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一）：北宋第一段子手的智慧与幽默
苏轼喜戏谑、爱打趣，后人评说他“谑而不虐”，是难得一见的天才型段子手。他的趣闻轶事在古文人史料中俯拾即是，且“其文如其为人”独有一番谐趣。当时的人爱他，后人一样爱他，他身上就有那么一种魔力，一股劲。粗陋地说其乐观、豁达又觉言不尽意，不能言其一分。须得走近他细细体味方可知。 宋仁宗景佑三年，苏轼出生在眉州。苏轼此时尚在襁褓中，只能算可爱，幽默是说不上了。但我们可以趁此，说说苏轼的祖父苏序。老人风趣、健谈，爱喝酒，酒量也好。平日里常拿壶酒，与亲朋好友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有次二儿子苏涣中考的喜报传来，老人正喝的大醉。他大声宣读喜报，后将喜报和正吃的牛肉一同放入布袋，让村里小伙儿背着，自己则醉醺醺的骑着驴往城里去。听说的人常以此事打趣他，他自己却不以为意。祖父人品好，乐善好施、睿智通达。曾在丰年，不顾旁人议论，以米换谷，在粮仓储存三四万石稻谷。荒年歉收开仓散粮时，大家才明白其以米换谷，是因稻谷可以储存数年。《苏廷评行状》描述苏序“公幼疏达不羁，读书，略知其大义，即弃去。谦而好施，急人患难，甚于为己。”“人不问知与不知，径与欢笑造极，输发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惩，人亦莫能测也。”不可否认的，苏轼的性格明显有其祖父的影子，而这也无需另加解读，遗传使然。 苏洵虽不像祖父那样遗传给苏轼幽默的基因，但做为生身父亲，功不可没。至少我们可以说，苏轼的才智是遗传自其父。苏洵智高、有才，冷淡寡言。相较而言，弟弟苏辙沉静恬淡、稳妥的性格倒有几分像父亲。在其后兄弟二人宦海沉浮的荣枯岁月里，弟弟常予哥哥以慰藉、扶助和劝告。苏洵屡次科举考试铩羽而归，而其实他本人天赋很高，从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奋读书，但仍能文名大噪，占据八大家之一席可见一斑。因此，苏洵科举失利后，特有抱璞泣血之感。好在两个儿子聪颖过于常人，听得他们朗朗读书声，苏洵也重燃希望，心伤陡然好了许多。 苏轼属于那种特拉仇恨的天才型人物，这种人往往少时就显露完胜常人的智力。据记载，苏轼十岁左右，就已写得一些奇文妙句，颇有名气的《黠鼠赋》即在十一岁写得。《黠鼠赋》描写一只狡猾的老鼠，“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意思是老鼠藏于床下袋子中，被发现后装死，等人把袋子倒过来，立马急速逃走。苏轼由此以小见大，引发“汝为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的感慨。从这篇叙述诙谐的咏物赋中可窥得苏轼谐趣之一隅。后于眉山学者刘巨的寿昌书院读书时，夏日逢大雨，苏轼遂与同窗陈建用、杨尧咨、弟弟苏辙做大雨联句。陈建用曰“庭松偃盖如醉”，杨尧咨曰“夏雨新凉似秋”，苏轼对曰“有客高吟拥鼻”，最后苏辙对曰“无人共吃馒头”，众皆倾倒。兄弟间以诗逗趣，趣味百生。 苏轼、苏辙相继成婚后，三苏于仁宗嘉佑元年进京赶考。进士考试是学子至关紧要的关头，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考试时大家都紧张不已，谨小慎微，生怕出纰漏。苏轼却在进士考试的作文中杜撰历史事例，“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以此论述帝王为政的赏忠罚罪，妥帖而深刻。只是这是苏轼即兴发挥，而非史实。果真是有才任性。进士及第，文名大著，可谓“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时风头无两。当时的大家欧阳修言及苏轼，都感叹“三十年后，将无人再谈论老夫”。 鲜衣怒马少年郎，不识愁滋味。初涉世的苏轼对一切都充满热情和希望，意气风发、涉笔成趣。因而，其早期难见含嘲讽、戏谑意味的文章。 （本文作者张彦欣） 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二）：北宋第一段子手的宦海浮沉
仁宗嘉佑六年，苏轼离京于凤翔充任判官。初到凤翔时，时任的宋太守与苏家是世交，苏轼与其相处的甚是融洽。但好景不长，很快来了一位姓陈的太守——陈希亮，其乃武人出身，耿直严厉，在官场的名声也好。当时的苏轼年轻又恃才傲物，万不愿向其俯首称敬。陈希亮对这个自负的年轻人也颇有成见，认为苏轼自诩有才而无实干之能。两个本该惺惺相惜之人，一见面就唇枪舌剑。屡屡口舌之争，谁都不肯拜于下风。后陈希亮建造“凌虚台”，求记苏轼，于是就有了有名的《凌虚台记》。涉足仕途仅两年的苏轼，认为为政当予民实际，着力民之急缺。在他看来，建造凌虚台于民无补，于是借机对陈太守加以嘲讽。“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将凌虚台建造的意义化有为无。年轻的苏轼尚未经宦海风雨，思想上积极用世的理想正处于巅峰时刻，以致其戏谑之言尖锐性过之、温和性不够。虽《凌虚台记》嘲讽之意极其凌厉，但陈希亮确有大量，一字未改，刻于碑上。后来苏轼对此事也颇为懊悔，有修好之心，且二人相处日久，越发深感对方的才能和德行为人所尊，彼此都对对方很是尊敬。陈希亮死后，苏轼为其写了很长的墓志铭，还与陈希亮之子陈慥成为挚友。 四年后，即英宗治平二年，苏轼还朝，授直史馆。在史馆任职使苏轼得良机博览珍藏古书、名人手稿和画卷，这算得上苏轼较为惬意的一段生活。但依旧好景不长，于当年五月，苏轼妻子病逝，次年四月父亲苏洵病逝。苏家兄弟送灵柩回故里眉山，守孝三年。神宗熙宁二年，二人归京，很快卷入新政引发的政治漩涡。苏轼自此便一直饱受宦海风雨的痛击。 苏轼反对新法，常与王安石有口舌之争，但苏轼辩才了得，多半是王安石哑口无言。当时王安石颇爱研究字源，尤善从会意角度解读字源，有些确有深意，有些难免穿凿附会。例如他说“诗字从言从寺，法度之言也”，就是极为牵强的。苏轼认为王安石对字的结构和来源的阐释违反构字法，便有意戏谑王安石。一日，摆出请教姿态，问道，“为何‘鸠’是由‘九’和‘鸟’组成的呢？”王安石一时语塞。苏轼立马说，“还是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诗经》有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加起来刚好九只小鸟。”除此，苏轼还嘲讽王安石对“波”的解释：“波”者“水”之“皮”也。同王安石戏谑道，“依照你对‘波’字的解释，则‘滑’就是‘水’之‘骨’了”。这些关于苏轼调侃、嘲谑的小故事，虽在历史长河中，有被夸大、演变之嫌，但也更生动的展现出苏轼纯真、风趣的一面。 这些趣闻轶事读来轻松幽默，几乎让人忘却当时政潮的风谲云诡。新法当权派和守旧派政治较量的结果，往往是贬谪、流放，甚或杀身之罪。新政开始后。苏轼多次上书神宗，表明反对新政，并请求尽快停止变法。请求未果后，上书请求外任。苏轼先是于杭州任通判三年，又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任太守，身心饱受迁徙之苦。期间，苏轼作多首诗讽刺新政，“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盐法；“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讽刺朝廷的一群小人，如乌鸦一般。 经历一番世事，苏轼的诗词少了年少时期的无端喟叹。他嫉恶如仇，风节凛然，对官场小人的不正之行，“如蝇在台，吐之乃已”。诗文多讽刺新政，戏谑小人。苏轼此时的幽默，不仅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力量。 （本文作者张彦欣） 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三）：北宋第一段子手的嬉笑怒骂
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任湖州太守不久，御史弹劾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独乐园》《汤村》等诗中含对朝廷的藐视、不忠和对新政的嘲讽。大名鼎鼎的“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入狱。根据苏轼的笔记记载，他被押送入京前回家看家人，全家正为他痛哭 ，为了安慰家人，苏轼向他们讲述杨朴的故事，“宋真宗想征召当时的大儒杨朴进京为官，杨朴并无从政之心，但也不敢抗旨不尊，只得随护卫进京面圣。真宗问其可会作诗，朋友可有作送别诗给他，他都予以否认。只说临行前妻子作诗送行，“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家人听完，都破涕为笑。这故事不知是苏轼现编还是确有之，但家人定是听懂了那句“亦莫猖狂爱咏诗”所含的戏谑之意。 当权派细究苏轼所有诗作，以图将苏轼的罪名加重，置于死地。苏轼的有些诗词确嘲讽新政和小人当道，但并未含对皇权的藐视，或公然反对朝廷。当权派明知苏轼讽刺的是新法致使人民疾苦，是针对变法存在的弊病而提出批评，却以皇权、朝廷为幌，夸大苏轼言论，上升到反朝廷之名。“乌台诗案”实质是一场以”诗“为名的党争。各路正直人士仗义相救，苏轼被监禁四个月又二十天后重获自由，算得上死里逃生。出狱次日，一道圣谕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无权签署公文，不准擅离该地区。 谪居黄州，团练副使并无实权，俸禄也很微薄，积蓄很快告罄。匮乏所迫，苏轼开始了其农夫生涯，建起“雪堂”，在东坡开荒种地，自称“东坡居士”。苏轼常在雪堂款待宾客，其交友甚广，即便谪居荒僻之地，仍有老友千里迢迢赶来看望，附近慕名而来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苏轼虽一生仕途坎坷，少居要职，但其光风霁月、才气纵横，谈吐幽默风趣，门可罗雀还从未发生过。苏轼自己也喜交友，无论对方身份高低、学识多寡，僧人、农民、妓女各色人等都与其交。 陈慥（陈希亮之子，字季常，自称龙丘先生）也居于黄州，且居所离雪堂不远，常来看望苏轼。季常惧内，苏轼玩兴上来，写诗打趣：“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后人常以“季常之癖”嘲笑怕妻子的人，苏轼一句戏谑之言，使陈慥“名”垂千古。抛却政治，苏轼的田园生活很是惬意，他不求甚多，衣食够用，就心满意足。农夫当久了，他越发敬佩田园诗人陶渊明，常在田间与农民一起唱他改编的《归去来兮辞》，还觉得自己是陶渊明转世。 看上去，经历生死、贬谪，苏轼变得更为豁达，更接地气。但若细察其此时的诗文，即见其朝政民生诗减少，抒发个人情感的诗增加。时自嘲自讽，时傲睨一世，情感矛盾复杂。他赞赏陶渊明的生活和性情，而陶渊明是一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老庄精神。此外，在杭州时，苏轼就常去寺庙，与僧人为友，谈佛论道。苏轼从小习的是儒家道义，仕途不顺后，其内里才慢慢接收佛、道的思想。以期既能经世济时，保持对朝政民生的关心和责任感；又能在政治黑暗、朋党倾轧情况下，以佛老的清静无为、超然物外获得内心的宁静，淡化荣辱得失对心灵的冲击。这种变化反映在诗文创作上，即为嘲讽隐藏的更深；幽默在表，讽刺在内，被后人点评为“外谐内庄”。为儿子写《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表面看来，苏轼对孩子的期望令人嬉笑，实则既是对官场的嘲讽，又是一番自嘲。 （本文作者张彦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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