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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学问应该是关 乎切身，对人性提升与道德完善有补。舍此，即为虚妄之学，只是工具而已，学问的目的是为明天理，天理则与人心互为一体。所以，功夫全在自家领悟：“大抵为 学，不必追寻旧见。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间，诚能得其端绪，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非畴昔意见所可比拟。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铄，正不必以旧见为 固有也。”
可以看出，在陆九渊这里，为学的本质又回归到了孔孟时代，复原为一种生命自我完善之学，带有强烈的主体实践性，因而他的教 学之法也更接近先秦儒家的主张。“某尝令后生读书时，且精读文义分明、事节易晓者，优游讽咏，使之浃洽，与日用相协，非但空言虚说，则向来疑惑处，自当涣 然冰释矣。纵有未解，固当候之，不可强探力索，久当自通。所通必真，与私意揣度者天渊不足以喻其远也。”“学者不可用心太紧。深山有宝，无心于宝者得 之。”“大抵为学，但当孜孜进德修业，使此心于日用间戕贼日少，光润日著，则圣贤垂训，向以为盘根错节未可遽解者，将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有不加思而得之 者矣。”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本心是天所与我者，故心所发之志，自然与天地不限隔，但常人溺于利欲意见而把本心遮罩，只在利欲意见中打滚，这便如在逆旅，必须冲破利欲意见关卡，直透到念虑之萌处，才会复其本心，义利自辨。
本心既复，则应事接物之理皆从本心流出，一切就变得本真而自然。
要人复其本心，便须先有“存养工夫”，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养其大体”，“先立其大”。陆九渊说：“必深思痛省，抉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习，如见晲之雪，虽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之谓先立其大。”
人开端一念便弃去私意俗习，恢复本心之智仁勇，这便是先立其大。立此心，或者说复本心之后，天理昭昭。从而，“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自恻隐， 当羞恶、当辞让，是非在前，自能辨之……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本乎此源，世间万德也就自然流淌，一切本乎吾心，沛然而外界莫之能御。
从上述这些论述中已经看到，讲究心灵体认，以“尊德性”为主旨的陆学，与钟情经典传注为基本特色，以“道问学”为基调的朱学，二者之间划定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两位大师迟早要站在这道沟壑前，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争鸣。
华山很忙，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们一直选择在那里论剑。
鹅湖却很悠闲，风光旖旎，碧波荡漾，正好可以让喜欢安静的两位大师，面对面坐下来品茗论道。
一位学术大师级人物决定由自己出面，在这里组织一次高级别的学术研讨。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其东莱先生。吕祖谦、朱熹二人私交甚笃。朱熹辞职居家之 时，吕祖谦多次与朱熹共同讲学于武夷山和毗邻的建阳寒泉精舍。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五月，吕祖谦翩然来访，留止旬日。期间，朱吕两人在建阳寒泉精舍讲 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而且共同编著了儒学巨著《近思录》。
朱熹在《书〈近思录〉后》里记录了这段经历：“淳熙乙末之夏，东莱吕伯恭 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 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益凡学者所以求诸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初见其梗概。”吕祖谦也在此书的跋中写道：“所载讲 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
吕祖谦结束福建之行归浙，朱熹亲自送行，五月底抵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鹅湖寺。
显然，吕祖谦有意安排朱、陆在此处见面，目的是调停朱、陆之学之间的学术分歧，使他们的学术冲突“会归与一”。
所以，在“骗”朱熹到鹅湖的同时，吕祖谦也发出请柬，邀请陆九龄（字子寿）、陆九渊兄弟前来这里雅集。鹅湖寺地处闽、浙、赣交界，位于朱、陆二人各自所在的中间地带，于双方交通均最为方便。六月初，陆氏兄弟迤逦而来。
在中国思想史中有着巨大影响的一场学术研讨会就此拉开帷幕。
辩论主题是“教人之法”。围绕这个话题，双方很快剑拔弩张，各不相让，迅速进入到激烈的争辩之中。用朱熹后来的回忆文字说就是：“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
惹恼朱熹的是陆九渊的一首诗。
前来的路上，心知此行之意，而且也深知不可能达到学术调和目的的陆九龄对弟弟陆九渊说：“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 之同？”于是写了一首诗，其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 琢，须知至乐在于今。”可以看出，陆九龄想用此诗既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又示好于对手及主办人，求得一种“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的会晤氛围， 不伤和气，应付一下了事。
但事情进展并非如陆九龄所料。朱熹为人谨严峻厉，陆九渊则狂放无羁，这其实已经注定了此次相会的必然结果。
据陆象山《语录》记载：“及至鹅湖，伯恭先问先兄别后新诗，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舡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途中 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欲 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兄致辩，其说遂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应之意，竟 为元晦所尼。”
首先让朱熹面容失色的是陆九渊诗中的这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继而让朱熹深感不快的是另一句“欲知自 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陆象山攻击朱熹以博览典籍、格物致知为特点的为学之法是“支离事业”，而且口无遮拦地傲然说自家“易简工夫”终久远大，朱学 必然“陆沉”，对此，朱熹当然极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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