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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文艺 语言叙事上延续了《长恨歌》以来的细密和贴实，不过更为圆熟通透，充满纤毫毕现的生活细节和对人物心理的细微洞悉。王安忆的小说特别有密度，每一句话都言之有物，形式化作了内容本身。叙事的密集并不是情节多么跌宕起伏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而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和繁忙景象。无论是草根出身、踌躇于养母与生母、香港与内陆的中年男子，还是因女儿留学辗转在国外几个城市的中产女性，穿梭于上海各个阶层和城乡之间的农村老妇，时代大背景与人物小心思，城市风情与世态人情，时空变换腾挪带给人物的沧桑感和命运感，王安忆都熟稔于心，如数家珍。作家王安忆 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即将出版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收入《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乡关处处》三部中篇，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表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她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 《红豆生南国》中收录三部中篇都创作于2016年。王安忆曾透露，长篇小说《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后的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她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乡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 在评论家吴佳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 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 《香港的情与爱》 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小说讲述了出生在内陆的男孩，六岁时跟着养母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他的原罪，他的蛊，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 而在《乡关处处》中，王安忆将一支笔又探入了她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地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王安忆新作《乡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更大的一只茧，无人能自外——无论在地或者外来。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 《向西，向西，向南》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她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 作为各款人生的聚合体，（在现实中，也一次次在王安忆总极认真观察考据、以具体细节为务的小说里的）上海必然是愈来愈难以描摹，因而也充满挑战兴味的巨大世界。反过来说，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或许已然是大得太多的欲望上海了，而谁都不免像个暂居的外来者，只愿寻求栖身之地，同时分裂地念想着（终究不得不）回去的地方，被留下来的亲族。 这正是王安忆新作《乡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人之所以为人，生活之所以成为生活，流动或不动皆是限制，也浸润着习惯成自然地渐趋相安无事的不安。 如据地自缚，茧中日月长，正好潜心养性，以待天时。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更大的一只茧（同样的，反向也成立：生活何妨大于上海／城市），无人能自外──无论在地或者外来。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举世皆不陌生：“（这孩子）周围的人全都对孤独习以为常，坦然接受，独有她惴惴不安。很小的一件事都会激发起她的孤独感……”以及对孤独的缓解、排遣的渴求与练习，掺入了忧伤，由细究之无甚奇巧的小说家虚构武器，“记忆中的景观，视野中的景观”，经纬纵横，缫织缠绕，成之于时间以及她彻底执行“越是抽象的虚构，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作基础”的硬底子工夫与写实美学，蕴积氤氲人间烟火气，形塑独特的文化景观。 那些看似寻常的生活、面相与声音，或亲密或疏离得教人不知如何是好的关系，日复日迎来与流逝的时间，她怎能记得那么多，看得那样仔细，且又来得及述写、安排乃至偷隙想象、思索呢（这惊叹我也愿留予本期转载的卡尔维诺）？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又像是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与人与季节街巷经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牵扯夹缠，积累着情感经验。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分名字位置，如王德威教授所识：“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纪实与虚构》）或“伦理的变动与地理的变动必须相提并论”（《上种红菱下种藕》），这都使她的上海书写与女性书写，彼此有无穷无尽的沙盘推演课题。或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指出的，她所据以书写上海的不变之变：“……不是与时俱进地表达生活的新旧交替，而是充满历史感地书写当下的矛盾和困境。”（《众声喧哗》）处处互诘的两面性，既真且幻的“活”的世界。 ——摘自《印刻文学生活志》2017年四月号“王安忆：倾身聆听一座城市日常生活的忧伤与庄严” 王安忆最新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与讲稿集《小说与我》也即将出版。散文集《仙缘与尘缘》围绕旅行、世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辑。行旅与世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王安忆在这本新书中从容悠游，袒露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世情的幽微洞察。《小说与我》则将收入王安忆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短期客座期间公开课的讲稿。 除了职业小说家，王安忆还有一个身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创意写作课程。她在新书中与学子们推心置腹，“小说既是以生活为样本，同时又要挣脱约束，创作一个新生活，于是就关系到如何采纳原生材料，又如何规划蓝图。简单说，就是那一句大俗话：写什么。”多年专注于小说创作的王安忆，似乎“心有余悸”地向学生们提出忠告：“这句话虽听起来很陈旧，可是一旦决定写作，‘写什么’便扑面而来，仿佛千年魔咒。” 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几年后她开始招收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传授创作经验与技巧，与学子们探讨小说的逻辑。“每年开设小说课堂，至今意犹未尽，非出于知识更新，教学精进，倒是相反，有些问题初学者和老手都要一直面对。” 王安忆对一些尚还稚嫩的学生习作如数家珍。有的学生作业糟糕，她坦诚相告：“勉强及格”“追随得很笨拙”;要是有学生写得有模有样，她也不掩饰挖到璞玉的欣喜，评语里不乏“故事成型了”“尊重故事和听众之间的逻辑”等。 王安忆也毫不讳言“真正的写作是无法教和学的”，为何仍有志于教授写作?王安忆直言，小说课堂更多的是施加某种影响，让学生们对文学建立起信任和亲近。“它能开拓一个机会，使人从现实存在中，窥见虚拟的空间。我从没有期待课堂上诞生一个作家。” 课堂上不少时间，王安忆和听课的学生都纠缠于“写什么”“怎么写”，王安忆的建议是：写作自始至终都风险重重，但事情必须开始，然后再论成败。“写作人都有一种潜在的妄想，就是企图以虚构修正经验，可是，为强调合理性，又要以经验证明和检验虚构的逻辑。写作这件事，本就是掏心掏肺，一方面是揭伤疤，另一方面又是救赎。”在她看来，文学的问题很简单，同时很顽固，具体到学生的作业，就是一连串提问。比如，小说里的自身经验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辐射的半径是长还是短？从主体转化为客体的价值高还是低？表现完整还是不够完整？ 除了写小说，王安忆也有着惊人的阅读“吞吐量”，热爱戏剧、艺术。她尤其偏爱《红楼梦》，“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世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 写《浮生六记》的阅读笔记，王安忆也不忘将芸娘与黛玉相比。她分析说，《红楼梦》通篇都未写及黛玉外貌细节，只“似蹙未蹙”，宝玉当即给一个字：“颦”。汉字“蹙”也是个含蓄的概念，且又“似蹙未蹙”，有无之间，微妙不可言，哪有芸娘“微露两齿”生动，跃然眼前，就是熙攘人世，你我他中间的一个。 王安忆还记得，她母亲最爱提及越剧《红楼梦》黛玉焚稿的两句唱词：“我一生，与诗书作了闺中伴，和笔墨结下骨肉亲。”她追忆道，当母亲伏在缝纫机上，一脚一脚踩着踏板，针嚓嚓走过布料，留下一行行线脚，就仿佛笔下生出一行行文字。“这两项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质，类似禅修时的数珠，无论是死寂还是生寂，总之，安静，安静。” ——综合《上海作家》施晨露、《文汇报》许旸报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文│吴佳燕 王安忆是一位从不中断写作的劳模式作家，写作成了她重要的生活方式。新年伊始，她便有三部中篇新作问世。语言叙事上延续了《长恨歌》以来的细密和贴实，不过更为圆熟通透，充满纤毫毕现的生活细节和对人物心理的细微洞悉。王安忆的小说特别有密度，每一句话都言之有物，形式化作了内容本身。叙事的密集并不是情节多么跌宕起伏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而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和繁忙景象。无论是草根出身、踌躇于养母与生母、香港与内陆的中年男子，还是因女儿留学辗转在国外几个城市的中产女性，穿梭于上海各个阶层和城乡之间的农村老妇，时代大背景与人物小心思，城市风情与世态人情，时空变换腾挪带给人物的沧桑感和命运感，王安忆都熟稔于心，如数家珍。这些大量细实的叙事，撑起的是整体上的务虚，《王安忆小说讲稿》中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但是铸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探寻和建构，投射到这三篇小说中就是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观察入微、体贴备至。 《乡关处处》写绍兴乡下女人月娥到上海当钟点工的经历，这是时代潮流下农民工的普遍处境，由乡而城的大迁移与年头年尾的城乡折返。小说以月娥为叙述本体，通过她的足迹和目光在城市穿梭，打量不同阶层、身份的人物和生活，从而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故；也深入她的内心，各种体验和心理描绘得生动贴切细腻可感。月娥属于传统意义上勤扒苦做、风风火火的一类女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用挣来的钱去完成在老家盖房子、给儿子娶妻生子、在城里买房等一个个生活目标。月娥由同乡牵织起来的打工生活，充满了“过日子的欢腾”，有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和昂扬的生命力。 “乡关处处”这样一个题目颇令人咂摸。小说貌似写乡愁，其实隐含着乐观和超然。虽然月娥不识字，乡愁也不是文化人的专利，她肯定也有想念家里老伴的时候，但是她的时间被一份份严格对接的工作填满，所谓的乡愁被生活的紧张忙碌所消解。她看重的是执着于当下，把日子过踏实过足，不懂也不会去冥想形而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她也有享受生活的方式，在节假日不要双倍工资也要和同乡们一起衣着鲜艳大声说笑呼啦啦去逛野生动物园。月娥他们属于很快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群人，虽然在年龄上属于旧的一代，却也感染了城市年轻蓬勃的气息，可以像鱼儿一样在城市生活中自如无怯地游动。因为有同乡之间的相互帮衬，遇到的几个雇主又是相对通情达理之人，更因为自身品行的温厚纯良，她不但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愁闷，反而与照顾的老人和捡回的流浪猫之间奇异地建立了家庭般的温暖关系和“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从容和达观。 相较而言，那些蛰居原地的老人无论城乡却有一种愁苦。月娥的男人五叔应该算村里的留守老人，他不是愁物质的贫穷，而是愁自己的无所事事老而无用，心焦日子的无聊，更恐惧自身存在感的丧失。所以留下来的人会对一年到头的聚散离别格外敏感，走的时候抱怨“留我一个”，然后巴巴地盼着归期。而月娥因为习惯了热闹忙碌，反而不太适应两人的沉闷以对，也顾不上虚蹈亲人间的离愁别绪。“爷爷”是城市拿低保的底层老人，有过当厂长叱咤风云的辉煌过去，后因生意失败沦为弱势群体。虽有儿女照顾，但到底不能陪伴左右，更有不能自主的悲哀。月娥和被称为“爹一只娘一只”的猫让他重获了家人般的亲切温馨，月娥的同乡们来家里隔三差五地聚餐，亦让他感受到久违的热闹和体面。然而爷爷病了，先被女儿送医院后又卖房送养老院，爷爷物质和精神上的归属都被剥夺，怎不忧伤而无奈！纯朴善良的月娥每份工作不做后都有回头看望雇主家的习惯，何况对于曾给过她栖身之所和人间温暖的爷爷。她和同乡们把爷爷从养老院西装革履地接出来，在逼仄的出租屋给他热热闹闹地聚餐，让强撑着面子的爷爷终于红了眼眶。 没有归属感的还有《红豆生南国》里的男人，王安忆没有给他取名仅用“他”指代，可见蕴含着普遍的指向。这个男人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众多被以“三百斤番薯丝”卖到养母家，这似乎成了他的原罪，觉得一辈子都在恩欠和愧受于人。多年后在台湾邂逅的红豆成了他这种复杂心结的外化之物，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之情，成为他一生背负的各种受恩与情债。但事实上，他又何曾享受过真正的亲人之爱呢，他的心灵又何曾有过妥当的安放？一方面，他常常处于一种流落无根的状态，从小跟养母出门寻养父，寻而无果后在香港居留长大，养母死后他又离婚净身出户，频频回大陆寻亲认亲，从不曾拥有家庭的完整和温情；另一方面，从养母到妻子，他身边的女人个个强悍，对他有庇护但又压制了他的天性，更很少真正走进他的内心去了解和理解他，即便在生母面前也觉着隔膜和生分。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拥有一种真正心有所属、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无论是亲缘关系还是男女之情。他的整个人都是缩着的，以致成了别人眼中的钻石王老五自己却浑然不觉。一个个喜欢他的或他也中意的女人从身边擦过，他除了自我内心比较、纠结并不形色于人。这漫长的人生跨度与时代变迁，更凝缩和折射了一个人和一座岛的命运沉浮。 《向西，向西，向南》的主角是一位中产女性，丈夫在国内发展，她在国外陪女留学并有置业。然而物质的优渥和繁华的遍及并不能让她获得精神的满足，反而愈见凄冷孤寂。距离的靠拢并没有拉近母女的关系，“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总是缺乏安全感”，难以亲近人；丈夫的外遇日益明显张狂，她却只能选择隐忍，父女之间的声气相通常把她这个当事人屏蔽在外。陈玉洁在国外几次人生转向，却不断感到自身处境与身份的双重尴尬，既“不知道该做什么”，又“没有朋友”。母女关系的生分，夫妻关系的虚伪，危机之下的陈玉洁因几次邂逅与在国外开小餐馆的女老板结缘，也走进了另一个女人的故事人生。一边她在餐馆里打工混时间体验上班族生活，一边女老板的打拼经历与情感生活浮出水面。这是一个精明能干、有情有义然而情感不幸的底层女人，陈玉洁在与她的交集中一颗漂浮虚空的心终于找到了着落。她们的转向由最初的偶遇到最后的同行，在共同的经营和相互的取暖中慰藉漂泊的灵魂。 这真是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随着时空拉开与时代前进，故乡越来越成为一种沉沦的现实和美化的想象，乡愁被普遍扩散，无处不在又无处搁放；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悄然进行的融合与新生，普遍弥漫的愁绪困境之外，也有百折千回的温暖与美好。无论是城市底层的打工者，还是远在他国的奋斗者，都在以各自切实的方式找寻心灵的归属感，并且超越了地域、身份、阶层与文化，目不识丁的女人也有着自我朴实积极的生活哲学和人生活法，锦衣玉食的中产阶级反而在底层寻到精神的滋养和寄托。所以，与其叩问“乡关何处”，不如更关心“此心安处”，细嚼慢咽王安忆在针脚细密的文本中带给我们的广阔天地和百味人生，看她对世事的理性洞察和生活的通透品味。 摘自《长江文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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