大这是不行的。 第三，我觉得易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团队没有形成真正的合伙人文化。过去股权的比例比较小，沟通起来可能还是偏上下级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平等。一个团队需要相互激发、相互挑战，哪怕争执不下，也比一个人说了算好。 周航曾经在高端音响行业获利颇丰，以至于他自称很快就到达了理想中的状态——“40岁退休，赚到足够多的钱，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就养老。” 然而，移居加拿大的周航“陷入一个很大的恐慌，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从2003年到2010年，前后差不多7年时间，我一直在寻找。最难受的时候，我妈还陪着我去看心理医生……有一次我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就盯着一片树叶，从脱落到飘下来好几十秒，我就一直盯着它看，直到它落在地上。那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还是要过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生活，那一刻我下决心回国”。此后，便有了易到用车的故事。 周航自认为还算是个“利基市场”的熟手，“在上一段电子产品的创业历程中，我在‘差异化高端市场’的生存和发展做得颇有一些心得，我在商学院的论文也是关于差异化战略方面的选题。但是为什么现在却越来越质疑互联网上的‘差异化战略’了呢？”周航不解。 周航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互联网本身的特性下，“我有差异化的服务，我有忠实的会员体系，我有很强控制力的资源……我想说，在互联网世界里，这些都不如用户流量和价格战有效”。 尽管文章叙述的口吻，是明星企业家在指导别人认知互联网，背后却似乎对自己创业的反思。“必须要有勇气选择最大的市场，而不是做个所谓的‘小而美’来偏安一隅。市场很残酷，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在互联网世界，你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周航的反思。 周航遇到的矛盾，是“在必须面对大众的市场，保持服务小众的心态”的矛盾。利用互联网“平等化”的特性来创业，基本上都可以看作在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公众之所以愿意为你“推小车”，乃需要看到眼前的利益和即刻的满足。 古人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在眼前晃，它所导致的麻烦可能发生，就算发生也在很久以后，遇到这个问题能想一想的人，都是智慧在中人以上的。”（“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此中知以上乃能虑之”——《春秋谷梁传》。）但毕竟，智慧在中人之上的不是多数。 在几乎所有投资人都意识到，必须靠烧钱才能获得更多市场的时候，周航却不相信，或者看不懂。 之所以在网约车市场竞争白热化的时候，不愿意接受巨额资本投入，一方面，是以“烧钱”方式取悦公众的“不理性”，周航“看不太懂”；另一方面，拿更多的钱意味着要让出更多的股份，自己的决策自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获得巨额融资对当时已有战略投资方携程带来机场接送业务、对钱不那么焦渴的周航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最看重理性思考的周航与需要金钱刺激的司机、乘客，在面对眼前利益时的态度，其实是平等的，这可能是人性本身的弱点。那个时候，小而美的易到，活得很好，为什么要引入那么大的投资来烧？为什么要染指出租车行业？当时周航对别人说，肯定从出租车行业赚不到钱，何况还会遭致更大的政策压力。 在2017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在被问及“如果今后的人生只能做一件事，会做哪件”的时候，周航的回答是，选择做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让人更理性更客观地思考，”他说。 曾经有人写道，周航最推崇的书是《通往奴役之路》。如今，周航说，自己并没有特别喜欢的书，也不擅长给别人推荐书。他觉得国人的问题不是看书太少，而是看得太多，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后者恰恰是最重要的。 吊诡的是，这个自称“我这个人从来不从资源角度想问题，我从来都是从用户的角度思考他们需要什么”的企业家，其实仍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后来，出于现实压力，很懂经济学的周航让易到成为贾跃亭“生态化”反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一员，也认同了乘客和司机都需要补贴来引诱的逻辑——至少他没有反对。 美籍俄罗斯裔女哲学家安·兰德在美国精英阶层拥有众多拥趸，在如今很多硅谷创业者中，她那句“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仍然在他们脑子回荡。 从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中获取快感，也是某种硅谷气质。对旧权力蔑视和抗争，造就了一代代创新创业者。 “战斗的一生”，常常被用作对人盖棺定论时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对于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者而言，不回避竞争，永不休息，可能是必备的特质。周航早年实现了赚足钱提前退休的理想后，又因为心理不适，回国创业。这是一个很有情怀的故事，然而，进与退成为某种选项后，人的一生在其中摇摆。 一，不要试图在互联网上把高端差异化的服务作为业务的起点，那会很艰辛很慢和没有护城河； 二，就算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暂时站稳脚跟，长期来看也是无法生存的。 当然了，其实在中国，有个最大的变量，就是政策，这个因素要除外。 这是周航在离开易到用车后给读者的忠告，尽管他未必承认这是他对易到创业经历的回应。 在创业者中，周航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善于追求生活品质的那一类。因此也不难理解，他想让普罗大众也享受到特权阶层生活品质的那种情怀。 然而真正的创业者，往往姿态并不优雅，吃相未必好看，有的人甚至底线模糊，因为他们对其他人定义的一切都不在乎，那些对他们而言，都是用来打破的。所谓“王猛捉虱谈天下”。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被如今的周航视为互联网商业世界的规则。 对比中外的互联网创业： 在中国，围绕同一个新模式的竞争，往往如群盗蜂起，然后演化成一二豪强对峙或者统一的活剧。如同历史上改朝换代。中国人习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大一统思维方式，与西方，乃至日本从封建诸侯制转入资本主义相比，是不同的，后者往往更能容忍差异化生存，因为各自有更多的安全感，也显得似乎优雅一些。 这是周航们不具备的竞争环境。被巨头收编入阵营，往往活得久些。 更何况，一切高品质的身外之物，常常只是象征权力的外衣，对这些追求又常常暗示了对权力屈从和羡慕。比如，汉太祖刘邦明令商人不得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马车，一直到明代，这项制度都存在，并一次次被重申。尽管在实际生活中，这项制度很难被认真执行，但它表明了统治者的某种态度，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优雅。 在生活品质上或兴趣爱好上追求品质，其实也是对权力的屈服和羡慕。政治权力脱胎于古代的王权，知识权力脱胎于古代的神权，品质是这些人定义的，两种权力也会互相跪拜。 每次周航被主管部门喊去谈话后，常常战战兢兢，睡眠困难，总是觉得自己做的是不是黑车生意，最终看着滴滴们和各方利益进行博弈。很难想象，习惯在“差异化高端市场”生存的周航去做出更大的动作。周航的创新，是以不破坏旧世界利益为前提的，而实际上，在他人眼里已然属于破坏者。 最近，周航在顺为资本CEO年会上的演讲中谈到了他对领导力的理解。他说： 很多人说，你要领导那些喜欢你的人啊。明星……动不动就过千万粉丝，是不是他们就有领导力呢？很显然不是。 我在想，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别人喜欢的人，我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我一定会去讨好别人，一定会去做别人心中可能喜欢的样板，我会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你只能领导‘你喜欢的人’，你能喜欢多少人决定了你领导力的边界。 我觉得当你对一个人标签打得越少，你对他的接纳度越高，这个人的领导力就越强。大家想一想全世界谁的领导最强呢？神，宗教里的领袖，每个人都爱，这是我新的主张。只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神，每个人的领导力一定是有边界的。 这段话颇具禅意。实际上，谈到企业家的领导力，不但包括公司员工，当然还包括他们的消费者。然而，宣称喜欢消费者、一心为着消费者的创业者们，是真心喜欢他们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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