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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尊神事鬼、崇尚巫术，到西周的敬天保民、崇尚礼乐教化，这个过程中所有属于宗教的要素：偶像，庙宇，仪轨元素都消失了，因此这个过程被解读为认为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传统学界一般认为反映了一种人文理性的胜利。但换一种分析方法，从“作为方法的”宗教视角会看到什么？（我略去世俗化的动因和过程，只谈最后的结果。） 1） 人类的意识，根据其思维对象的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各具特征的领域：感性世界，理性世界和灵性世界。一般来说，感性世界的思维一般指人类在被各种欲望和情绪支配时候引发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人类情感表达和艺术活动大体上被这样思维所支配。此时的思维活动的特征是它和人的本性密切相关。因此由于人类本性的相似，代表了感性思维的情感表达和艺术诉求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明类型中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形态和规律。 理性则是处理各种感官经验以及积累的各种知识。理性领域中的思维活动和感性思维不同，此时的思维活动被限制在某种参照系中、按照某种外在的规律进行。思维的外在形态上呈现“判断”、“推理”等特征。现有的知识和思想体系，是进行理性思维的参照。显然的，理性思维比感性思维更为高级更复杂，在不同的文明中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 灵性思维则面对的是超感官经验的那个灵异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通过超感官经验的方式进入人类意识的，因此这个领域中的思维活动特征是自由自在的，不受任何感官经验的束缚。这赋予灵性思维巨大的活动空间，呈现出思辨方式的多样性和几乎无限的想象力。对于灵异世界事物存在的肯定和对其展开的思辨构成了我们看到的各种宗教，这是宗教存在普遍性的根源之一。 不受感官经验限制的思辨所产生的多样性，是各种文明类型中的宗教之间的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源。对此黑格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宗教是人成为人的思考、思想，或者更为确切的说是人的成为人的精神。作为精神的人创造了科学艺术政治生活，是其自由，意志的基础。（黑格尔《宗教哲学》）” 中国人在世俗化之后所秉持无神论的基本观点是：发生在灵异世界的超验事件，因为单独的、偶发的、不可重复、不可证实而认定它们是虚幻的不存在的，因此基于这些事件的思辨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孔子“不言怪力乱神”就是上述立场最具代表性的表述。随着孔子和儒家在中国文化中被绝对化，无神论成为中国人熟悉的、习以为常、而且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 秉持这个立场的一个潜在的前提是，需要明确知道经验和超验这两个世界的界限之所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对于思维的对象进行取舍。 回顾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对于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是到了人类文明历史的晚期，也就是当人类对于自然和自身的认知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特别是在掌握了证实证伪的的科学方法之后才能够稍微精确地加以划分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一些自然现象，例如地震，日食，月食，火山等都是被看作是超自然的，将其归结为神灵的作用。人类自身的一些精神活动例如做梦、癫狂，也被认为是属于超自然的经验。认定梦中的境遇来源于灵异世界，认为癫狂是某种形式的神灵附体。即便是在科学昌盛的今天，很多自然现象，例如生命的起源，宇宙起源，人类意识的起源等也无法局限在理性世界中用所谓科学的方式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道德伦理更是不能用科学加以解释。如果人们对此有所了解，就会意识到在中国文明形成的初期，在对于外界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尚处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就自信满满地划定灵异世界和理性世界之间的边界，并且断然宣布不承认灵异世界的存在，并在思想上和其划清界限，是多么地不同凡响、惊世骇俗。 2） 中国文化世俗化过程，外在的看，表现为一场去宗教化的文化运动。文化中属于宗教性质的元素，诸如庙宇，经书、圣物、仪轨等等（如果有的话）都随着灵异世界的失守而消失了。在后世已经习惯于世俗化文化立场的人看来，这是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文化元素的世俗化意味着，灵性世界的存在遭到否定。在中国人看来，凡属灵异世界的事物：灵魂，来生今世，天堂地狱，转世轮回，上帝撒旦等，不论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还是外来文化传入的，都是某些人为了某种目而虚构的。这种立场使得灵异世界的存在在中国文化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生存意境，宇宙观念，价值体系，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等和灵异世界的存在毫无关联。 世俗化意味着灵异世界的失守。中国人在构建意识形态大厦的时候，只能在理性和感性的世界里建立观念基础和思维逻辑的起点。对于纯粹客观的“知识”，或许可以理性空间中进行系统化，但是对道德伦理以及宇宙秩序这样“或然”性的问题，这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理性世界的逻辑起点不但面临着经验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还有相互矛盾的经验带来的逻辑对立。 中国思想界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或许是唯一的）属于灵性世界的存在——由殷商人的“上帝”改头换面而来的“天”，担负起了构建中国文化观念大厦基础的重任。在“天”的观念下的文化整合自春秋时期开始，“天”自身也逐渐演化成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词汇。最初，对于诸子百家来说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奈之举，但随后这种趋势随着中国学术思想走上思辨的精细化哲学化，在西汉时期迅速形成一种我称之为是“天”观念自我扩张的思想潮流，它试图将思想界所面临的一切都纳入到天的体系之中。这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内容。经过中国思想精英的持续努力，到了宋明时期，“天”的自我扩张和完善的进程已经把位于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文化范畴用某种逻辑延伸到“天”体系框架之中。因此，具有世俗外貌的“天”是中国文化最重要元素，是“天”这个具备超验特色属于灵异世界的文化范畴，撑起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观念大厦。在各个文明要素的形态以及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都能发现“天”观念的影响和存在。 在中国“忠孝”是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纯粹感性世界的产物。由它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不论是内容还是形态都和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文明中建立在灵性世界、以神谕和神的戒律面貌出现的道德有非常大的区别。柏拉图说过，建立在情感上的道德是不牢固的。因此中国道德的权威性，在失去了灵性世界的支撑——在没有神灵教诲没有天堂地狱的彼岸和轮回惩戒的情况下——儒家最后不得不将道德来源归结为“天”，是“天德”，宋儒更进一步，将其说成是“天理”。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道德的权威性问题，多数时间里，道德的权威性依然要借助现实政治的力量来维系。（顺便说一句，将孔子神话的方式也未能成功。） 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念基础是所谓的“天下”。虽然在世俗的立场上，“天子”“天下”的政治思想体系勉强可以自圆其说，但世俗化让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丧失了神学上的依据。这让形而上的“天子”“天下”和“皇上”“江山”所表达形而下层面上的政治概念之间缺乏一种清晰有效的关联。这最终导致“天下”的归属成为一个需要动用武力来解决而不是依靠法理解决的问题。 法律也是同样。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的内容和权威性有两个来源，古老的习俗和宗教。中国在世俗化以后，法律的这两个来源都被阻断了。源自因宗教的部分因为宗教的消失而消失，源自古老传统习俗部分也因为氏族社会消失而消失。这个时期出现的中国特有的“圣人立法”方式所产生的法律在内容和性质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治民之具”。 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是世俗的。在中国，把出世性质的得道成仙成佛当作幸福目标追求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不论是是帝王所追求的江山永固还是草民个人的福禄寿喜，都是现世的、世俗的幸福，没人愿意为来世和彼岸牺牲现实世界里的幸福。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民族是依靠自己的创世神话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创世神话给这个民族提供一个关于自身生存的法则，也给自己的存在和归宿找到了一个终极的因。这是构成“民族意识”的基础。中华民族——世俗化之后的汉民族的认同不是这样。汉族人的“民族意识”究竟是什么学界至今还有争论，中国人在“民族性”方面表现的与众不同。 这些都说明，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虽然完成，但并没有完全获得成功。所有这些并是没有获得人们的“信”，因此在推行过程中依然需要借助诸如“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狱”等强制手段。 3） 放弃灵异世界这个意识领域之后，对思维方式有和影响？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灵异世界在人类整个意识中的地位，在其中的思维特征，搞清楚它的缺失在思维方式上所导致的差异，以及最终建成的观念体系上的差异等。 严格意义上的灵异事件，即不可重复、不可验证、超越感官经验、无法在理性的范围内加以解释的事件，即便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也是层出不穷。大多数时期里，人们对此坚信不移，质疑它们是否真实存在的声音即便有，也淹没在历史的深处。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可以拿出自己认为是确凿无疑的证据来加以证明灵魂和灵魂世界的存在。即使在无神的中国，如果我们仔细深究中国许多的民间习俗和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不难发现它们也是建立在相信灵异世界存在的基础上。例如，确信逝去的祖先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和我们交流，并且能在适当的时候保佑我们，就是上述命题的一个实例。如果否定这一点，在当下中国民间依然流行的祭祖风俗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信”是这个领域存在并且有思想上的价值的关键。 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人们不能清晰地区分感官经验和超验经验，甚至人们尚没有意识到感官世界和灵异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便到了可以明确区分两者的时候，坚信灵异世界的存在，也不单纯是因为人们感觉到了超自然的存在。 认知的本质就是寻找事物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用一个整体、连贯的因果逻辑将现象和原因联系起来。在认知能力尚未达到科学的时候，逻辑链条的前半段往往是在灵异世界里，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逻辑。在一般的语境下，特别是无神论的语境下，人们在处理理性世界事务和感性世界事务采取的逻辑，被认为是“理性”的体现。在当下的科学时代，人们已经可以区分神学逻辑和理性逻辑，神学逻辑被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在思想观念发展的早期，它的存在，让逻辑链条在形式上保持了意识本能所要求的完整性。此外在思维方式上的积极意义，还在于这种神学逻辑“降低了问题的复杂性”（尼格拉·卢曼《宗教的功能》），是一种满足意识的求真本能的理性工具。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灵异世界不单是由于被感知到而被动存在，也因为人类按照自己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们需要这样一个位于理性之前的灵异世界。人类意识需要这样一个领域来满足自己的求真本能。 从思维的形态上看，在认知过程中由原先的灵性、理性和现实构成的三元体系压缩成了理性和现实二元体系。灵性世界被放弃，原先源自灵性世界的价值体系和立论的基础也都不再有效。这个转型在文化上引发剧烈震荡。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不论是结构还是内容都被用无神的方式重新塑造。 世俗化带来的灵异世界失守，不但使灵异世界中的事物失去了作为文化范畴和元素的可能性，还使得一切关于灵异世界的思辨变得毫无价值。这一点极大的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理性方式，主要表现在： A，对于世俗化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既然鬼神都是子虚乌有的，在思想领域中不值得一谈，用鬼神来解释（或者隐喻）自然和人类自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原先建立在灵异事物存在之上的神学逻辑失去了支点，整条的神学逻辑也因此失去了理性的力量。这导致神学逻辑作为一种理性工具随着宗教消亡而失效。进一步的，如果长长的逻辑链条中属于神学的那一部分是无意义的，那么推理本身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神学逻辑价值的丧失使得逻辑整体价值丧失，因此“逻辑”无论是具体形态还是在思维活动中所展现的力量始终没有在中国的理性方式中体现出来。 B，世俗化之后，中国人坚持对于灵异世界存在抱着“信其无”的态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得不对于感性和理性世界中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抱持“信其有”的态度。因为当我们必须为一件事物的存在找到原因的时候，如果放弃了灵异世界，那我们就只能在感官经验的世界中另行寻找一个。源自“天”的混沌的宇宙模型已经消除了自然各个领域之间的界限，为这种思维方式扫清了障碍。为了探索事物的起源，人们就只能在感官经验世界中在两个不相干的事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这最终形成一种巫术特征极浓的关联性思维方式，成为了一种取代原先神学逻辑的新逻辑，它是阴阳八卦五行理论的基础，是中国理性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C，灵异空间的失守造成的后果，让很多古老文化要素丧失了栖身之地而消失。其中有很多是具有绝对性、超越性价值的，是古老习俗和制度的根基。随后生成的世俗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只局限在一个很窄的范围之内。这一点在和同时期的古代文明做横向比较时很容易发现。 D，世俗化之后，继承了商周宗教思想体系的“天”，注定了要生成一个混沌的宇宙模型。在这个宇宙中，人类所面临的所有事物，都是以宿命的、混沌不可知的方式存在。用这种宿命方式形成的宇宙观，意味着对于事物存在方式的探索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这导致了人类意识求真本能被抑制住了。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初，希腊人表现出对感受的到的一切都要进行追根溯源的探求精神，中国人则表现出淡然处之的态度：“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东西方文化在宇宙模型上的差异的本质上的，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这一点在此略过） 4） 康德在他的第一批判的结尾处曾呼吁关注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探究“理性史（history of reason）”有助于发现和说明超验理性在构建文化环境中发挥的作用。 如果回顾一下宗教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康德所说的“理性的历史”，很大一部分其实就蕴含在宗教自身的发展中。理性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认知过程中的事理逻辑和因果链条的不断完善。这一点从宗教自身的发展可以看出。从最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开始，经由自然神灵论、多神论到一神论，其中都包含了对外界和人类自身认知水平的提高，体现的是一种理性方式的进步。而中国在西周时期走出宗教，那个时期中国的宗教发展尚处于原始宗教阶段，其中的祖先崇拜，万物有灵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打下深刻的烙印。（这一点也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在此略过）这和古典希腊人在宗教的多神论阶段质疑宗教，以及现代欧美经历了一神教中之后世俗化在理性方式上存在本质的区别。 而原始宗教的一些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意味着在中国理性的进步“停滞”了。这也是外界认为中国文明长期处在停滞状态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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