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部分学校对于抄写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比较欠缺，很少认真地提倡和训练 。更不应该的是，有些老师把抄课文当成了一种处罚手段。抄写成了处罚手段，学生又怎么会给予尊重？更谈不上培养兴趣，慎重对待了。所以，现在学生提笔忘字、提笔错字的现象已经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对照着抄写也会比着葫芦画错瓢。
与此相同，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体制外的学堂、私塾之类，对于读诵非常下力，对于抄写却也欠缺应有的认识和训练，往往付之阙如。少数老师还认为抄写和诵读是矛盾的，会耽误诵读，这种观点实在是大谬不然。其实，抄写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诵读，加强记忆。
所以，古人有时也称抄写为“抄读”，说的就是它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说，抄写可以是“读”的另一种形式，它与诵读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弥补单纯诵读的不足，缓解一味诵读的疲劳，更有助于记忆和专注力的训练。读累了，抄一抄，是另一种形式的学习，也是一种有效的休息。读写交替，消疲增效，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自古以来，抄写就是学习和治学中不可或缺的必修课，它不仅仅是“读”的辅助，而有着独立的作用和价值。识字、书法、体悟文义、静定训练，都以抄写为最有效的方式。岳麓书院十八条学规，“读书必须过笔”即赫然在列，这是对抄写的明确肯定，也是古人一贯的治学方法。
抄写的这种意义，在今天尤其应该提倡和传播，因为在传统教育中，抄书是当然的事，不言而喻，从未有不抄书的读书人。特别是经典，不管是儒家的、道家的还是佛家的，都是各家学人必抄的书。
佛家不用说了，抄经就是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几乎每本佛经都要强调一遍抄的必要和价值。影响所及，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学士所留下的佛经抄本可谓成千上万，很多都是书法的精品，可见用心之诚敬。道家也有“道德五千文，一字一灵符”的说法，认为抄写有着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至于儒家门生，抄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之类更是无一例外的日常作业。
明星皇帝李隆基曾手书《孝经》原文及自己做的序言和注解，现存于西安碑林，即有名的“石台孝经”。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也曾将自己亲笔御书的《孝经》赐给江南六十一士子。宋高宗更厉害，日理万机之余竟然抽空写完了“九经”（《易》、《诗》、《书》、《礼记》、《左转》、《周礼》、《孝经》、《论语》、《孟子》）。
一国之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加班抄经。至于普通学人，尤其是正当求学之时，如何用功抄写，那就可想而知了。
比如纪晓岚，一代文宗，清代的国朝第一才子，未仕之前，不仅抄书，而且以抄书为业。另一位大学问家司马光，也在洛阳的独乐园读书堂专门抄过很长时间的书。看看他们后来的成就，不能不说抄书对于学习，实在是善莫大焉。
比较典型的一个人是明代著名学者张溥，他拿到一本书总是先抄一遍，再读一遍，然后烧掉抄本，如是六七遍才算完活。所以他的书斋叫做“七录斋”，就是逮着书就要抄七遍的意思。苏东坡是历史上有名的过目不忘，在海南岛也抄过《汉书》。写《容斋随笔》的洪迈，抄过三遍《资治通鉴》。东晋著名的神仙葛洪也是抄书劳模，史载他抄了诸子百家之言310卷，还抄《金匮药略》100卷。不过他那个时候印刷术不发达，不得不抄书，这个倒不仅是一种学习方法了。
在古人的诗词中，关于抄书的句子并不少见。清代大诗人查慎行说：老夫抄书指生茧。宋代的葛密说：寒窗留烛夜钞书。在有人写给顾炎武的诗里，也说他是“穷年独坐夜钞书”。明代大儒薛瑄也有“尽日抄书未觉劳”的句子。祝允明除了“得见奇书手自抄”以外，其他不奇的书也抄的不少，所以才有“书抄满箧皆亲手”的得意。
抄书治学的风气直至近代犹然，鲁迅就将《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字就完整地抄过一遍，还抄过《谢承后汉书》、《晋书》、《台州丛书》、《易林》以及大量的碑帖、佛经，其中，《嵇康集》一书抄过三遍。
张宗祥，民国学术界一个低调的实力派，做过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他“日写一万五六千字，多时日抄可达二万四千余字。不论溽暑、寒冬，终年如此”。鲁迅佩服的没办法，只好以“打字机”称之。张宗祥有两方闲章：“手抄六千卷楼”、“手抄八千卷楼”，抄书抄到刻章炫耀，应该说是古今第一人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也曾抄过《曾国藩日记》、《西洋伦理学史》和《离骚》，并且做过上百万字的笔记。苏州才子叶圣陶也爱抄书，还写过一个顺口溜的《抄书赋》，言曰：一目十行下，或吞囫囵枣；一字莫遁逃，还是抄书好。
（本文节选自：高凡先生《抄写与识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