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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权分立的蜜月期是宋仁宗朝
三权分立，或曰“宪政”，在中国最完备的时期，当属宋仁宗朝了。宋仁宗时期，有大臣曾劝过他：“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什么意思？就是有人劝宋仁宗收揽下放的权力，以免有人弄权。仁宗却说，处理天下大事，若都是出自皇帝，如果都处理得当，当然好；如果处理得不好，要更改就难了。不如交由公议，命令宰相执行。施行时，如果天下认为不适宜，则由御史台奏其失误之处，于是，更改便容易了。这就是皇权、相权与台谏（御史）的三权分立。 皇帝旨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宋之“二府”，指政事堂与枢密院，即为宰相机构，由是，皇帝下旨说：没有经过二府批准的诏令与奏章，不能施行。 不但皇帝承认“凡批降御笔处分，虽出朕意，必经由三省（宋承唐制，设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工部、刑部、兵部、礼部、户部、吏部）、枢密院（宰相机构）。”，而且臣下也认为：“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绕过政府，直接向下发号施令，则是不合法的，对这种不合法的“诏书”，臣下有权力进行抵制，“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这些并非说说而已，宋朝官员也是这么做的。譬如，仁宗朝的宰相杜衍，对皇帝私自发下、要提拔某人的诏书，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皇帝拿他也没办法，还称赞他“助我多矣！” 类似的例子在宋代不胜枚举。就连后来的南宋，也贯彻了这一政策，当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随便授予人是有违法度的，因此，赵鄂想要宋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宋孝宗唯有一声叹息：“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属于终日陪皇帝下棋的人，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全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皇帝私臣的隐权力，连皇帝本人也不敢肆无忌惮破坏这一权力结构。 皇帝是接受政务信息的核心，所有有关政务的章奏、上书、案牍，都汇集于皇帝的面前，由皇帝做出处理安排：或直接批复，然后下发有关部门；或留中不发；或无法给出直接处理意见，下发有关部门讨论研究。这三种处理方式，在制度上同样使宰相机构不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指挥政务，这保证了皇权对行政权的控制。 另一方面，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是政务处理的核心。所有的政务都要以各种形式经过中书门下，即便是皇帝的诏令，也需要中书门下通过敕牒札子等文书形式得到合法化。如果没有中书门下的参与，皇帝的诏令便不能成为合法的正式文件。尽管臣僚和有司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政务，但从制度上来说，皇帝是不允许直接批复个人意见，并直接命令有司执行（即内降）的。有司接到皇帝的内降后，需要通过中书门下覆奏批准。因为内降本身没有效力，不具合法性。这保证了宰相对行政权的掌握，从而杜绝了皇帝为所欲为。 皇帝和宰相机构共同构成了仁宗时代的行政核心，他们的关系是：“大权在人主，政本归中书。盖权在人主，下无专政之嫌；政由中书，则上无自用之私。君臣之间，两尽其道”。 从中书门下下发的诏旨敕命，要经过独立的银台封驳司（封还皇帝不适宜的诏令，驳回大臣有错误的奏章。银台司：给事中之职，隶属门下省），如果部门长官觉得诏旨有问题，可以中止其下发，进行封驳，缴回重议。同时，作为监察系统的御史（台谏），如果对某项政令有意见，可以对皇帝进行诤谏，甚至弹劾宰相。“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间，与天子争是非者，台谏也。”台谏的存在，给行政权又加了一道制衡，从而形成了仁宗朝君主、宰执、台谏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的格局。 台谏（御史）根据规定，台谏官必须身世清白，与所有官员都无怨无恨，如果素有嫌隙不和，并且直面讲出的话，两者必须有一人回避。在仁宗朝，宰相与台谏势力相当，“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宰相）凡所差除，（皇帝）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皇帝重用宰相与台谏，自己则无为而治。宋仁宗进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议”，“忘己而用人”；“推委执政，一无所疑”，“而使台谏察其不当”，“不劳而治”。三权制衡效果好，“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 台谏对皇帝毫不客气，仁宗朝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御使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张尧佐过于平庸。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这让仁宗有点为难，但还是想办法让张尧佐去当宣徽使（相当于节度使）。一日，宋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宋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并带领七名言官与宋仁宗理论，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包拯长篇大论，言辞激烈，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七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也毫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最终宋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想为其伯父美言几句。宋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朕脸上了。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后来到了南宋度宗朝，由于皇帝“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是绕过宰相机构，下发“批示”，破坏“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政治惯例，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在奏疏的开篇，刘黻不客气地告诉皇上：政令“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奏疏的最后刘黻总结：“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这样完全级别对等的批评，皇帝也只能接受。 宋代之所以基本无女主、外戚、宦官窃柄乱政，没有出现“身边人操控”的乱象，当然应归因于国家能够始终保持“权归人主，政出中书”这样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这种三权分立类似宪政的政治架构，难道不应引起后人的深思和共鸣吗？ （本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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