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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9日，考古人员在杭州宣布，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发现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城墙的发现，标志着良渚文明的正式确立。
提到良渚，大家概念印象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高妙的玉器加工技术，是精彩的玉器造型艺术，是神秘的“神人兽面”，更是我们关于早期“王权”的凝视与想象。诚然，受到前期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凌家滩文化的影响下的良渚文化玉器，尤其是玉礼器的制作，可以说达到了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峰，以琮、璧、钺为核心的礼器系统在此时成熟，对以后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良渚文化玉器一般体型硕大，以大型原料的切割技术和精细纹饰的制作工艺为代表的加工技术十分高超 良渚文化玉器的一般生产过程为：原生矿床上大型山料开采—>切割（片状硬物锯切割／柔性物件线切割）—>钻孔（实心钻／管钻）—>刻纹（浅浮雕、阴线刻划、透雕）—>打磨与抛光 有线切割痕迹的大型玉料 有实心钻钻孔的D型牌饰局部 “玉钺王”上的完整神人兽面（浅浮雕） “玉琮王”上的完整神人兽面（浅浮雕+细线刻） 镂空透雕+阴刻神人纹牌饰 锼拉工艺玉牌饰 精细打磨过的玉端饰 精细打磨过腰线带“凹”的玉带钩 良渚文化较为独特的玉自成一体，呈现出非常独特的风貌，也形成了中国史前最为完备的玉礼器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最为核心的玉礼器为琮、璧、钺，此外还有三叉形器、冠状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等等。 就琮、璧、钺而言，玉琮是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礼器，代表了神权，即巫术，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是其他文化系统中所不见的（齐家文化也有发现相似玉琮雏形，但和良渚的外形差距比较大）；玉璧与玉钺虽然早已见于红山文化，但制作较为粗疏，形体较小，缺乏精美的纹饰。相反，在良渚文化中，代表王权的玉璧与玉钺一跃成为最为核心的玉礼器，不仅数量众多，形制厚重，制作精美，而且在很多玉璧与玉钺上还雕琢了极为精美的兽面纹与鸟纹。 寺墩遗址出土现场还原
玉琮
玉“钺王”部分 （原始使用应中与下图中陈列形式相似 以有机质链接钺主体与上下两端饰）
从玉礼器的角度来说，良渚文化比较独特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三叉形器、冠状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等，自成一体。
锥形器
冠状器 因外形很像神人兽面纹上的冠而命名 高级玉礼器
龙首“玦”形饰
三叉形器 高级玉礼器 良渚时期精彩绝伦的制玉技术，只是它高度发达的手工业的其中一个方面。良渚文化手工业出现专门化，并且分工精细、门类众多。除玉、石器制作外，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还有制陶业，此外、绩麻织丝、木作竹编、髹漆镶嵌等技术也不容小觑。
黑陶椭圆形盘刻符豆
带镂空装饰白陶豆+钻孔白陶盘
黑陶宽柄刻纹罐  黑陶刻纹罐
卓越的木构件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农业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才使得手工业从农业中得以分离。
石犁 良渚时期农业生产率比崧泽、马家浜时期有很大提高，人口也急剧增长，犁耕稻作农业是良渚文化的一大成就。除了水稻，良渚人还以饲养家畜为主，渔猎活动为辅获取肉食资源。
陶质家畜形象
鱼鳍形足陶鼎（普遍常见炊具） 中国古代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表明国家的核心职能是主持祭祀与指挥军队。良渚社会拥有琮、璧、钺这类玉器的人物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部落首领，而是贵族或国王。考古发现中王陵、贵族墓、平民墓巨大等级差异，也进一步说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原先以平等互惠的人际关系为标志的简单社会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人群和聚落等级化为特征的复杂社会。在这个新兴社会中，普通人与显贵，普通聚落与中心聚落，有着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这种复杂社会的形成，是文明与国家产生的重要前提。
· 距今5000年前后，在今伊拉克地区出现了世界最早的城市。稍后，在埃及、中国、印度河流域都出现了城市，被称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城市革命”。自此，人类社会从原来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小型农村，发展成为以大型都市为中心的复杂社会。 2007年良渚古城、城墙的发现，标志着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而年代早、分布广、规模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筑技术先进的“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的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代表了良渚社会的“城市建设”水平，高超的规划、组织和管理能力在其中一展无遗。这种种一切，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在世界“城市革命”中独树一帜的发展路径，也为我们自己探寻所谓“华夏”文明的源头，甚至对文献记载中“夏”王朝的找寻、定位，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参考意义。 *图文内容均为喜雅原创，如需使用，请联系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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