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利人与利己孰先孰后

利人与利己这对道德范畴有两重性：一是二者的一致性，二是双方的对立性。利人与利己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有其一致性的特征。这不仅指相同政治地位、相 同经济处境和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其利己与利人的一致性，而且也指全社会不分等级地位、文化素养的人们，有利己与利人的一致性。利己的同时也是在利人；利 人的同时也是在利己。例如反抗外族入侵的“保家卫国”战争，它符合全体社会成员（除少数叛国者）的共同利益。投身反侵略战争，一方面是利己，一方面也是利 人，此时，利己与利人就是一致的。但利己与利人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这包括全社会成员的利己与利人的相互矛盾，甚至相同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的人也可 能存在利己与利人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自然经济社会已经存在，而到市场经济社会，就显得更加突出。

　　如何解决利己与利人这个矛盾，儒家曾 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何谓“忠恕之道”？孔子所说“忠”，主要是指对别人的一种关系，把尽力帮助别人叫“忠”。他说，“居处 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忠”还指诲人不倦，教人以善，积极做人，专一而无异心，要与人谋而忠，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 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不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据此，忠恕之道，可以说是孔子的发明，这 个发明对后人影响很大。孔子把“忠恕之道”看成是处理人己关系的一个准则，这也是儒家精神的一个特色。法家则与此相反，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利害关系，人们 在处理这种关系时，不是推己及人，而是“人各挟自为心”。孔子为什么把“忠恕之道”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呢？正如他自己说的，“在邦不怨，在家无 怨”，即可以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怨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包括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舍己为人”的道德源泉。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道德的社会职能就在于它能对这些利益关系进行合理调节。儒家的“忠恕之道”在封建时代，不失 为调节人己关系的较好道德途径。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中国近代一些进步学者，又提出不完全等同于儒家的道德调节方案。严复和梁启超等人提出 “合理利己主义”的主张，认为人生活于群体中，就应该利群、为他，牺牲自己利益以利他、利群的行为也是符合道德的，在此点上，与儒家精神基本一致。但也有 不同处，严复、梁启超都认为自私是人之本性，人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和权利。这就难免与他人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相抵触。

　　如何妥善解决 利己与利人的关系问题呢？他们的认识是，人们不可极端利己，不可损害他人与群体的利益。“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上益下非 也，损下益上亦非。”（严复译：《天演论》按语。）这是说，对于人己、上下、公私，损益任何一方，都不恰当，只有两利才是最完满的，“两利为利，独利必不 利”。梁启超认为，利己乃人之本性，不应加以谴责：“生人之大患，莫过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 义》。）依赖别人，企求他人“利我”、“助我”是一种恶习，人必须首先自立、自利，才有可能利人、为群。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严复、梁 启超的“合理利己主义”，继承了儒家“忠恕之道”的思想精髓，又借鉴了近代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与那种认为“人对人是狼”的极端损人利己主义就 毫无共同点，他们保存了中国儒家传统的助人为乐的优良道德观，看到个人与他人、群体利益的一致性，要求人们当利己与利人相冲突时，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 分，以拥护公益。这种认识与孙中山、章太炎“为众人服务”的观点已经很接近了。

　　章太炎承认个人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社会利益的不可分割 性，认为一切道德皆始于自利，但必须顾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否则个人利益无法实现。由此，他提出“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的观点，这已大大超越了严复的“两 利”主张。孙中山的人己观建立在中华民族解放这一伟大目标的基础上，他提出“为众人服务”的思想，要求革命党人要存心作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不许有损人 利己的事，不贪图升官发财，那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人，其人格是非常卑劣的。毫无疑问，孙中山的“为众人服务”思想，是传统儒家人己观的精炼和升华，从 孔子到孙中山，在利人与利己的问题上，其道德选择，是一脉相承的。

　　利己主义是一种腐朽的道德观念，它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他人利益和 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达到利己目的的手段，这种道德观念把个人狭隘的利益，当作道德的基础和前提，当作一切思想、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无论在自然经济或 商品经济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自然经济的社会，利己主义受到激烈批评，却并未在道德领域绝迹，而商品经济社会，利己主义有了更为广泛的市场。例 如，经商者不讲商业道德，只图赚钱，以各种手段坑害顾客；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就不讲团结互助，斤斤计较，损人利己，一切向钱看；手中有权者，则损公肥 私，假公济私，等等，这都是利己主义的表现，必须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以防止这种腐败道德观对商品经济建设的危害。

　　商品经济较之 自然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迈上的一个新台阶，但也给人们的道德建设提出许多新课题。商品经济要获得发展，必须有法律与道德的双重保障系统。儒家传统道德 如何与商品经济相协调，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在商品经济社会，等价交换、竞争机制是其重要特征之一。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社会，在现代化进 程中，必须确立商品意识，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的作用。在商品经济的各种观念中，竞争是商品经济的核心。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的作用，在竞争中 求生存、求发展。儒家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不忠寡而患不均”，这种均平观念，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与现代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的政策有差距。儒家传统道德的某些方面的确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不相适应，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道德与商品经济截然对立，互相悖逆。

　 　传统道德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要建立符合商品经济的新道德，离不开对儒家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吸收。儒家传统道德在我国的影响，在今天 仍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它不仅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而且对普通群众的道德观念，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甚至与民众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密不可分，完全抛开传统道德去构思所谓新道德，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不可能行得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不能脱离历史的延续性。所以，即使在今 天，传统道德的某些方面有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地方，其不相适应的方面，可以经改造、扬弃、推陈出新。对儒家传统道德持否定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与商品 经济格格不入，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