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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政府陷入了极度恐慌，连忙致电各省督抚镇压，不过督抚们却各有打算，并不想为清廷卖命。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督抚们的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稍作抵抗；二是弃职逃亡；三是宣布独立。 这些封疆大吏的表现，让清政府大跌眼镜，按常理来说这些督抚们都该抓起来杀头。但此一时彼一时，造成这种艰难局面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清政府自己。太平天国时期，曾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拼死效命大清的忠臣，他们都在战时升迁为总督或巡抚。 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和北方的捻军之后，也同时带来了后遗症，那就是地方上出现了督抚专制的格局，清廷对于这种现象很重视也非常警惕的，不过腐败的满洲贵族们却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任其发展。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在背地里和洋人搞“东南互保”，公然将朝廷的上谕称为“伪诏”，这个时候形势已经很严峻，这些督抚们割据地方的苗头已很明显了。 满清政府很清楚这种局面，但无可奈何，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准备搞预备立宪，清廷开始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一个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即应该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又必须有适当的地方自主权，君主立宪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年轻贵族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收回督抚们的权力，说到底是要收回汉人手中的权力，这引起了汉人督抚们的不满，对清廷很失望，于是他们不准备和这个即将就木的大清朝廷同舟共济。在最危急的关头，这些督抚们不是逃跑就是附和革命，纷纷宣布独立。 当然了督抚们的表现也要看革命的形势和革命党的态度。宣统年间，清朝崩溃的各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了，面对此起彼伏的革命武装起义、四面八方随时爆发的民变，只要是有点脑子的督抚都知道清廷即将灭亡。 当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正是出于对清政府必亡的判断，才做出了或逃匿或是附和革命的选择，对于这些附和革命的督抚们，人们总是批评他们投机革命，这些批评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也有另一面，即革命党人需要这些督抚们。 说起来既然是闹革命，革命党人理应要取缔这些封建旧势力，不过他们也有苦衷，之所以逼迫督抚们革命，并把一省最高的权力“都督”的职位拱手让给他们，也是迫不得已。 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未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革命，光绪三十一年成立的同盟会本身力量就很涣散，并很快陷入分裂，各省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是各自为战，他们的力量都不大，个人知名度也不够，因此在起义突然爆发后他们急需找到有力的反清联盟和知名人物，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和扩大影响，于是这些地方督抚们便成为了最佳的选择。 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督抚们在立宪运动中和清廷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或是冲突，他们倒向革命党并不困难，汉族督抚则可以利用革命派广泛宣传“排满革命”这个口号。广西独立的时候称“大汉广西军政府”，四川独立时称“大汉四川军政府”，这样看来汉族突然间就成了一家，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平民。 督抚们附和革命，让革命党人减轻了压力，加速了革命的进程，但是这种革命并不彻底，所以很快又失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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