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5年，吕祖谦约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信州铅山县的鹅湖寺相会，讨论二人学术上的问题，以期弥合二人在学术上的分岐。吕祖谦也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而且是学术和政治世家，他的祖上可说世代公卿，政治上有名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等，学术上有吕本中，吕大器等，都是他的本家。他自己也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为东莱先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的朱熹与陆九渊学术上的分岐能够得到弥合。 朱熹与陆九渊兄弟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学术讨论。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谁知经过三天的讨论之后，朱熹与二陆的思想不断没有弥合，反而使得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中国思想上的两个体系，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 朱陆学术思想的差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恐怕很难讲得清楚。前些日子在图书馆借了本《朱熹传》来看，虽然觉得书的水平写得很差，但里边还是有很多史料性的东西，可以看看。也很期待能看到朱陆之间在鹅湖的唇枪舌箭。可惜没有看到。一场精彩的会面，被作者写的寡淡如水。看完之后，大失所望。其实这也不怪作者，思想哲学的问题，本来就是很难写的。况且，当时辩论的情况，也没有人详细的记录下来，做为以后思想史的资料来用。现在，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辩论情况，只能根据理学与心学的不同，以及当时留下的一些资料来做推测了。 不知道题主这样问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觉得在鹅湖之会上的新辩论是朱熹胜了，而陆九渊兄弟败了？于是便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要是王阳明代替陆九渊去辩论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赢得这场辩论，从而为心学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想打下基础。毕竟，理学在朱熹时，已经大成，而心学在王阳明的手中才最终形成。题主可能认为心学在陆九渊的手上，还没有成熟，自然斗不过朱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题主的假设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在鹅湖之会上，是没有辩论出什么结果的。很难说谁胜了，谁败了。从宋以后的政治现实来看，朱熹的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明清科考都是以朱熹批注的《四书》为标准答案，好像是朱熹赢了。但在鹅湖之会留下的材料说明，陆九渊其实并没输。而更像是赢了。 我们先放下朱陆的学术观点不说，因鹅湖之会，陆九渊与其兄陆九龄都留下了诗。朱熹也进行了唱和。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陆九龄的诗是这样写的： 鹅湖示同志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人在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爱父母，大一点，就懂得对有本事的人产心钦佩的感情。从古到今，人的一切情感都是从“心”生发出来的。这就是陆九龄抛出的观点。“有基方筑室”，“无址不成岑”的“基”与“址”，就是所谓的心了。留情着意，是做学问的态度。最后两句。陆九龄是比较客气的。珍重友朋与须知至乐，是表示大家友谊第一，从辩论中获得人生的快乐。 陆九龄的想法，显然单纯了些。在《陆九渊集》记载，当陆九龄的诗念到一半的时候，朱熹便对吕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舡了也。”也就是说，陆九龄是和他的兄弟陆九渊坐在一条船上。这条船当然就是“心学”之船，而不是“理学”之船。 陆九龄应该是比较宽厚，有长者风度的。他希望这种切磋学问的过程，应该是非常愉快的。做为陆九渊的哥哥，他希望朱陆双方在讨论的过程中，既能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又不要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所以，陆九龄的这首诗，既抛出了心学的观点，也提出了讨论中应注意的问题，与把握的度。是一个非常得体的开场白。 开场白之后，就是陆九渊的发言，他说： 鹅湖和教授兄韵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滴积成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须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陆九渊毕竟是少年气盛，比起哥哥陆九龄的宽厚与谦和，他就就显得尖锐凌厉多了。充满霸气与攻击的意味。这首诗是和陆九龄的原韵，前四句与陆九龄差不多。当然也是指出“心”是认识的基础。后四句的意味，就与乃兄大相径庭了。易简功夫总须大，是对自己心学的自信，同时也指出心学的主要特点“易简”，一切从“心”从发，学术脉络简单明了。而“支离事业竟浮沉”，就是对朱熹理学毫不客气的批判。在陆九渊看来，他自己的心学是“易简功夫”，而朱熹的“理学”就是支离事业。这种批评从两家学说内在的理论体系上是否准确且不去说，但就现象上来说，还是观察的很准确的。怪不得朱熹听了之后，怫然变色，很不高兴。 文人的辩论往往很高深玄妙。他们语言上的交锋不得而知。但就陆氏兄弟两首诗的回答上，朱熹明显处在下风。因为他当时没有给出及时的回复，而是在三年之后，才回复奉和了二陆的诗。这当然就像在外边挨了打之后，回到家之后，才想起自己原来是会功夫的。但朱熹的念念不忘，正体现了他做学问的认真态度。 鹅湖会和陆子寿 朱熹 德义风流夙所钦，离别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这里所表示的治学途径还是格物致知的途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说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加深，知识的体系就会更完备。周恩来总理有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其中的“邃密群科”与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是同一意思。 鹅湖之会，肯定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输赢胜负的。经过三天的辩论，分歧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大了。就这样的结果来看，假如换了王阳明来参加辩论，会有其它结果，我想，结果应该是一样的。王阳明虽然厉害，可是陆九渊也照样不是等闲这辈，这就好像朱熹与二程，他们都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 到于说心学与理学谁高谁低的问题，这就好像问题一个东西的两面，都底那面好些一样。恐怕永远不会有定论。心学和理学虽然是两个体系，但它们都是搭建在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的基础之上的。只是，理学是从“理”出发，而心学是从“心”出发。这就好像两个人去对观故宫，一个从前门进，一个从后门进。从前门进的先看到三大殿，而从后门进的先看到各个宫，于是，两个人都说对方看错了。 至于理学成为政治上的主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理学的学术框架确实比心学更结实些。就以王阳明的四句话来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去恶从善是格物。按照大学的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来看一下。是不是朱熹的理学是按部就班的按这一途径走的。而王阳明的途径就有些不一样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细心体会一下。 基于这样的特点，理学对于社会现实中的问题，每个方面，都能给出比较明确的道德标准，具有可操作性。而心学却是比较玄妙的，良心和良知这东西，确实不好把握。这大概也是理学成为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学识所关，自己的理解未必正确，希望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一起来讨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