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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韵对苏轼“尚意”书风的影响

 砚耕迂叟 2017-07-17

  摘要: 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杰出代表。他推崇晋人书法,也是因为晋人书法具有他渴求的精神之美。苏轼学“二王”,又能弃形破法,只求神韵,创作出以“尚意”为特征的个性书风。
  关键词: 苏轼 晋韵 尚意
  
  董其昌在他的《容台别集》中写道,“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韵、法、意这三个概念划分晋、唐、宋三代的书法审美取向,至清代梁�又在《评书帖》中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对于“晋尚韵”“宋尚意”的提法大多没有异议,但也不乏个别胆大妄为者,为在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竟提出“晋尚意”“宋尚韵”的观点来,在这里我们对于此观点不做评论,不过,我们不妨换个思路,“韵”与“意”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董其昌在他的题跋中曾说:“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这就道出了晋人书与宋人书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都是以“风流”取胜的,是“无法之法”,自然潇洒。可见,“韵”与“意”之间有其相通之处。
  
  一、“晋韵”与“宋意”的哲学基础
  
  1.何谓“晋韵”
  “韵”字最早来源于音乐和声韵之学,把它借来与“神”字合为一体,来表达人的生命状态,魏晋名士就具有这种神韵,所谓“魏晋风度”正是强调魏晋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韵致,而所谓“人物品藻”也正是对诸多个体的独特生命韵致的鉴赏和品评。
  “韵”作为品鉴人物的美,是由玄学而来的一种清远、通达、超迈、简远之美,其体现在书风上,是迥异于汉代书法的质朴之风,一变而为一种飘逸妍美、简远清雅的书风。这种书风一直被后人叹为观止,并被置于一种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顶峰位置,这不只是仅仅因为晋书尚“韵”,而且是因为这个“韵”的具体表现形态,为那种风神潇洒、悠游自如、真率烂漫,似乎无一点尘埃气的超迈风流之韵。这种尚“韵”书风究其实质,是魏晋时代玄风的浸润日久,对超绝言象的“无”的一往情深,导致人们注重于人的形貌、举止之中的神采与风韵。这种重视人的神采与风韵的思想意识扩展、渗透到书法艺术中时,也就必然以超越笔墨之外的空灵境界的风韵和神采为尚了。中国古典书法在实践上成熟的标志是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晋韵”书风的确立。
  2.魏晋玄学与苏轼的庄禅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的历史时期之一,“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个人意识的觉醒,人们去寻求一个能适应这个混乱时代的思想以求得寄脱,老庄思想自然盛行。于是他们拼命放纵性情,纵酒为乐、放荡不羁。
  老庄思想的盛行造成名士之间的喜好谈玄,而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名士们放弃了儒家繁琐的礼俗,转而追求心灵上的自由自在的乐趣,于是率性而行,回归自然,在传统束缚下,人们压抑的个性和情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世族文人取代书工笔吏成为书法的主体,他们以不激不励、潇散自得的心态作书,既为文赋诗,又沟通感情。因而这时期的书法艺术成为这个时代审美趣尚最具体的表现,正如宗白华所说的,晋人的书法才是“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的“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自魏晋之后,特别是自东晋王羲之始,中国书法及其书法美学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它超越了政治伦理社会功用的“工具论”的范畴,而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开始真正自觉地体现主体的生命意识、个性风度、气质品格等,换言之,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同时又反映或折射着整个时代的审美趣尚和风姿神貌。
  总之,魏晋尚“韵”书风归根结底是魏晋人自身的潇洒风流在书法上的一种表现、折射。
  苏东坡的一生,命运坎坷,几度升迁贬谪,曾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造成了他性格组成的复杂,他在进取与退隐这一双重心理矛盾的困扰中度过其一生。当他决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然而,于宦海中沉浮的遭际,则使他易于亲近、接受道家、禅宗出世和超世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在其后就很少表现出来。庄子《天道》中曾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庄子看来,由“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而来的“素朴”之美是一种最高的美,一种淡和静的艺术境界。禅宗思想则强调排除外在和内在的干扰,恢复到单纯的、空明的“本心”状态,这里讲究的是“空”的境界。苏轼借以禅道思想化解人生忧患,同时也有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追求人格独立完善的意味。正如李泽厚所说:“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可以说,魏晋人之于老庄与苏轼之于庄禅,都是为了寻求精神的解脱。
  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所体现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但同时又有魏晋人所不曾拥有的威而不猛的凛然正气。因此魏晋士人所拥有的一种独特的心态:“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在苏轼这里则变而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衰”的豪气。
  
  二、苏轼的书法审美理想――晋韵
  
  1.二王对苏轼书法的影响
  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杰出代表,晋人书法他极为推崇,苏轼曾在《题王逸少帖》中说:“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唐代张旭、怀素的草书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是苏轼却贬斥他们,他认为是一种“粉饰”,“妖歌�舞”,“欺盲聋”,“眩儿童”,又“何曾梦见王与钟”?苏轼发现了王、钟书法中的萧散韵趣,并竭力推崇。他对谢安之侄女,王凝之妻谢道韫的书法十分推崇,称其神情散朗,闲雅超脱,有林下风气。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又说:“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苏轼在褒贬之中,透露出他的书法审美理想是以晋人风轨为趋归的。
  他在《题二王书》中写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可见他对魏晋书风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平原、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
  这可以在其早期即书于宋神宗熙宁三年的《治平帖》中得到印证,其从形质到意蕴与《兰亭序》相仿佛。《北游帖》作于熙宁十年到元丰之间,比之《治平帖》更为瘦劲硬朗。亦如《啜茶帖》、《一夜帖》、《覆盆子帖》、《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等,虽比之《治平帖》较为凝重,然潇洒隽美之姿,自然奇逸之趣仍多《兰亭》遗意。其在1064年―1079年期间的小楷作品更具有典型的晋人小楷风范,如《亡伯苏涣�诗帖》、《问养生帖》、《远游庵铭》、《祭文与可文》,优雅俏丽,浑然天成。
  2.苏轼推崇颜真卿书法的原由
  苏轼推崇颜真卿,是因其书法中有清远之气,这来自于王羲之书法。虽然颜真卿的书法能自创一体,但仍需从晋韵中吸取营养,这是苏轼称赞颜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题鲁公书草》中,苏轼又说:“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所欣赏的也是颜书的“信乎自然,动有姿态”,也就是颜书的神韵暗合了“晋韵”。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
  对于颜真卿,苏轼有清醒的认识:“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正是钟王之法不可寻,董其昌才在《画禅室随笔》中说道:“余每谓晋书无门,唐书无态,学唐乃能入晋。”正道出了苏轼学颜的用意,“锺、王之法益微”,要发扬“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意趣,只有依托于颜真卿,他之所以赞赏《东方朔画赞》,就是因为此碑的“清雄”本来自于王羲之。
  “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最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遗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这也就是东坡所说“反常合道曰趣”意即离开通常的形式而达到本质的吻合。
  3.苏轼“尚意”书风的特点
  (1)既擒纵有度又恣意挥洒。
  书法的构成有两大范畴,即形质与精神。法度是基于形质而言的,提倡法度就很容易重形轻神,反之,则重神轻形。苏轼在一首诗中写道:“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意思是,如果心里有了形声和点画的法度,字的神妙、意趣会自然流露,无须刻意追求。因此,苏轼并非完全不讲法度,他的书法都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自由挥洒,也就是他已经把握住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
  (2)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无论是在诗歌、绘画还是在书法创作方面,都展现出了其卓越的艺术天赋。他的书法能够以晋韵为最高审美标准,而在技法方面却能自出新意,他学“二王”得其潇洒而弃其柔媚,学颜真卿得其豪放的气势,笔力雄健而更具书卷气。他所追求的是天性的自由发挥,在书法中更多地融入了个性精神和气质,改变了自唐以来的书法审美观,引领宋代书法进入“尚意”的时代。
  综观苏轼一生的艺术成就,贯穿其中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自然天真、不事雕琢的艺术境界,也是他渴望无拘无束的生存状态的外化形式。苏轼推崇晋人书法,也是因为晋人书法具有他渴求的精神之美。
  苏轼对晋人书法的推崇是终其一生的,也可以说“晋韵”对苏轼书法风格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
  “韵”与“意”同为心灵的写照,苏轼的“尚意”书风,追求的是“意”的畅达无羁,这与晋人追求萧散自然、不事雕琢的韵致是一致的。晋人士族阶层对政治生活的逃避,在书法中的自得其乐显示出高人一等的贵族气派,给人以一种冷漠、疏远的隔膜感。而苏轼所呈现的,是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一种亲切平和、艺如其人的艺术感召力,是一种“适意无异逍遥游”,平淡质朴,苏东坡比晋人更好地实现了艺术与人生之间的亲情关系,这也是他的尚意书风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
  [2]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
  [3]中国书法全集第33卷.
  [4]黄庭坚.山谷文集.
  [5]苏轼.东坡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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