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窑由陶进化发展到瓷，经济社会条件同样不可或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因连年战争，整个部落人口稀少，越王句践深感人口是发展的关键，采纳了大夫范蠡的谏言，制定了“卧薪尝胆”的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计划。《国语·越语上》有记载：“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告，公璧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之子母，生二人，公之与饩。”经过十七年时间的繁衍，至越伐吴前，越国仅军队就有“习流二干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共计达五万之众。 战国后期起因越国迁都和楚灭越战，这个地区的聚落规模和数量都会有所减少。虽然很少留下这段时间的聚落记载，但因避难而东迁进入曹娥江中、上游盆地的人口肯定不少，这段时间已成为曹娥江流域农业、手工业发展、聚落形成的良好时期。 慈溪上林湖全景 秦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目的对越地进行“同化”、“迫迁”， 越地人口总量会有所减少，但迁入本地的北方中原人口带来的当地发达的文化和耕作技术，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和技术的交流。进入两汉，除了汉武帝经略闽越、东越之战，大部分时间还是处于休养生息状态，浙江东部的人口、经济、技术都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杭州湾沿海防海堤塘的修筑及鉴湖的建成，浙东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粮食生产基地，社会安定水平远远优越于北方战乱地区。 慈溪上林湖窑区 越窑自东汉创烧出成熟瓷后的1000余年里，朝代变迁、人口增减、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一直是瓷器创新发展、起伏停滞、窑址迁移、兴旺衰落的主要决定因素。两汉、三国二次人口急增对越窑发展影响最为明显。汉末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动荡对全国各地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主要经济区中原黄淮流域破坏尤为严重，全国人口由东汉末年的六干多万下降至三国初期的一千多万，浙江东部地区远离中原战场，社会相对稳定。东汉时，孙权领会稽太守，当时就主张“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到三国鼎立时，孙权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吸纳南迁劳动力，鼓励土著“山越”出山定居，会稽成为孙吴的主要产粮地，同时人口出现第二次急增。农业的高度发达为传统制瓷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劳动力保障。 越人重祭的风俗，对越窑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越窑冥器的生产。东汉中晚期，越窑成功创烧出成熟瓷后，冥器生产一直是越窑生产的主要内容。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厚葬之风盛行，这是越民族先民鬼神、祖宗崇拜思想延续的直接表现，汉代有记载：“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 青釉堆塑谷仓罐，三国吴，高46.4cm，口径11.3cm，底径13.5cm 当地的饮茶等生活习惯，也是推动瓷器发展的重要动力。三国时期，饮茶之风已开始在浙东越地兴起，到六朝时已经遍及宁绍地区，茶是道教和佛教所特别推崇的饮品，但真正形成全国性喝茶习惯和品茶之风是在唐代。唐代饮茶习惯是将茶叶碾成粉末经烹煮喝服，详细我已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第八集描述过。茶圣陆羽幼年为僧时的师傅智积和尚，就是一位优秀的烹茶师。陆羽于上元初年（公元760年）来到浙江，隐居东苕溪上游余杭，潜心、学习研究茶叶生产、制作和饮用，并撰写了世界上最早关于茶的著作——《茶经》。陆羽是个杠头，一生鄙夷权贵，不重财富，酷爱自然，坚持正义，有时还爱写点小诗，虽然水平一般，但能体现他的品质：“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全唐诗》第308卷007首《歌》），“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全唐诗》第308卷008首《会稽东小山》）。 荷花纹碗 唐越窑 《茶经》丰富了包含茶艺，茶道、茶礼在内的茶文化内涵。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及意境，它是茶艺与饮茶的精神内容、礼仪形式交融结合，使喝茶人得其道、悟其理，求其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群体、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大道，把喝茶提到了文化的高度，因此，喝茶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喝茶了，必须要对烹茶、饮茶的器具有所讲究。在此背景之下，制瓷界唯有不断钻研、提升瓷器品质，才能满足社会需求，适应生活方式的和谐匹配。 荷花纹碗 唐越窑 陆羽虽然孤傲，由于他所处的层次不高，他的见解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唐代上流社会对瓷器饮茶还是不屑的，仍以金银器等金属器皿为主话，到了唐朝末或五代时，有一个茶道高手叫苏廙，他写了一本专门泡茶喝茶的书，叫《十六品汤》，也叫《十六汤》，苏廙告诉人们，金银太贵重，铜铁太俗气，这些金属茶碗都有腥味，影响茶汤的口感和成色，只有瓷碗才是压倒一切的理想茶具。人们发现，苏廙的见解非常科学，这也开启了宋朝人用瓷碗喝茶的风气。到了宋代，饮茶开始普及到广大百姓之中，斗茶之风盛行全国，饮茶习惯较唐代相比也有所变化，将茶叶碾成粉末经开水冲泡后喝服，详细我已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第九集描述过，当然，上层喝茶用建盏，普通百姓用瓷器。 荷叶形碗托 唐越窑 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钱氏地方政权割据江浙地区，地方政权为维持统治而集中力量大量烧造高质量瓷器进贡中央朝廷，客观推动了越窑青瓷的烧制技术到达顶峰。这个时期的越窑，对于钱氏政权来说，属于官窑，由官方控制生产上贡的瓷器，但对于中央朝廷或越地之外来说，越窑属于贡窑。据记载，太平兴国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越王钱氏一次性进贡中原朝廷瓷器达十四万件。 秘色瓷碗 唐越窑 越窑由陶进化发展到瓷之后，到衰落的1000余年里，经历了从创烧——成熟——稳定——鼎盛——衰落几个阶段。 金扣碗 五代越窑 从东汉末期瓷器诞生到唐代元和朝前，这段时期瓷器的生产技术随着社会高度繁荣发达而稳步提升，瓷器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冥器生产稳定发展，出口大量增加，日用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还有其他瓷器）走入逐渐人们的生活，由社会底层使用逐步过渡到社会中上层开始接受。 直口碗 五代越窑 到了唐元和朝前后，大约在公元806—820年这段时期，越窑青瓷进入成熟期，同时由于匣钵窑具技术的变革、提升和应用，上林湖越窑开始出现品质较高的青瓷。这或许就是秘色瓷的诞生。
荷花碗 五代越窑 到唐大中朝至五代时期，大约在公元830—950这段时期，越窑青瓷进入稳定期，瓷器品质普遍提升，此时期已普遍使用匣钵装烧。在上林湖窑区还创造出与胚件同质匣钵，装烧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首先是用瓷质匣钵代替夹砂耐火土匣钵，从而可以缩小胎、钵之间因冷热变化而造成的收缩率的差异，防止产品破裂；其次，瓷质匣钵在接口处涂上一层青绿色厚釉，在焙烧时，匣钵之间釉层会成熔融状态，热空气可以从匣钵间釉层中冲出，而冷却时，釉因凝结而密封，这样可以大大地隔绝了瓷胎与炉内空气的流通，匣内形成较稳定的还原环境，确保器面釉色稳定而均匀；第三，改变传统的“按匣制物”法，而采用“应物制匣”法，匣钵品种和数量明显增多，基本实现单件器物装烧，使越窑可以极大地提高产品的精品率，缺点就是需要破匣取瓷，大大增加了烧制成本。上林湖窑区生产的青瓷具有胎质细腻、制作规整、造型端雅、品种繁多等特征，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秘色瓷”，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技术的顶峰。
鹦鹉纹碗 北宋越窑 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钱镠被封为吴越王，统治江浙一带十三州一军共计八十六县，从此越窑步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钱氏家族为了巩固维持他们统治的小朝廷，一直采用绥靖政策，对中原王朝用以“事大”的策略，越瓷成为吴越钱氏向中原王朝进贡的主要产品。由于进贡瓷器数量极大，需要大量生产，仅上林湖窑场，唐末比中唐时窑址增加5倍多，还无法满足需要，又在曹娥江中游地区和东钱湖地区开辟新窑生产贡瓷。这些进贡的瓷器，多是秘色瓷。
摩羯纹碗 北宋越窑 五代末北宋初，大约在公元950—1040年，即北宋立国至吴越钱氏纳土归宋之后，这一时期是吴越钱氏及后代供奉中原王朝越瓷（秘色瓷）最多的时期，据记载“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有五十事”、“太平兴国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王遣世子惟濬在贡上……金银陶器五百事”、“忠懿王入贡……。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惟治私献金扣瓷万事”等，越瓷烧制进入鼎盛期。这期间，越瓷装饰流行细划花，且线条流畅，笔法简洁；釉色多为翠绿、粉青，莹润无暇，常在碗、盘等器物内底纹上对碟、鹦鹉、龙和双凤等图案；为了避免因叠烧而破坏器底图形纹饰，大量采用匣钵单件装烧，单字款铭文代替多字款铭文，窑匠们可谓苦心积虑，精品层出不穷。此时瓷土资源的大量消失，烧制成本不断上升。
荷花纹盘 唐越窑 北宋中后期，大约在公元1050年左右，这期间因吴越国已经归属宋朝，朝庭“不复需要如此巨量越器之贡进”，昂贵的秘色瓷一下子失去了市场，依靠秘色瓷作为招牌产品越窑也就失去了越瓷的竞争优势。为了适应市场对普通越瓷产品的需要，越窑就再次出现明火叠烧越瓷的现象。这一时期与上林湖越窑后段出土堆积的越瓷相当，窑场主不待不重新调整装烧形式，瓷质匣钵换成夹砂耐火土匣钵和瓷质垫圈，越瓷产品质量明显下降，釉色青灰青黄居多，釉面干涩，光泽感较差；装饰技法，虽以刻划花为主，但工艺远不及细划花精致完美，纹饰题材大为减少；铭文数量明显减少，原料加工草率，胎质较粗；胎体表面粗糙，烧结不密，有小气孔；窑内出现匣钵装烧和明火叠烧两种器物，越瓷精品极少，产品品种明显变少。随着北方钧窑、汝窑、定窑等兴起，贡瓷由南方渐渐移至北方，秘色瓷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史。
秘色瓷盘 唐越窑 越窑从北宋中期起开始走向衰落，虽然因为惯性作用，生产规模依然庞大，但制瓷工艺却停滞不前，产品质量反而有所下降。北宋晚期窑址数量急剧减少，明火叠烧再次盛行，瓷器大多釉色灰暗，无光泽，装饰简单。到了南宋时期，越窑完全衰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