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出自德国的两个谎言

　　一篇多年前的旧文。时间已然流失，风暴尚未平息。

　　文｜理钊

　　如果用真实这个标准来衡量，世上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差不多都是在扯谎。艺术创作上虽有“源于生活”之说，但又有“高于生活”的要求，这一“高于”便脱离开真实了。其实，人们对于文艺作品是没有“必须真实”的要求的，如果要看真实的作品，是大可以去看新闻纪实报道的。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虚构则是文艺创作的基础。

　　近来，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在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讨论热烈。影片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东德秘密警察魏斯勒奉命去监视作家德莱曼，在他的家里装上了无处不在的监听设备。在监听时，维斯勒慢慢地良心发现，暗中保护起了那位作家和他的女友，篡改、隐藏起了监听报告，并先于警察藏起了作家的秘密打字机，使得德莱曼逃脱了被秘密监禁，甚至被秘密解决的厄运。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那时，全国有1800万人，却有100万名“斯塔西”（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秘密警察，还有200万名“斯塔西”的线人，也就是告密者。这300万人通过监听、监视，在全国为600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在被监视的人中，只要发现有“背叛国家”的言行，便很快会被处置。《窃听风暴》中的故事便产生这样的背景之下。

　　也正因为那个极度恐怖的现实背景，维斯勒的行为才显示出了他人性良知的光芒，使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在那个冷得脊背发凉的艺术氛围中，感受到了一丝人性良知的温暖。可是，影片在全球公映之后，人们发现，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在当时的100万“斯塔西”中，没有出现一个维斯勒式的人物。维斯勒的故事尽管极其美好，可只不过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火焰幻觉”——这个故事似乎由此大打折扣了。

　　然而，我想，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的青年导演多纳斯马克，之所以要虚构这样一个故事，目的是在反思历史。他只不过是在影片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强大的制度面前，作为被镶嵌在制度之中的一分子，是否应该保有自己独立的良知和良知判断，是否可以在人性良知的牵引下，于制度中穿刺出一个缝隙来，使得良知得以伸展。这不由使人联想到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以及影片结尾处，那些因辛德勒而活下来的犹太人为他送行时，辛德勒痛哭着对他们反复说的那句话：我本来可以多带出几人来的！

　　看过《窃听风暴》，我想到了同样出自德国的另外一个故事。在十八世纪的普鲁士，国王腓特列二世的王宫“莫愁宫”前有一座水磨坊，影响了国王欣赏远处美景的视线。国王对此甚感不快，多次试图从磨坊主人那里买下水磨坊折掉，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国王扬言要没收那个磨坊。可是，磨坊主人并不害怕，他回答说：咱们普鲁士还是有法院的嘛！结果是磨坊主保住了他的水磨坊。在德国，这是一个连小孩子都会讲的故事，而且在其他国家也广为流传。我便在多年前写的《庶民的榜样》一文中引用过这个故事。然而，据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考证，这个故事同样也是一个谎言。

　　然而，通过这个形象的、具体化的“谎言”，却使得一个社会法则深入人心，这就是国王的权力也是应该受到限制的，并从这个基础出发，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制度。现在，维斯勒的故事虽然同样也是一个谎言，但它同样使我们反思，在极权铁幕制度之下，假如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制度的顺应者，都将自己的人性良知深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那个制度是否便会真的成为铁打的永久的制度？

　　人类文明的进步，一面靠理想的指引，一面也更需要回顾和反思人类既往的过去。当然，回忆恐怖笼罩下的过去会引出痛苦，但也正是痛苦才使人想到要去避免同样的痛苦。人，正因为知道疾病的痛苦，才会千方百计地去预防疾病。维斯勒的故事尽管是一个十足的谎言，但是，也许多少年后，时代又出现了“窃听风暴”下的时代，人们是否会想起那个虚构的“维斯勒”来呢？也许，这就是这个谎言的用意所在，也是文艺作品需要虚构的原因所在罢。

　　2007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