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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歷史之關係應該是源遠流長的。聽到老師安排的題目,我立即想到了錢穆老先生這段話： “歷史知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 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 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 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 隨時變遷、 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 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 則為前人所記錄、 前人不知後事、 故其所記、 未必一一有當于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知識、 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者非史則所謂“史”、“識”者無識、 生乎今而臆古、 無當于“鑒於古而知今”而所謂之任也。（錢穆《國史大綱·引論》） 文學與歷史關係之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道。但分清楚“歷史知識”和“歷史材料”再討論這個問題恐怕會簡單一點。 文學不是單純的文本，他應該包括作家的創作活動、作品、和讀者的閱讀活動。所以文學與歷史的關係必然是這三者與歷史的關係。 人生來有記憶能力，記憶本身就是一種構造歷史的活動。而我們所知道的、正在學習的歷史，又是由人所推動的，沒有人，就不會產生歷史。作家也是人，與歷史的關係當然就是密不可分的。作家創作的時候，先閱讀了歷史材料，根據自己的理解和發掘，才能產生歷史知識，再將“知識”其表現到自己的作品中。這一個過程就是作家的創作活動與歷史發生關係的過程。 就拿狄更斯創作《雙城記》的過程而言。當它看到托馬斯·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的時候，擺在他面前的僅僅是一堆用黑墨印著文字的紙。他讀完之後，覺得法國在大革命前後的社會狀況，與他當下所處的英國的社會狀況驚人的相似，他感覺歷史就要重蹈覆轍。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說的“歷史知識”了。他鑒古爾知今，將法國大革命這一段歷史與當下的社會問題聯繫起來。有了這樣的“歷史知識”為基礎，他在作品中便描寫了統治階級的奢靡和殘暴，對人民的暴虐和人民殘酷的報復，在這樣的對抗中導致了社會制度的更替。 這是作者對於歷史的認識和反思，也是歷史對文學能夠產生的影響。 與此同時，作家的創作活動同樣對歷史產生影響。因為作者閱讀歷史材料——產生歷史知識這一個過程不是簡單、被動的接受過程，而是積極主動的解讀和創造過程，代表著作者對於這一段歷史的認識和看法。而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身份和立場就會產生不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就會影響人們對於歷史的看法。就像《三國演義》一樣，作者的思想明顯是傾向於劉備而反曹操的，稱之“奸雄”。這一看法影響了很多人，很多沒有真正研究的人就還真以為曹操就是個大壞蛋。這大概可以算文學創作活動對於歷史的影響了。 文學作品和歷史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在中國古代就有文史哲不分的傳統，文學作品它可能本身就是在記載著歷史，就像我們古代文學必須學習《左轉》、《戰國策》一樣；而歷史學家們也是在讓自己的歷史著述更具文采，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就是最好的例子。文學、歷史、哲學等專業則是由於西方學術東傳而引起的分化。 所以說歷史和文學作品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呢？ 首先，歷史材料會構成文學作品的主要內容。《雙城記》雖然是在描寫一些虛構的人物和事件，但是其背景——法國大革命前後——就是取材於歷史，取材於《法國革命史》。裏面會引用一些當時的社會刑法制度，真實的人物和真實的事件，就連被殺的多少人都是根據《法國革命史》上的記載而引用。 其次，文學作品承載著歷史知識。作家對歷史材料的消化和理解，通過文學作品表現出來。就像狄更斯對於統治者暴虐統治的反抗和對革命者暴力血腥的反感，都是通過作品《雙城記》表現出來的。從這一點上看，文學作品就成為了作家表達歷史知識的一個載體。 但是，由於作家通常關注的是作品的表意功能而不是歷史材料的真實性，看重的是他要表達的歷史知識，於是歷史文學作品中的歷史材料就不會比歷史記載更具有客觀性。就好像《三國演義》只是對《三國志》的通俗演義，所以裏面的歷史故事并不十分可信。中國的魏晉小說《漢武帝內傳》等等也是如此。這大概就是莊子所說的得魚忘筌、得意忘言吧。所以《雙城記》中描寫的一些革命者屠殺統治者和同胞的場景，是不是真實的歷史呢？這樣的描寫會不會對讀者的理解造成引導性呢？難說！ 讀者的閱讀與歷史同樣發生這關係。 首先，讀者也是人。既然是人就有自己的歷史知識。作家創作會受到自身已有的歷史知識和自身立場、態度影響。 其次，作家通過歷史材料創作是對材料的發掘和認識。同樣，讀者閱讀也是積極對文學作品的再創造而不是被動接受作者傳達的信息。所以，不同的讀者對文學作品的解讀產生差異性。這種理解的差異性傳播開來,必然會對人們理解文學與歷史產生影響。 文學與歷史的關係如此之複雜，以至於很難將其說清楚，恐怕也沒有人曾經說清楚過。我認為這樣的關係不說也罷，不過有一點我覺得是不能不知道的。 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曾經說過，可能的事情是可信的，未曾發生的事情我們還難以相信是可能的，但是已經發生的事情我們卻相信顯然是可能的，所以悲劇詩人堅持採用名人做悲劇的主角。而事實上也是如此，文學作品裏面所寫的東西，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就算是想像和虛幻，也不可能是天花亂墜的，而是有一定經歷基礎的。否則根本就無從想像。於是我發現我們寫的文學作品寫的東西都是歷史…… 亞裏士多德另外還說，歷史家和詩人的區別不在於一個用散文一個用韻文。兩者的差別在於一個敘述已發生的事情，一個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情。亞裏士多德在這裡說，韻文是在描寫可能發生的事情，這叫“可然律”。既然韻文描寫的是可能發生的事情，那也就是在描寫歷史發展的可能趨勢。由此可見文學作品不但是在寫歷史，而且是在預示歷史。不但是以古鑒今，而且在觀照未來。 所以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是多麼緊密啊！ 甚至可以說文學本身就是歷史。 文學就是歷史，那是什麼樣的歷史呢？徐葆耕先生在著《西方文學之旅》一書時說過： 文學，是人類心靈的歷史。 西方的一些真誠的心靈探險家們，以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膽略和毅力， 在宇宙浩瀚深邃的內心世界里摸索，頑強地向著它的神秘底蘊掘進。 他們是感情的受難者， 幾乎沒有一種痛苦和歡欣不被他們品味過、表現過。 流動不已的生命現象和變幻無定的精神生態構成了西方文學多姿多彩的河流。 醒來的人們，沿著這條心靈之河走一走吧！ 你會驚奇地從中發現你自己。 那麼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是不是那麼千絲萬縷、那麼複雜呢？ 不！正如徐葆耕先生雖說，文學就是歷史，是人類心靈的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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