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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格局、论述旨趣等方面，欧美学者显示出了迥然不同于中国学者的风格和面向。国内文字学、文献学的主流似乎还是沿革了明清以来的考据学派思路，虽然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每每试图鼎故革新、另创新格，然而引进来的涓涓细流总也不能撼动原有传统的奔腾之势。故而学生此次选择了这本美国人爱德华?萨丕尔的普通语言学参考书《语言论》，以期借西方人的观念反观汉语现象。
这本书的初版是1921年，为美国观念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作，全书十一章分别系统的讨论了语言学的对象、语言成分、语音、语法程序、语法概念、语言的结构类型、语音的发展语音规律，语言的交互影响，语言与种族、文化的关系，语言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作者爱德华?萨丕尔的身份可谓多重，正如《美国语言学简史》所说的那样：“从这本书里（按：指其《语言论》），我们有可以明显地看到，萨丕尔主要还是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来研究语言的。跟鲍阿斯一样，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语言学家。”通过梳理这位有人类学背景的美国学者的语言观，我们不难发现，将语言学的研究放在广大人类学背景中进行，正所谓“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也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 ，人类学家习惯于凭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而在《语言论》这本书中将种族和文化放在了大背景的范畴内，这无疑是将语言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最大。
站在西方语系的基础上，萨氏以其对欧美语系和印第安语系的广泛研究，归纳出他认为语言共有的诸多特性。但是这位博学的人类-语言学学者在面对汉语时，给出的评价和批评却让我们看了啼笑皆非。所以，本文拟在下文分两大主题进行论述，一方面引介萨氏观点关照汉语现象，这部分主要讲学生所受启发和反思；而另一方面，学生拟讨论萨氏缘何在面对汉语时表现出惊讶甚至无能为力的种种表述。
一，语言学定义的问题
萨丕尔被比作美国语言学中的莱布尼兹（Leipniz），意思说，美国语言学的发展在萨丕尔那是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他之前，美国的语言学以人类语言学为主，而之后则进入了以描写语言学为主的时期。以人类学的角度而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萨氏对语言的讨论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的交叉点而非某一专门领域的深入讨论。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后人难以模仿，事实上，也难成体系，这也成为萨氏在后世遭到诟病的一个原因。
对语言的定义始终是个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萨氏认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 他的定义并没有把语言限定在文字或者是生理构造，亦或者是神经、心理这些层面上，而是把这些统统放在一个动态的流动的体系里。在这个体系里，萨氏做了一个比喻，语言中每一个概念符号都是一粒“胶囊”，是可以顺手把思维包裹起来的容器单位，而其中包含的则是数以万计的各类经验。
我理解，萨氏这里提出了可交流的“语言符号”类似于模糊的“经验最大公约数”的作用，因为语言既是个人的、感性化的、片面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定社群内的共同分享的交流工具，所以它既不能说是完全具象的也不能说是纯粹抽象概念。在遇到具体表达情境中，现实会与容量无限的概念胶囊进行内部比对，这个过程一方面会修正本体的语言符号系统，扩大“胶囊”容量，另一方面则进行了一番认知确认，从而达到交流、认知的目的。
这里，萨氏认可这个“胶囊”的形成源于历史和艺术所依托的“经验简化”。然而，我倒觉得，泛泛地说历史和艺术的“经验简化”未免失当。但从文学的经验来看，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名词、一种说法的出处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该词汇在后世的沿革，尤其是在古代文学的领域，众所周知，我们是有尚古的传统的，四书五经这类被奉为权威的源头之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后人认识世界的起点，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在正统化与去经典化的历史流变中，出现于经典作品中的这些语汇在反复的被使用和论证中就被加强和扩展了，其层次和指涉范围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此这般，我们汉语思维的发展非但不是一个“经验简化”的过程，反而是一个在每个具体词汇上的纵向挖深的过程。这在某种层面上说是与萨氏所言胶囊的不断扩展有相似之处，但细分析我们又会发现，汉语世界中字的数量是有限的，常用汉字不过七千，与此同时，英语的情况则大有不同，相同的意思往往有多个甚至几十个专门的此语来表达，其词汇量也是在不断的随着外来语的增长而增长。所以，英文的“胶囊”概念可以被理解为是在指定情境的交流中，交流或者阅读的主体需要调动胶囊中一组相似意思的多个词语中的一个来进行现场的表达；而中文的情况，尤其是在古代文学的情境中，则是在相同的字词放在不同的语境中时，其传达的内涵可能是从其可表达的意义序列中抽出一个或者多个合适的理解方式来对应当时的情境和语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胶囊”的概念可能中文同样适用，只是不再是从捆绑的词汇群中抽取合适的词，而是从一个词的多重内涵中寻找语言发出者所想要达到的语义效果。
二，关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
萨氏认为，“可以把语言看成一架乐器，能奏出不同高度的心灵活动。”“语言主要的是一种先理性的功能，它逐渐接近思维，思维只是潜伏在语言的分类法中和形式中，而最终才可以从语言中看出思维”。学生非常欣赏萨氏此处所作的比喻，正如萨氏所言，就连自言自语，其实也都是人在用语言的形式来进行自我对话，这种交流与不同人之间的、人与文字之间的交流无本质上差异。所以，在对某一种语言熟悉使用之后，我们就会变成不自觉的在使用这个工具，就像在水里游的鱼不会强调自己游动的凭借物是谁，在空气里呼吸以生存的生物不会每天焦虑明天要呼吸什么来维生，因为习惯成自然的东西就会变成好像不存在一样。但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我们就会发现原本存在的东西其实是有形且支撑着正常的生活的，戴着氧气面具下水的人和放在鱼缸里养着的金鱼都是这个道理。
这里我想用一个很老套的反驳来说，一旦形式契合了内容，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和约束了内容的发展，语言跟思维也是这样。萨氏对这一点有提及但未深论。人的思维活动都是有一定模式的，而模式一旦形成也就会流于套路。既然语言是思维必备的外衣，而思维是语言隐含不见的经纬网络，那么语言和思维的发展就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之下的发展，因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缓慢的动态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观念的变化是远远慢于科技的变化，在我们的话语系统里有这样的类似的表述，即“上层建筑”决定于物质基础即所谓“下层地基”，而且其变化会相较而言慢半拍。比如，外来冲击会让一个文化、一个语系产生改变，但要彻底的将一个文化群体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却不是那么容易的，韩国在历史上都是借用汉字为官方语言，近代以后他们摒弃了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经历了长时间拼音文字的改革，韩国现在并没有为转型成功拍手叫好，反而是开始为拼音文字带来的种种问题所苦，拼音文字虽然简单易学，但是跟英语一样，他们的字库是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的在增长，在表述中，交流的双方都要受表述麻烦、语言不够简洁而苦恼，如此一来，韩国人开始正视历史，意识到原本使用的“拼义文字”—汉字具备简洁、多义的长处，效率更高。
再如推崇汉字而本国则使用拼音文字的日本国，在历史上，日本人都以掌握汉字作为尊贵、教养等的表现，从而在一定阶层内同行汉字，即使到了今天，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在历史的沿革中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观念仍然没有改变，能够写出方方正正的汉字仍然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上流社会的象征，这就是文化、语言、观念这些层面特有的惯性造成的，不以外在条件的改变而随时改变。周所众知，日本是一个在科技、商业等方面遵从西方而在社会文化层面保留故有传统的国家，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国家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惯性对我们国人已经接受的“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的观念形成了冲击，变与不变不是机械主义或者达尔文主义就能完全预言的。在反观我们国内忽视汉字而崇拜英语的状况，不得不说，这是受到高下之分的观念的影响而造成的一种步入歧途。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引言中，萨氏明确说出了“语言的基本事实毋宁说在于概念的分类、概念的形成构造和概念的关系”，“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我们所要研究的，与其说是言语的物理事实，不如说是这抽象的语言”，如此，萨氏明确了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以“概念”为中心，且是以思维为内核。作为读者，我虽然非常同意这个提法，但却不得不同意后世批评者所说的，萨氏的语言学研究多有闪光点，令人产生认同和钦佩感，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的价值却是很难说的，后世文化人类学学者将爱德华?萨丕尔归类在历史特殊论的一派，认为萨氏通过田野考察和归纳思考，多有创见而有支离破碎之嫌，这也是确论了。萨氏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提炼就是一例，“以思维为内核的概念的研究”，真是高明而空洞的总结，这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把握，如何指导实地考察？这些都是问题。
四，在感性、个人与理性、公众之间的选择
在整本书的论述中，有两个问题曾被反复的讨论，一个是语言的稳定和流变，另一个是个人语言、情感语言与观念语言、公众语言之间的关系。萨氏对前一个问题的论述基本表达了认为语言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正如文化难分伯仲，在一定的框架范围内吸收外来词或者容忍超常规的表达是每一种成熟语言都表现出来的稳定的适用性。 而在后一个问题中，显然人类学出身的萨氏强调了观念的统治地位 ，而将感情、个人意志看成了词的概念核心上长出来的“情绪赘疣”，且由于这种附属物的不稳定性，而做了一个高下的比较。
在此，笔者想提出，萨氏这种看似科学的提法实则危险，危机重重。缘何？从汉语的的情况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是什么，就是在一字、一词的取舍之间表达出使用者的判断和评价。中文的情况如此，英文同样能举出大量例证，说明语言本身的“非理性”、“个人化”，尤其是文学的领域，在选词造句中精挑细选，以达到一两拨千金的效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莎士比亚、乔叟、米尔顿、波特莱尔……他们的作品不就是标举着个人价值的旗帜而却又最具有普世价值的语言存在吗？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公众的、客观的语言存在吗？”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假设只存在于假象中而绝非现实可言，任何语言、文字的使用都是人的使用，这就排除了绝对客观、绝对中立的可能性。所以萨氏对“情绪赘疣”的讽刺和轻蔑只能说是一种“学院派”、“科学派”的骄傲，而很难说有实际的意义。
五，让“天都变形”的汉语
第六章“语言的结构类型”通篇其实是试图将所有的语言划分到几个大的框架中去，这大概是所有语言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萨氏也不例外的做了这一工作。不过在谈到汉语时，他的用词和评价完全超出了正常讨论的轨道，而往往惊呼或者感叹，是作者自我的真实流露。如在第一段他说“从拉丁语到俄语，我们觉得视野所及，景象是大体相同的，尽管近处的、熟悉的地势已经改变了。到了英语，我们好像看到山形歪斜了一点，不过整个景象还认得出来。然而，一来到汉语，头上的天都变了。” 接着他改了一下说法“所有语言各不相同，可是某些语言差的尤其大。”显然，“尤其大”所指的就是汉语。没有屈折、没有黏着，汉语的顺序原则让萨氏无可奈何，他承认虽然汉语没有形式之分，但对主谓、定宾等的区别表现的很敏感，还是表达了汉语时顺序原则可能是最不固定的这一观念。 于是，被隔离了的汉语被简单处理成了一个“孤立分子”，划为“孤立”类，因为在萨氏看来汉语的词和根本成分等同了起来，句子是主要的，而词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最后，汉语被定性为最完全的孤立语而站在语言序列的最边缘位置。
这里，我想说，其实站在萨氏的角度来看他所知、所掌握的近六十种语言，而做出将汉语放在“孤立语”的位置是完全可以令人理解的，因为这是一对多的关系，五十九种分享相似的逻辑、规则的语言与一种完全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汉语放在一起，确实是天都倒过来的感觉。然而，我个人理解，萨氏对汉语的的迷惑困顿可以与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张学新先生的成果进行对话。张学新教授研究指出，作为拼义文字的汉语是与其他两千多种拼音以及二者组合的文字平行的，以视觉为基础的语言。 在世界上现有的两千多种文字中，汉字是独一无二的拼义文字。
张先生认为，语言发展到拼音和拼义，其实是已经穷尽了语言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这两端是语言发展到极限的两极，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好的语言构成方法。在效率、简单、清晰性三者之间做选择，拼音文字直观清晰，简单易学，因为其音就是其字，然而却远没有拼义的汉字来的高效。以英语为例，一意多词，词汇量巨大，造成了需要很多词的组合来实现表达，且需要不断的创造新词。汉语则不同，有限的字库内，每个字的容量都是无限的，这虽然造成了单个字的清晰性的损失，然而汉语利用字形实现了诱发联想形象的效果，在上下文语境的帮助下，每个字的确切含义都是可以迅速在意义群中很快被锁定。所以，汉字的使用机制与拼音文字有本质的不同。
如此这般，萨氏所能穷举的五十九种拼音文字看起来是绝大多数，但实际上是跟拼义文字平行的另一条轨道上的语言群，萨氏所用的“孤立语”一名暗示了汉语的与众不同之处。与八十年前这位优秀的语言学者遥相呼应，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发现，其实被“孤立”的汉语内在隐含的昭示着自己与他者的不同，穿过八十个春秋，这位美国学者在这本《语言论》著作中呈现给读者的谜团也可以在张先生的拼义理论中找到最终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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