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苏州人。他热衷功名，从二十二岁参加乡试起，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乾隆四年(1739年)年近古稀，始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以能诗为乾隆帝宠幸，不数年五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沈德潜论诗提倡“格调说”，“格调”源于南宋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格调说出现于所谓盛世，比“神韵说”说更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由于明显排斥诗歌怨刺一面，因此对诗歌创作起了束缚作用。他的一些作品如《月夜渡江》等，尚清新可诵：
月夜渡江
沈德潜
万里金波照眼明，布帆十幅破空行。
微茫欲没三山影，浩荡还流六代声。
水底鱼龙惊静夜，天边牛斗转深更。
长风瞬息过京口，楚尾吴头无限情。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沈德潜向朝廷进呈所选《国朝(清)诗别裁集》，奏请题词。乾隆帝阅后，认为书中存在缺失，如将“品行有亏”的钱谦益列在卷首等，而乾隆帝最看不起钱谦益等降清贰臣，说钱谦益“平生称节义，两面事君王”。而且在这本书上，沈德潜把和乾隆帝自幼要好的慎郡王允禧的名讳直书其上，这让乾隆帝大为光火：“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于是下令由内廷翰林“校精去留”，销毁原版，重新制版，把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李雯等二十几名降清文人的作品通通删去。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徐述夔诗案爆发，沈德潜因而致祸。徐述夔是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所著《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清廷指“明朝”之“朝”乃是“朝都”之“朝”，不用“上”、“到”，而用“去清都”，显然“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一句中，清廷认为“壶儿”即胡儿，比喻满人，有诽谤侮蔑之意。徐述夔因此被戮尸示众。因为沈德潜曾为《一柱楼诗集》作序，称徐述夔“文章品行皆可法”，故亦受株连。另外，沈德潜写有《咏黑牡丹》一诗，其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一句，也被认为是指斥朝廷。其时沈德潜已故，朝廷下令削其官爵封号，拆毁祭赐碑文。次年又追回御赐墨宝、诗章、碑帖、木杖、坐缛及寿佛等。一代宠臣，粉饰太平的干将，身后就落个这样的下场。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晚号仓山居士，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因满文不佳，改放外任，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任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年)，辞官定居江宁，在小仓山下购筑“随园”，自号随园老人，优游其中近五十年。
袁枚的诗歌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亦不放弃向生活中普通人学习的任何机会。他曾说：“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随园中有一担粪者，一日在梅树下喜报云：“有一身花矣！”袁枚闻之而加工成警句：“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袁枚出门，有野僧送行说：“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袁枚即写下“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这样风趣盎然的诗句。
袁枚为传授诗学还广收门生弟子，“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有人嫌太滥，袁枚笑曰：“子不读《尚书大传》乎？东郭子思问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医门多疾，大匠之门多曲木，有教无类，其斯之谓欤？’”此乃其广收弟子的宗旨。为此王梦楼赠诗云：“佛法门墙真广大，传经直到郑樱桃。”这正是对袁枚提倡后学、培育诗才的赞扬。按照封建理学的陈腐观念，“女子不宜为诗”，对此袁枚驳斥道：“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鍼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掩没而不宣者多矣。”因此，他不仅在《随园诗话》中博采闺秀之作，而且“广收女弟子三十余人”。其中一位陈淑兰曾用吴绫一幅绣诗二绝呈献袁枚，其一曰：“我有妆台句，才疏未敢投。若经燕许笔，闺阁亦千秋。”意求袁枚序其诗集，可见女弟子对其夫子之信赖，亦可见袁枚对学生的培育之恩。袁枚与其女弟子关系密切，不乏趣事。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十七岁的袁枚在杭州湖楼招女弟子七人作诗会，轰动杭州城，连太守明希哲亦从清波门打桨见访；临别时又留下其所乘玻璃画船供群女游山之用，而独自骑马回衙。事后女弟子潘素心赋排律三十韵记此盛会，颇具才情而受到老师赞赏。为宣传女弟子的创作成绩，袁枚专门刻印了《女弟子诗选》以及女弟子张瑶英的《绣墨诗集》等等。
袁枚认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提倡诗写性情、遭际和灵感，反对尊唐之说，不满神韵派，也批驳了沈德潜的主张，创为性灵派。他主张“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强调作诗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诗作多写性灵，抒发闲情逸致，流连风花雪月，关乎民情者不多，缺少社会生活内容，但比那些模拟格调或以考据文字为诗的作品，却别具清新灵巧之风。如他的《所见》诗描写乡村生活，《咏钱》诗妙趣横生，而《马嵬驿》指出平民的悲惨，《到石梁观瀑布》则能直抒胸臆，写出新意：
所见
袁枚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咏钱
袁枚
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烦君我亦愁。
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
空劳姹女千回数，屡见铜山一夕休。
拟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设富民侯。
马嵬驿
袁枚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到石梁观瀑布
袁枚
天风肃肃衣裳飘，人声渐小滩声骄，知是天台古石桥。
一龙独跨山之凹，高耸脊背横伸腰，其下嵌空走怒涛。
涛水来从华顶遥，分为左右瀑两条，到此收束群流交。
五叠六叠势益高，一落千丈声怒号。
如旗如布如狂蛟，非雷非电非笙匏。
银河飞落青松梢，素车白马云中跑。
势急欲下石阻挠，回澜怒立猛欲跳。
逢逢布鼓雷门敲，水犀军向皋兰鏖。
三千组练挥银刀，四川崖壁齐动摇。
伟哉铜殿造前朝，五百罗汉如相招。
我本钱塘儿弄潮，到此使人意也消，心花怒开神理超。
高枕龙背持其尻，上视下视行周遭。
其奈冷泠雨溅袍，天风吹人立不牢。
北宫虽勇目已逃，恍如子在齐闻韶。
不图为乐如斯妙，得坐一刻胜千朝。
安得将身化巨鳌，看他万古长滔滔。
七星岩位于广西桂林漓江东岸， 小东江流贯其间，古称栖霞洞、碧虚岩。自古以来就是桂林最著名的游览胜地，历代咏诗不少，记述最详尽当数袁枚，他以诗作记，抒发感慨，把洞中景色描绘得活灵活现，《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
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
袁枚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穷边才逞怪。
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
我来六月游栖霞，天风拂面吹霜花。
一轮白日忽不见，高空都被芙蓉遮。
山腰有洞五里许，秉火直入冲乌鸦。
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谽谺。
万古不知风雨色，一群仙鼠依为家。
出穴登高望众山，茫茫云海坠眼前。
疑是盘古死后不肯化，头目手足骨节相钩连。
又疑女娲氏，一日七十有二变，青红隐现随云烟。
蚩尤喷妖雾，尸罗袒右肩，猛士植竿发，鬼母戏青莲。
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毁，水沙激荡风轮颠。
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精灵腾踔有万千，彼此游戏相爱怜。
忽然刚风一吹化为石，清气既散浊气坚。
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诡状蹲人间。
不然造化纵有千手眼，亦难一一施雕镌。
而况唐突真宰岂无罪，何以耿耿群飞欲刺天？
金台公子酌我酒，听我狂言呼否否。
更指奇峰印证之，出入白云乱招手。
几阵南风吹落日，骑马同归醉兀兀。
我本天涯万里人，愁心忽挂西斜月。
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晚号定甫，或自署离垢居士，江西铅山人。乾隆十二年(1747年)举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充《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翌年以母老乞归。尔后曾出任绍兴蕺山书院、杭州祟文书院、扬州安定书院山长。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再度入京任职，两年后以风痹疾重辞官，卒于南昌。其所作戏曲颇丰，其诗作也多佳品，他论诗也重性灵，反对复古主义模拟倾向，戒蹈袭、重性情。但对性灵的解释与袁枚不同，表现出更多的传统意识，如他较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例如《岁暮到家》诗：
岁暮到家
蒋士铨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尤以七言古体诗气势雄浑，形象生动。如七古《开先瀑布》，又一首描写庐山瀑布的诗：
开先瀑布
蒋士铨
瀑布之水源何来，划然下裂长峰开。
下士目骇自天落，绝顶乃有千盘回。
青山断缺耸双剑，元气直泻岩头摧。
飞流已出不肯下，一线中折分潆洄。
隐现数折蓄精锐，失势一落如奔雷。
跳波乱击潭水立，怪物潜伏宁髻顋。
音声顷刻逐千变，万马赴敌金鼙催。
天光半壁照空谷，此地万古无阴霾。
峰顶积雪挂千仞，山中猿鹤犹惊猜。
银花下散布水台，混沌凿破山根隈。
擘窠大字洗不尽，铁画满地镌青苔。
太白已往老坡死，我辈且乏徐凝才。
恶诗走笔不敢写，册亭煮汲烧松钗。
来朝竹杖青芒鞋，凌风踏碎烟云堆。
飞泉三叠绝倚旁，坐观一洗尘氛怀。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江苏武进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举人，选用内阁中书，两年后入直军机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冬，出任广西镇安知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调守广州。获海盗一百零八人，按律皆当死，赵翼分别轻重，只杀了海盗头三十八人，其余大多发配。后来被朝廷追究，吏部议降一级调用，他即以母老年高，愿回家侍养为词请退，时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其后未再出仕，以赋诗读史为主，全部精力投入于著述生活，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
他论诗也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他对某些现实情景，能作更高的理性认识，不为一般的礼法所囿。如在滇桂等地见到少数民族的歌舞，青年男女尽情对唱，写有《土歌》一篇：
土歌
赵翼
春三二月墟场好，蛮女红妆趁墟嬲。
长裙阔袖结束新，不赌弓鞋三寸脚。
谁家年少来唱歌，不必与侬是中表。
但看郎面似桃花，郎唱侬酬歌不了。
一声声带柔情流，轻如游丝向空袅。
有时被风忽吹断，曳过前山又嫋嫋。
可怜歌阕脸波横，与郎相约月华皎。
曲调多言红豆思，风光罕赋青梅标。
世间真有无碍禅，似入华胥梦缥缈。
始知礼法本后起，怀葛之民固未晓。
君不见、双双粉蝶作对飞，也无媒妁定萝茑。
他精于史学，有史学著作《二十二史札记》，一些咏史诗颇有见地，如《戏咏杨妃》诗，前人写马嵬坡之时，多指责杨玉环祸水，而赵翼却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
戏咏杨妃
赵翼
鼙鼓渔阳为翠娥，美人若在肯休戈？
马嵬一死追兵缓，妾为君王拒贼多。
但是也有一些诗看法片面，如《题元遗山集》：
题元遗山集
赵翼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国家不幸时，诗家怎么会幸呢？安史之乱、南宋亡、南明亡的时候，爱国诗人们大多命运悲惨，要么抵抗而壮烈牺牲，要么守节而终生飘零。他们写的诗都是血泪铸成，那种精神气概，早就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更为遗憾的是，赵翼对清廷差不多都是歌功颂德，肉麻之极。比如，《明史》为清代官修者，虽较为整齐，而存在问题甚多，尤以隐没女真与明代历朝之关系及南明事迹为甚，赵翼却对之称赞不已。其书自康熙十七年始修，至乾隆初年始进呈，历时六十年之久，原为出于朝臣工作拖拉，中间几经停顿，而万斯同主修之原稿，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南明诸义士的事迹都大经删改。赵翼置此不提，反称：“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又一再称道《明史》之“完善”、“精审”，实在是给婊子立牌坊，还洋洋自得。他的《论诗》其一言：“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是在赵翼的时代，文化萎靡，文坛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无病呻吟，没有称得上大家的人物，直到龚自珍崛起。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年得到苏轼书《天际乌云帖》，因此又号苏斋，北京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曾主持江西、湖北、江南、顺天乡试，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迁鸿胪寺卿。
他论诗倡言“肌理”，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说“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辈误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也，泥格调者病之也”。“肌理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学问，一是词章的“文理”。这种主张，是当时统治者极力提倡经学、提倡考据学在文学上的反映，用以消磨知识分子的斗志。翁方纲的诗，一类是把经史、金石的考据勘研写进诗中的“学问诗”，其诗几乎可以作为学术文章来读，往往写得佶屈聱牙、毫无诗味。洪亮吉批评他说：“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而另一类是记述他的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写山水景物的诗，这类作品也大半缺乏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偶尔有几首诗还写得不错，如《韩庄闸》：
韩庄闸
翁方纲
秋浸空明月一湾，数椽茅屋枕江关。
微山湖水如磨镜，照出江南江北山。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一字汉镛，晚号鹿非子，江苏武进人。他四岁丧父，少孤家贫，自幼聪明好学，二十岁即有诗名。二十三岁后为安徽学政朱筠幕宾，二十六岁应江宁乡试，未中。二十七岁时主寿州正阳书院讲席，是年岁暮客居京都。三十四岁时谋为县丞，未果。次年三月，因债主逼迫，抱病离京，欲求人资助，至山西运城而卒。因为他一生坎坷不遇，长期飘泊江湖，寄人篱下，困顿终生。所以其诗多穷愁悲苦之音，抑塞愤激之气，风格清越自然，哀怨凄楚。如他的《杂感》，直截了当叹道“百无一用是书生”，而在《将之京师杂别》诗中，又写出了苦中作乐：
杂感
黄景仁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将之京师杂别
黄景仁
翩与归鸿共北征，登山临水黯愁生。
江南草长莺飞日，游子离邦去里情。
五夜壮心悲伏枥，百年左计负躬耕。
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
高鼎，生卒年不详，字象一，又字拙吾，浙江杭州人。高鼎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大约在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其人无甚事迹，其诗也多不合那个时代，这里提到他，只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有名的有关放风筝的《村居》诗：
村居
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袁枚、蒋士铨、赵翼当时并称“乾隆三大家”，因为创作活动多在江右地区，所以又称“江右三大家”，也称“乾隆三大家”。三人共推的“性灵说”，虽然不甚关心现实生活，但比那些专模拟格调的“格调说”或以考据为诗的“肌理说”，还是自然清新一些，遂使“性灵说”成为乾隆年间的主流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