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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战国时代，儒墨并世，共称显学。然而至汉代世宗以后，独尊儒术，同样作为显学的墨家却销声匿迹。关于此种原因的说法，历来有不同的意见。笔者以为，究其根本，则原因有三： 首先，墨家的消变与本派的学术分裂有关。《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学术的分裂使他们走向各自的分化，离墨家的本义就越来越远。与儒家学派的自我演进和历史重塑不同，墨家更注重实际操作（包括器具的制作和现实的行侠），而不太注重对经典文献的解读。 从经典的数量上来说，《汉书·艺文志》中，共载有儒家文献三十三部，三十一种之多，每一种的篇目多保持在十八到二十二篇之间，个别篇目如《徐子》四十二篇，《荀子》三十三篇。而墨家学派只有六种文献，并且除《墨子》一书外，其他的经典篇目最多的是《随巢子》，共有六篇，而最短的《我子》只有一篇，其他分别为二篇、三篇和三篇。在经典的数量上，墨家学派就无法同儒家学派相比，这也为其思想的继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而在经典的解读上来说，儒家有一个专门的经典师承系统，例如孔子传宓子贱，宓子贱家传到伏生，伏生传欧阳生，欧阳生传兒宽，兒宽传孔安国。师徒传承的过程中对经典的解读也不断增益。至孔安国，则有《古文尚书传》、《论语训解》、《古文孝经传》等书。对经典的释义进行更进一步的发扬。墨家只有彼此的师承，却没有经典的传承关系。所以墨家思想在学术分裂之后不能像儒家学派一样进行有效的学术整合，遂终于走向消亡。 其次，墨家学派的消亡也与秦汉时期的政治统一相关。众所周知，先秦时代，各诸侯国林立，各个政治实体对于境内民众的管理都是有限且缺乏效果的。所以民众在继续依靠所在国政府的公力救济的同时，更大程度上依赖自我的私力救济，而私力救济的实施者便是侠客。墨家作为侠客的代表自然会受到这时民众的欢迎，成为一时的显学。而到了秦汉时代，政治一统，中央政府逐渐能够对人民实行有效管理，这一时期，以墨家为代表的私力救济群体便显得不再如战国时代那样重要甚至必要。况且太多侠客的私力救济将影响到政府的公信，所以墨家思想必然在中央政府的禁绝之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东周时代出于政治体制的变迁（由封建制到帝制的转换时期）以及社会纷乱的政治局面，当时的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思想流派也日渐兴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东周时期才会产生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到了秦汉王朝建立以后，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王朝需要一种统一的政治的思想。秦始皇在百家之中选择了法家，结果因为在天下初定之际就严刑峻法，最终二世而亡。到了汉高祖时代，白登之围以后，汉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与民休养生息的重要，所以这一时期开始推崇黄老之学，施行无为政治。终文景二朝，“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统治者对于集权统治的需求，使法术政治和法家思想成为了主流。而有鉴于秦末的法家思想带来的百姓离心的局面，汉武帝遂用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种对于儒术的独尊，不过是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事实恰如后来汉宣帝对汉元帝解释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则可见汉代的政治阳儒阴法的本质。 之所以用儒家作为法家政治伪装的外衣，是因为儒家讲求仁爱，主张温柔敦厚。墨家虽然同样主张“兼爱”，但“兼爱”跟“仁爱”的本质是有所不同的。儒家讲求的“仁爱”，更多的是寄希望于统治者，也就是希望圣君贤臣来实行仁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寄希望于通过国君的推广，使全民都能够兼爱。他以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楚灵王好士细要、越王句践好士之勇举例，认为“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并认为实行兼爱也是如此。所以最终的兼爱，依旧是落实在每个人民群中的每个个体上，而不是统治者本身。这也就决定了墨家必然不能代替儒家成为法家政治的外衣。 综上，墨家思想虽然与儒家思想在先秦并称为显学，但由于其自身缺乏系统的经典文本和传承，个中思想又不适用于统一体制和集权政治，所以导致了其在汉后的消变乃至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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