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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红学”虽然整体上认识比较统一，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所谓曹家家事，然而对曹雪芹到底是哪年死的，也是争论得非常热烈，一共有三种结论：“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壬午说”与“甲申说”由胡适首倡，“癸未说”虽然由周汝昌首倡，但也吸取了胡适“壬午说”的一半。 胡适最早认为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1922 年根据《四松堂集》付刻底本，推论“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1927 年，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的一条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断定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1763 年）。1947 年周汝昌提出“癸未说”，胡适也表示同意。再后来，胡适听取赵岗意见，即《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可能是敦敏、敦诚兄弟不知道此时曹雪芹已经去世才发出了邀请。胡适又重新强调甲戌本脂批的重要，返回了“壬午说”。看来胡适的立场极为不坚定，变来变去的。 周汝昌的“癸未说”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根据《懋斋诗钞》是“按年编次，有条不紊”，“年月季节次序分明，毫无错乱”。《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创作时间应该是癸未年。既然在癸未年春天，敦敏写诗邀请曹雪芹，证明当时曹雪芹尚在世，所以曹雪芹不可能卒于“壬午除夕”。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些地方提到的“曹雪芹”是个根本不相干的人。老周认为，“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那条批语作于甲午年，从壬午年到甲午年已经有十二年的时间，所以脂砚斋误记了一年干支，而“除夕”则是个特殊的日子，一般不会记错。这样曹雪芹卒年应该在“癸未除夕”。 有位叫梅节的红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梅节的节外生枝，曹雪芹卒年研究的分歧也就主要在“壬午说”与“癸未说”之间存在。梅节是“甲申说”的代表，甲申说本来由胡适在1922 年首倡，可惜1927 年甲戌本“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批语一经发现，胡适就顿时移情别恋了。“甲申说”被胡适遗弃六十年后，梅节重新捡起“甲申说”这张招牌，继之则有徐恭时、蔡义江跟进。 “甲申说”与“癸未说”立论的基础都是敦诚的《挽曹雪芹》，他们对《挽曹雪芹》创作年代的认识一致，对曹雪芹死即葬的认识也基本一致，对《挽曹雪芹》可以作为证据的认识更是坚定不移。它们对曹雪芹去世日子认识的差距不足两个月，可以是一对双胞胎。但“癸未说”强调“壬午除夕”是曹雪芹卒年的纪年，而“甲申说”所否定的恰恰是这一点，所以两说形同水火。 脂批无标点，这是中国古代文献普遍存在的现象。多亏了这一点，梅节才可以天马行空、标新立异。梅节怀揣着一把标点符号走上了曹雪芹卒年研究的论坛，几个蝌蚪似的符号一通点缀，曹雪芹卒年研究的新认识就顿时从他的咒语中诞生出来。梅节的文章见《曹雪芹卒年新考》，这篇文章精彩而别致的分析，也就是对脂批进行重新断句的部分，但梅节还是以五大部分展开论述。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症结”、“‘壬午除夕’非雪芹卒年‘明文’乃畸笏加批所署之日期”、“曹雪芹卒于甲申年春天”、“张宜泉悼诗”、“曹雪芹卒于一七六四年春”。在研究曹雪芹卒年的日子里，梅节想起胡适就忿忿不平。多年以来，“壬午除夕”乃曹雪芹卒年的记载，是红学研究者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梅节认为，这不过是延续了胡适的误读。他说：“壬午除夕”其实是畸笏叟批《红楼梦》所署日期。在点校这条批语的时候，“壬午除夕”应上属而不应下属。 梅节研究曹雪芹卒年的时候，胡适已经死去十八年，周汝昌还活着。但不管如何，胡适、周汝昌等人可以不同意梅节的结论，但应该尊重梅节的工作。梅节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对多种可能性的重视，也是一种对司空见惯与习以为常的怀疑。梅节的出现，意味着曹雪芹卒年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更加深入与谨慎的境界。这虽然不一定将我们带向真理，却可能使我们避免盲目。 冯其庸原来赞同“癸未说”，后来支持“壬午说”。冯其庸在曹雪芹卒年问题上的转向，缘于曹雪芹墓石的发现。冯其庸一见曹雪芹墓石就大悦不已，并一头扑在上面做起了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的大文章。 “红学家”们争得这么热闹，那到底谁对呢？应该说他们争了一辈子，一个都没说对，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确定的成书年代就错了，应该是康熙朝，而不是乾隆朝；那几个乾隆朝的人的诗中提到的曹雪芹不是作者，这些错误的史料严重误导了研究的大方向，所以成书时间往后移了六十年。如果把时间往前移六十年，这三种理论对不对呢？也是不对的，因为曹雪芹死的比我们预计的要早很多，我个人猜测很有可能死于1688年前后，然而这一点严重缺少证据，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需要进一步找史料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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