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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儒学大师荀子在回答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之问时，说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他还以周公为大儒的典范，指出“其为人上也……四海之内若一家”。不论是在上美政，还是在下美俗，都是说的儒学政治和道德实践能力。 儒学的这一政治和道德实践能力，在《春秋》一经有着集中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春秋》为“礼仪之大宗”。宋儒朱熹也因此指出：“《春秋》本明道正谊之书，后人止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换言之，《春秋》不是一本谋利、程功之书，而更多的是一本“明道、正谊”之书，具有很强的超越性价值。
《春秋》是“明道正谊”之书 《春秋》这一“明道正谊”价值集中的体现在其“属辞比事”之中。 《礼记·经解》对六经之教进行过系统的规划，其中提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也就是说，孔子在对《春秋》进行笔削之时，匠心独具，特别讲究微言大义的书法，一言一字皆具有很深的意义。 《春秋》的微言大义 我们不妨以鲁昭公四年楚王带领诸国讨伐吴国、诛杀投奔吴国的齐国权臣庆封这一事件来说明。 《春秋》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在短短的二十余字之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道理，即正人先正己、不以乱治乱。 庆封，原本是齐国的权臣，曾参与崔杼弑齐庄公的行动，并与崔杼一道在齐国专权，后来利用阴谋手段挑拨崔杼儿子自相残杀，逼得崔杼上吊自杀而后独自专权齐国。 庆封及其子庆舍在掌权期间，恣意妄为，荒淫骄奢。 后来忠于齐庄公的卢蒲癸、王何联合齐国栾氏、高氏、陈氏、鲍氏等共同杀死了庆舍，庆封被迫出逃，后被吴国君主封在钟离。 庆封为祸齐国却又得到吴国的善待，颇令天下诸侯和卿大夫士有些看不惯。
怀恶而讨，虽死不服 终于在昭公四年，楚灵王联合蔡、陈、许、顿、胡、沈、淮夷等盟国打着为齐国讨伐乱贼的名义去攻打庆封。 攻破庆封封邑之后，楚灵王为了显示霸主的雄风，在诛戮庆封之前特意在军中举行了一个仪式，以宣布其罪状，说：“有若齐庆封弑其君者乎？”大意是：还有谁向齐国庆封这样大逆不道弑君乱国么？ 听闻此言，庆封不甘示弱，反而针锋相对地说：“有若楚公子围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为君者乎？”意思是说，你楚灵王是弑君自立的，自己本身就不正当，却好意思来讨伐我，大言不惭的宣布我得罪状。听闻此言，军中之士皆开怀而笑。 实际上，楚灵王是楚共王的次子，本没有可能继位为楚王，他是杀了侄子郏敖之后自立为君。 而且楚灵王并非一个贤主，在位期间穷奢极欲、昏庸残暴，“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的典故就出自于他，他统治末期长期流连于乾溪吃喝玩乐，被公子弃疾（后来的楚平王）推翻，落得个自缢而终。 相较于庆封，楚灵王本身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正己方可责人 《春秋》在评价这件事，认为庆封有罪，但楚国的讨伐本身也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的《春秋》之义。 故而孔子才会说：“怀恶而讨，虽死不服。”就是说《春秋》贵正己而不贵责人，尤其反对在自身不正的同时去责难或讨伐别人。 此类例子《春秋》之中尚所在多有，如齐桓公执陈辕涛涂，齐桓公此举不正，所以《春秋》不认可；吴国阖闾正楚、蔡之难，阖闾本身不正，《春秋》也不认可。 相反，潞子婴儿虽不能正人，但自身却行得正，《春秋》因此对之加以认可。 文章来源：【腾讯儒学】 文/朱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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