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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文本

 圆角望 2017-07-17

究竟何为文人?我国古代典籍对文人进行了诸多定义和描述,《书·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诗·大雅·江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五经正义》:“汝当受之以告祭于汝先祖有文德之人。”汉傅毅《舞赋》:“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

上述文献中的文人或指“先祖”或指“雅士”,而“先祖”或“雅士”中卓有成就者,就成为“贤人”“圣人”,即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哲大儒。这与其说赋予了“文人”社会身份,不如说对“文人”寄予了社会使命与文化担当。基于此,中国古代文人将张载的主张作为人生准则和价值追求,正是在这种人生准则和价值追求驱动下,中国历史上匡时济世、慨然赴难的忠烈义士前赴后继、不绝如缕。

在古今中外关于文人的各种阐述与论断中,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也值得关注:“文人最低限度的职能是掌握、传承、创制文化。具体地说,主要是掌握、传承、创制书面文化,即通过写作而固定下的各种文本的世界。这个最低限度的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由此派生出文人的其他职能。因此,书面文化的特性成为理解文人本质的起点。”马克斯·韦伯提到的“写作”,绝非仅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写,而应从更广义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其至少具有“创制”和“生成”的基本内涵。

因此,书面文化作为一种文本世界,不仅涵纳文字典籍,还应包括各种各类艺术作品、文化建筑物,以及一切具有文化价值和人文意义的物质载体,譬如风物风俗、风土人情,均是一种文化。如果我们把这些记录或拍摄下来,就成为“书面文本”。当今时代以高科技为依托的优盘、光碟、胶片、录像带、录音带等与传统文字书籍一样,都具有书面文本的属性和功能,都是一种文化的有机物质载体。

钱钟书先生在《论文人》一文中写道: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依循钱先生所说的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那么文人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梳理、创制、规范、传承文化的书面文本,这就决定了文人与文化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主客关系,人类文化史正是通过文人不断书写书面文本得以承续和演进的,文人究其本质就是书面文本的书写主体——采集者、整理者、解释者和创制者。

如果没有以书写书面文本为旨归的文人,很多原始形态的文化诸如民间艺术、宗教、哲学,等等,都难以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因此,世界上各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会相应地出现记载和呈现民族文化的书面文本,否则,民族文化不是走向衰亡与断绝,就是始终处于原始形态裹足不前,这可以称作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规律。

纵览中外文学艺术发展史,不难发现那些萌生于社会底层的、心口相传的艺术是原生态的,无论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中国《诗经》中的“国风”,抑或古印度的诗歌等,最早都源自民间的口头流传。这些原始形态的文学艺术,只有诉诸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才能流布广泛传承后世,也就是说,这些原始艺术只有经过文人的收集、加工、刻写、印制和推介,才能加以固化和流存。

当然,这种原始艺术书面化文本化的关系,就是俗文化与雅文化的生成与转化机制。尽管俗文化是雅文化的肇始与源头,但俗文化欲想千古流传则必须上升为雅文化,此处的上升不仅仅是狭义的整饬、修饰、改造之意,而是一种繁杂多重的转换过程。服膺与认可往往就是一种抉发与创建,所以,古今中外传承下来的文学艺术大都是雅文化,无论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国风、楚辞、乐府,还是中古时代的宋词、元曲、杂剧,抑或晚近阶段的笔记、话本、小说等,几乎都经历了由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递嬗与置换,西方文化也是循此路径演化而来。而从俗文化到雅文化的位移与置换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历朝历代文人参与书面文本的整理和创制。

无法想象,假如没有以杜甫、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辛弃疾、苏轼、李煜、李清照等为代表的文人的积极介入,中国古典诗词就难以构建一座座巍峨殿宇;如果没有关汉卿、汤显祖、王实甫、李渔、冯梦龙、曹雪芹等文人的主动加盟,那些民间说唱、街谈巷议、“假语村言”就难以幻化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史载“诗三百”是孔子精心加工修订而成,《离骚》是屈原对“楚辞”的悉心改造升华,《史记》是司马迁对粗粝散轶史料的耐心点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俗文化被雅文化吸附与整合的历史。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文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面文本,也得不到适时阐释与相应注解,久之就会变成人们读不懂的天书,变成一堆僵化的无用的古董,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灭绝和消失。由此可见,文人实质上扮演着文化历史的主体角色。文明史上很多文化的枯萎与失传,主要因由是熟谙和掌握这些文化的文人走向灭绝与消亡。

古代埃及、巴比伦以及西亚等文化的灰飞烟灭,并最终变成难以复活的“死文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通晓、诠释、创制这些文化的文人不复存在了。尽管人们在这些文化废墟上还能发现一些或完整或残损的书面文本,比如死海的经卷,西亚沙漠中的壁画和雕刻等,但面对这些无法辨识的人文秘籍和难以破译的文化密码,人们根本不能读解和明晰它们的前世今生和准确含义,而只能将其作为一种“异物”加以存留和供奉,如同对待天外飞来的各种陨石一样。这些“异物”虽然真实地存在着,但它们所表征所昭示的文化无疑过早地湮灭了。

我们的优势正在于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这是我们的底气与根基,在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今天,我们更要保持和坚守这份自信与典雅,来迎接世界文化的海雨天风,在前进中谨守自己的风骨,沿着人间正道堂堂正正地走向前。(刘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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