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实际是中国早期的法制理论，统治一个国家，必须有专门的司法机构和人员，如大匠斫一样公正准确司法，才不会有过宽过严的问题，也不会有冤假错案，更不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这一章继续谈一个国家如何从根本上维持长治久安的问题。
第一，民之饥。民以食为天，这是天大的事情，民不可一日无食。偏偏历史上总有那种饿死大量人口的时期。追其原因，公平的说，既有天灾也有人祸，而且往往是天灾引起人祸，才雪上加霜，使问题扩大化严重化，引发争食的战争，引发朝代更替。如果说秦朝灭亡的导火线是法制严苛，是上一章提到的原因。那么明朝的灭亡可以说民之饥是导火线。
老子讲，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如果单纯是丰年和欠年的交替，以丰补欠是容易渡过饥荒年的。恰恰是丰年来了，全天下的人都开始大量浪费消耗粮食，丢下农田干其他事情的人就多了，特别是社会行政组织，统治阶级会来个百废俱兴，会从事战争，会动摇农业这个根本，紧接着又会遇到欠年，税收不但不减少，还必须加倍征收，弱势的农民只好饿着肚子交税，寻找树叶野菜之类忍饥挨饿，实在没办法活命了，只得为活命而借贷，借不到了只得抢，抢到的活命，抢不到的认命去死。不要说古代，就是现代，五六年到五八年农业大丰收，国家建设也大发展，六零年欠收，一下子问题就来了，只好大量下放非农人员，只好经受一个从国家主席到全民饿肚子的时期，只好重新认识大办农业的必要性紧迫性严重性。要不是定量供应制度，要不是共产党消灭了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现象就会大量发生。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了，人们以为永远再也不会有民之饥的问题了，其实不然，不种地特别是不种粮不种小麦的地方太多了，如果遇到天年，肯定会重新出现大问题也就是大量饿死人和引发社会动乱的问题。现在非洲有这种问题，亚洲也会有这种问题，中国也会有。不过会小一些。就局部而言，也不会很小。
第二，民之能治。老百姓需要通过劳动谋生，最不愿意违法闹事。老子认为民之能治以其上之有为。其上也就是统治阶级，太强势，太想大有作为，所以才扰乱了社会生产正常发展趋势，扰乱了社会人口正常发展趋势。如果这些人能够将自己的奢侈想法和作法限制一些，不兴风作浪，不严重打破社会平衡机制，老百姓最能够自觉守法。也最乐意交税当兵尽义务。问题是统治阶级将社会搞乱了，自然难治理了。现在讲科学系统发展观，也是这种理论的延伸。
第三，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老百姓轻死不怕死，敢于拼命造反，都是统治阶级逼迫的结果，都是因为统治阶级太厚生太奢侈浪费造成的社会不公引发的结果。统治阶级本来处于社会优势地位，再任性使权使钱纵欲，不顾老百姓死活，老百姓必然会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在贫贱富贵差别过大的情况下，来一个拼死抗争，捍卫生存权。目前中东乱局因素很多很复杂，许多人不惜一死来报复社会，实行恐怖袭击，都与当地的社会制度不公有关，与争夺生存权有关。
由饥饿这个根本问题，引发社会动乱、百姓难治这个问题，由百姓难治激化社会矛盾，进入拼命拼死争夺的战争状态。这是一系列链式反应。真到了这种地步，也只有强有力的战争来一个改朝换代，才能够解决问题。
老子之所以是哲人，就是心中有这个链式反应因果关系。念念不忘，并不断警告统治者。真正到了那一步，也就只好死里逃生甚至去送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