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疆域变化，历朝历代大不相同。元朝不用说，最近的，譬如清朝鼎盛时，面积广达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对于现在来说足足多了一个印度的国土面积。而在北宋时，国土面积竟从唐时的一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缩减到不足三百万平方公里。 不过，抛开宋朝特殊的朝代，总体来讲，中国的面积是逐渐扩大的，对于一个黄河流域诞生的小部落，经过先贤艰苦卓绝的开疆辟土，变成一个面积愈千万的国家，为后代打造出一片纵横驰骋的土地，不管用什么伟大的语言来表达赞誉，都是理所应当实至名归的。而维系这片辽阔疆土，使其具有向心力，“羁縻”政策虽然功不可没，但“改土归流”的推行才真正使中央政府对于边疆有了扎实的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单一制国家更加强化。 提到“改土归流”首先要说一下“土司”制度。“土司”这个名称应该是从元朝开始的。早期的虽无土司一词，但是因“羁縻”政策，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是朝廷通过授予一定的官职或者爵位，让当地人来进行自治管理。到了元朝，朝廷除了安抚司之外，又有宣抚司、宣慰司，统领当地军民事务，渐渐开始将职权交给当地头人等上层人士进行管理，次一等级的则设置长官司，品级如下等州。元朝灭亡后，明朝沿袭元朝，土司的名字开始正式确立起来。 明朝时，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洪武初年，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凡是归顺大明的，统统授予原来的官职。最初的都隶属于吏部的验封司进行管理，后来因为涉及土司管辖有自己的士兵，所以归兵部武选司进行管理。土司承袭接替必须得到朝廷的认可命令，如果没有子孙，也可以允许妻子接替。清朝建立后，沿用明朝体制，土司制度更加完善，有武职的隶属于兵部，文职隶属于吏部，有关向朝廷进贡的归于户部管理。 中国西南一隅，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而且地理环境山高林深，远离中央，虽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可是发展差距极大。中国统一，一般会往来频繁，加强联系，听命于朝廷，而中央政府一般用“羁縻”政策进行管理，但求无事。可是一旦中国内部出现分裂，山高皇帝远，很容易出现割据一方的情况。清朝统一后，吴三桂镇守西南，所以云南当地和中央都相安无事，后来吴三桂起兵反清，土司士兵也跟着帮助吴三桂对抗清军。这给清朝的中央政府提出了很大警示。从康熙年间一直到雍正初年，朝廷就开始有“改土归流”的讨论，到了雍正朝时正式开始推行。所谓“土”就是土司，“流”就是流官，“改土归流”就是用流官管理当地，取消土司的制度。 雍正皇帝将这项难度极高的改革措施，交给了当时有名的重臣鄂尔泰进行直接处理。不过，其背后真正主事者自然是雍正皇帝。当时的土司都各自拥有大片土地和人民，储藏着众多武器装备，并且还高筑城寨用来自卫，根本不将中央政府的管辖放在眼里，这些地区名义上是国家的领土，其实都是割据一方的小国。现在政府要用一纸空文夺去封号，并且让其缴械，交出土地，解甲归田，然后接受流官的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鄂尔泰在处理这件事情过程中，难度极大，除了抚慰、劝导，同时也加强军备，起兵攻打那些不听从中央政府号令的土司城寨，前前后后，差不多五六年才完成。 雍正在“改土归流”前提出的政策是：“改土归流，固系美事。然必委用得人，不令野愚小民，有避溺投火之想，方保永安长治。如谓兵威震慑之时，视如禽兽，任意凌虐苛求，若令一思故主，所关甚巨。”所以，倡导重抚不重剿，鄂尔泰也在“改土归流”实施之前，进行讨论时说道：“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不劳师，不动众，上也；一鼓就擒，无需时日，亦不失为中策。”但是“归土归流”真正实施后发现，推行阻力超过想象，反弹力量不断增强。所以在“恩”之上逐渐加重“威”的力量。提出“制苗尤以练兵为急务”。 除了军事上进行围剿，鄂尔泰还在文化上提出不少措施。譬如广建学校，设立昭通府学、镇雄州学、永善县学、普洱府学等等，加强培养少数民族读书人进入仕途。譬如雍正五年，粤西泗城原土司子弟八个人，在安龙镇求见鄂尔泰，其中就有武举一人，贡生、监生各二人，武举名叫岑映翰，鄂尔泰还专门向朝廷奏赏顶戴。其后代出了很多名人，岑毓英、岑春煊、岑春蓂父子兄弟都是清末官至督抚的大人物。 办学之外，鄂尔泰还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尤其是改善交通状况。打通水道，舟船可以安稳通行，不仅为军队后勤提供了便捷通道，也为当地百姓改变出行难的问题。同时有利于商贾往来，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当地特产能够及时输出，外地商品，譬如食盐、布匹、大米也能够大量进入。 实行土司体制的地方都是远离中原，地处闭塞的山区，经济一直很落后，很多社会制度都停留在奴隶制。鄂尔泰曾经给朝廷的报告中提到：“云、贵、川、粤西劫杀之案，多由三郡酋掳。杀人掳人，越境以逃，辑人拿人，隔省无法。幸而擒获，偿牛偿马，视人命为泛常。”这些当地土司、土官占据百姓大量土地，除了要求人民缴纳严苛的租税，还严酷虐待视为奴隶的百姓。“改土归流”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不人道做法，将土司所管辖的人民视为中原的一般人民，让从其奴隶盛行的社会加速向封建主义转变。同时各个民族中交往密切，通婚增多，对于促进民族关系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曾经评价鄂尔泰，“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