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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笔锋犀利地进一步指出：“四海利病，系欺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 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 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在宋孝宗那里的结果是四个字：充耳不闻。 公元一一八〇年，淳熙七年，朱熹再次 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态度上书：“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 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 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最后，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 这次，宋孝 宗看完后大怒：“是以我为亡也！”亏得宰相赵雄劝导：“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宋孝宗才没有将朱熹治罪。公元一一八 八年，淳熙十五年，朱熹再次面奏孝宗，更加不客气地指出：“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他进一步指明原因：“无乃燕闲蠖濩之 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强烈建议孝宗正心诚意，存天理，去人欲，那么，“则圣心洞然，中 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 然而，这些话通通没有用。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乏清澈的眼睛、伉直的嘴巴，缺乏的只是一双识忠知理、善于纳谏的耳朵。 《论语·里仁》教导过我们：“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将《论语》咀嚼得烂熟的朱熹自然比吾侪更清楚其间的道理。 他知道该关闭自己的扬声系统了。公元一一九〇年，绍熙元年，宋光宗即位，正直之士纷纷被驱除出朝，朱熹留下了自己写好的奏折，但最终没有投递出去。这就是今天仍躺在《朱子全集》里的《己酉拟上封事》。 此年五月，陆九渊受诏知荆门军，他在给朱熹的信中写道：“新天子即位，海内属目，然罢行升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群小骈肩而骋，气息怫然，谅不能不重勤长者忧国之怀。”朱熹回信道：“荆门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际，惟避且远，犹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为厌。” 这里，朱熹已想到为“可以行志”而必须“惟避且远”。 此后，他便是在一路推辞却又推辞不得之中，继续着自己的官场生涯。 宋光宗即位后，朱熹直宝文阁，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拜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辞；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他主张的划定漳州经界不被批准后，以言不用上书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嘉王府召为幕僚，辞；未几，授潭州知州，辞。 公元一一九五年，宋宁宗即位，右相赵汝愚力荐朱熹，有旨赴行在奏事，又辞。同年除焕章阁待制、侍讲，再辞。一路被授官，一路拒绝的朱熹，再次力辞，但这次没有被获准。于是，朱熹成为帝师，重演程颐在元祐时期的一幕。 此年十月，朱熹赴经筵向宋宁宗进讲《大学》。他告诫宁宗《大学》为“修身为本”，要“深加省察，实用功夫”，“如其不然，则今日区区之讲读，亦徒为观听之美而已，何益于治道有无之实，以窒夫祸乱之原哉？” 此间，他上《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言辞恳切地劝导宋宁宗诚心正意，勿为“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告诫他“近 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针对韩侂胄专政擅权，“斥言左右窃柄之失”。这些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让宋宁宗深感逆耳。于是，在经筵位职上只待了 四十六天的朱熹，被宋宁宗以“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为托词，一道御旨解除了侍讲职务。 来时本非所愿，去时又有何怨？ 朱熹上书请求辞职名，并乞致仕，仍然没被应允。他不知道，像程颐为帝师的下场一样，同样有一场政治迫害向他隐隐袭来。 文人无心政治，但却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绍熙末年，宋宁宗赵扩由赵汝愚和韩侂胄拥立为帝。赵汝愚出身皇族，收揽天下名士，意欲有番作为。韩侂胄是外戚，纠集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纮等人，屡屡向赵氏阵营进行攻击，而宋宁宗力挺韩侂胄。 很不幸，朱熹先前就是经赵汝愚荐举而当上的侍讲，更不幸的是，他还屡屡向宁宗进言韩侂胄专政擅权，“斥言左右窃柄之失”。 公元一一九五年，庆元元年，韩侂胄当政，赵汝愚被罢相。由于赵被罢相之时，以朱熹为首的知识分子多次上书申救，韩侂胄为排除异己，树立权威，开始全面清洗知识阶层，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被编管于五百里外，朱熹被免职侍讲。 公元一一九六年，朝廷宣布禁止道学。此诏一出，犹如“文革”的南宋版，一批急于邀宠请功之人纷纷跳将出来。监察御史沈继祖诬告朱熹犯有“不孝其亲、不敬 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六大罪，在第六条罪状中还生生造出“诱引尼姑以为宠妾，家妇不夫而孕”的荒唐故事。 上帝已无言，百鬼且狰狞。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朱熹此时已有口难辩，他上书道：“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表示“深省昨非，细寻今是”。皇帝下诏将朱 熹落职罢祠，朱熹的学生蔡元定则被送道州进行看管。右谏议大夫姚愈再次上书，诬陷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还有个叫余囍的人义愤填膺地上书，要求朝廷 斩朱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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