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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观念的现代化
“国家”的概念古已有之，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国家只是“神与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基督教在欧洲传布以后，民众对上帝的爱远比爱国要庄严、神圣、重要得多。随着世俗王权力量的增强，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冲突渐渐激烈起来，既然教皇自命为“人间之父”，教会是世人的“母亲”，为与教皇抗衡，国王就把自己当做“国家之父”，把国家称为“父辈的土地”——“祖国”概念由此产生。 英法百年战争之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初具雏形，随着基督教势力衰退和贵族权力逐渐瓦解，中央政府作用越发凸显。法国在路易十五时代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变迁：启蒙运动。它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成为现代世界的开端，缔造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概念，“国家”的观念正是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成为反抗封建等级制的利器，同时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 从祖国概念的起源、爱国主义观念的产生中，我们不难体察，“国家”是在世俗化征途上展现其工具性特征的：在中世纪它被用以反对教权，启蒙时代它又被用以反对等级制。 但国家意识的现代性呈现，一开始就带有浓厚悲剧色彩：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恐怖和拿破仑征服，都使现代性意义变得复杂起来。拿破仑以武力推销现代国家形态，激起了整个欧洲的反抗，尤其是德国，在被征服中认识到现代国家的意义，其现代化心情显得尤其迫切。德国人以普鲁士军国主义为手段，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为目标，以达到自己的现代化为目的，“铁与血”成为德意志通向现代化的路标。 德国思想家对“国家”神圣化有着尤为热衷的热忱，不论在黑格尔和费希特之间还是在费希特与谢林之间，也不论他们对国家的诠释有何种差异，但在赋予国家神启的力量、夸大国家的作用上却是相当一致的，这促使德国快步走上了国家主义道路。 国家的神圣化，使国家的功能也一并神圣化起来，工具性特征顿时消失。在现代国家中，“国家”凝聚了太多的职能：主权、疆界、公共意志等，它拥有十分强大的制约力，如政党、军队、警察、法庭，如果这一切都因为“国家”的高度神性而被神化为不可改变的东西，个人权利就显得无足轻重，就会随时被国家吞噬。我们把这种国家至上的原则称之为“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一种去功能化、集神性化的主义，最终使国家变成一个神秘、庞大、不可感知的利维坦怪兽。 不论国家如何“神圣”，它都是一种社会实在，终究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人组合而成的社会组织，掌握国家权力的只能是人，无论对“国家”进行怎样的神圣描绘和装扮，它都不可能具有上帝的位格。 上帝既不能被论证，也无法和不必论证。但国家的存在状态却始终成为研究、讨论、质疑的对象，因为它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产生具体的关切。当德国走上国家主义道路之后，独裁者的出现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结果，国家神圣化的背后当然是统治者的神圣化，一个没有神性的领袖无法进行独裁统治，更无法完成神圣国家的使命。 德国的纳粹化道路，是以被侵略为肇端，以现代化为诱因，以国家主义为手段，以种族国家为结果，最后演变成由希特勒领导的现代极权政体——第三帝国。 德国思想家们没有意识到，而我们应认识到的是：世界不会在同一时刻同时走上现代国家之路，更不会在同一时刻抵达现代化，现代性始终以过程化方式展现，我们今天的现代性意义和100年前相比大不一样。如果赋予国家神圣化色彩，国家的现代性就会凝固于神性之中。神性意味着完美和无所不能，哪怕出自理性的改革，都可能被视为对神性的破坏——一个在程序上不允许任何修改、在制度上不允许任何矫正的国家，一个由统治者绝对意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不可能完成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2013年《财经》年刊施京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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