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说过,「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同等思路来解决问题」。 随着「基础教育理念的巨大变化,教学模式也在不断改变」。若要使校园建筑的空间适应这样的变化,需要我们寻找「更有前瞻性的思路」:校园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具备一定的弹性来容纳今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而非只有针对某一种教学模式的定制空间。 因此,面对未来不确定的变化,我们需要回到校园建筑的空间原型上寻找启发。因为有些根本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的,例如对校园建筑空间公共性的探讨也许就是一个切入点。 教学模式驱动学习空间转型 首先我们要了解「教学模式的变化趋势」,它也许一直在变化,但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这是保持「校园建筑空间弹性」的基本条件,也是空间进化的动力。
基础教育课程内容的「边界和内涵」一直在延展,这和学校的培养目标有关,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关。 从原先的基本课程到多元化的语言、知识、能力和态度,课程内容的转型目标是使「学习无处不在」,甚至交往本身也成为学习的内容。 事实上,这也「模糊了教学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的边界」。
从固定的时间段做固定的事到固定的时间段做不固定的事,再到不固定的时间段做不固定的事,「教学时间」的安排也在转型。 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多元化的课程设置,另一方面也使原先峰谷鲜明的校园活动状态变得分散,使整体的校园活力能持续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授课方式」必然会做出相应转变:从传统教室到学习工作室到学习群落到学习俱乐部;从固定教室到走班教学;从基本课堂到第二课堂到隐性课堂。 授课方式的转型最终模糊了课堂的边界,同时对教学空间进行了新的定义。虽然在形式上越来越复杂,但却似乎逐渐向“一棵树下即成校园”的本质回归。 何为校园公共空间? 校园空间的公共性是指其他空间与公共空间接触界面的广度以及其他空间进入公共空间的便捷度的集合,而不仅仅指公共空间本身。 在这个基础上,「公共空间不是越大越好,维度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与其他空间的联系界面越广越好,两者的切换越便捷越好。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教学模式的变化实际上与校园建筑空间中公共性的渗透和弥散过程同步」。这并非巧合,而是这种变化对公共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此,如果对校园建筑空间公共性做以简单描述的话,它指的是校园建筑核心公共空间与基本的教学生活空间之间的组合关系,尤其关注公共活动及交往空间的构成方式。
既然是空间,自然会有边界,而且就校园建筑公共空间来说,边界应该是最活跃的部分。 在校园各组成功能水平布局的情况下,公共空间的边界是垂直的,在垂直布局的情况下则是水平的。 但在新的教学模式之下,校园公共空间必然不会再拘泥于水平边界与垂直边界,而是向多义边界转化,最终公共空间与其他空间的边界的接触面积比例会成为衡量公共性的重要指标。
从基本教学生活空间进入校园核心公共空间的距离和所经过的不同性质空间的数量,实际上反映了校园整体的公共性表现。 当然,从公共性最大化的角度来说都是越少越好,那么何种空间模式能够反映这样的路径需求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组织模式指的是校园建筑公共空间与非公共空间的关系,即通过参与路径连接不同空间界面的方式。 与空间边界对应,它也会有水平向、垂直向和多维度等各种模式,能够相对综合地反映校园公共性的强弱。因为其只保留了界面和路径的关系,给空间的发展和使用的改变预留了巨大的弹性,是应对教学模式变化最有效的手段。 如何构建公共空间,实现分布式学习?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实践案例,通过界面接触的强弱、进入路径的便捷度和组织模式的维度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探讨强化校园建筑空间公共性的途径。
「宁波慈城中学」是一个基本模式的载体,一方面是因为其需要呼应业主提出的传统院落空间的意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的教学模式要求。 整个校园功能在水平向分区,公共空间集中设置,接触界面垂直、单一,从其他空间到达需要经过较长路径并穿越其他功能区,就校园建筑核心公共空间而言,只是达到了局部公共性。 | 宁波慈城中学
在基本模式的基础上,在一些项目里探讨了水平向演变的不同可能,以「增强公共性」。 「宁波江北滨江实验学校」采用的是一种将公共空间打散、植入的形式,匀质分散的公共空间使进入变得简单便捷,接触界面仍然是垂直的,但分布较为均匀,互相能够贯通,实现了一种相互联系的点状组织模式 | 宁波江北滨江实验学校 「宁波万里国际学校」则是采用一种线状组织模式,尽可能地拉长公共空间的线性长度,以营造更多的垂直边界,并且使边界之间的距离最短,同样实现了进入公共空间的便捷性。 | 宁波万里国际学校 「宁波新凯河幼儿园」创造了一种中心领域的方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放射状的组织模式,所有非公共空间围绕公共空间设置,公共空间界面渗透入各个空间,人们能够以最直接的方式感知和进入其中。 | 宁波新凯河幼儿园 在这三个案例里,最直观的转变就是从「基本教学空间到核心公共空间」的水平距离被压缩,进入方式也更加直接,因此在使用上有可能模糊其边界的属性,从而使不同性质的授课方式的切换更为顺畅。
水平向模式总体来说还是传统模式的改良,但如果将常见的水平展开的校园功能在垂直方向上布局,那么「需要重组基本教学生活区和公共空间的关系」,空间组织在竖向上展开,点到点的单线交通模式转化为贴合的面与面之间的多重动线,强调了不同层之间“被感知”的可能。 「宁波江北城庄学校」所采用的“三明治”策略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模式,公共空间被基本教学空间夹在中间楼层,接触面由垂直变为水平,进入路径成为从上、下向中心进入,但设计不满足于仅仅建立所谓的交通核心来提升可达性,而是希望扩展其功能和空间的外延,于是竖向的交通核心变成了真正的公共参与场所。 | 宁波江北城庄学校 「长沙长塘里幼儿园」基于城市设计的大板策略,采用了一种生长的模式,公共空间位于下部,基本单元在上部自由生长,二者之间成为接触界面,进入方式由上而下,类似于根系传输养分,其活力也从匍匐在地的公共空间渗透上来 | 长沙长塘里幼儿园 与之相反,「宁波肯特学校」采用向天空要空间的方式,校园的核心公共空间位于层层退台体系的上部,下部是基本教学单元,进入方式由下而上,多个竖向交通不仅将公共空间渗透至整个校园,同时也将不同层面的公共空间连为一体。整个公共空间与其他空间的接触达到最大,也获得了最好的光照和视野。 | 宁波肯特学校 在这三个案例中,竖向交通成为最核心的要素,竖向空间的元素不再仅仅局限于楼梯与台阶,还包括大量不同方向和尺寸的坡道与台地,设计有意识地设置各种竖向通高空间和退台加强不同层面之间的交流,使竖向交通的过程变成了发生公共活动的过程。 同时,相对于水平向交通组织而言,竖向交通移动的距离更短,层与层之间的空间接触面更大,从而在概念上创造了基本教学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零距离”组织模式,也为新的教学模式探索了一个新的空间载体。
结合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的模式势必会创造更为丰富的空间可能,使公共空间的参与路径变得更加立体。在「宁波甬江新学校」的设计中设计师做了一定的尝试。 从平面模式来说,其采用的大院模式是中心领域最大化的一种,同时又在竖向上将底层扩展为公共空间,接触面在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上展开,无论是空间边界、视觉边界还是心理边界,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最大化的可能,进入路径最为多样,而其中发生的教学活动的多义性和弹性也值得期待。 | 宁波甬江新学校 公共空间的关键在于其可达性。 卡莫纳(Matthew Carmona)在《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维度》一书中将公共空间定义为“开放的、公共的,可以进入的个人或群体活动的空间”。 他认为,公共空间能被人使用首先在于它允许人进入的特征。 正式学习空间与公共(非正式)学习空间的差别会越来越模糊。随着混合或复合式课程的发展,加之能力本位教育的革新,“坐”在教室里学习这一概念会显得没什么意义。 「当教学法以“少说教,多探索”为本,小组学习和合作课题就会增多,更多的学习活动就会转移到传统教室以外的地方」。 我们「今后的挑战」是要理解,这些分散式学习模式对于21世纪的学校规划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非正式学习空间在强化学习中能起到何种作用。 那么我们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下面是一些「建议」:
在此,「必达亚洲在美国建筑师协会(AIA上海)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委会」的支持下,来自「中、美、英、澳大利亚、丹麦、加拿大」等多国顶尖教育建筑设计师将于8月4日,共同探讨21世纪学习空间设计策略,在全球视野下,探讨如何规划学习空间实现分布式学习,期待您的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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