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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引言：在讨论清代汉宋学术范式更替的历史时，我们发现，学术在大多数时代是伴随着学派的争夺，而学派争夺背后自然是围绕着利益（科举控制权）的争夺。从宏观层面而言，一种学术主流范式的建立者及其后续的控制者，很大程度扮演者“政府-士人”间权力分赃的中介人身份，这种学术权力的实施，有显性与隐性的两种，显性的是采取压抑出版、科场排挤。如狩野直喜分析道：“对于考生来说，搞清楚新任学政的学问门派（如汉学、宋学、金石学、文字学等）及其对诗文的个人爱好是很重要的一环。学政的学问文章，确实直接影响到所在地区的整个风气。”而隐形的则是一整套对著作的评审机制、四库馆聘任机制乃至整体学风的营造。譬如在当时，学者著作是否收录于《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这种核心文集，便是一套评价的标准，更是生前身后进入其时学术主流的门槛。又如阮元刻《学海堂经解》专收以考据治经之作，凡被排除在外的书，自然便意味着不符考据之标准。
所谓天不变道亦不便，只要政权不发生变动，学术范式几乎也不会发生转移。学术好坏的标准依据主流范式而定。当分赃体系形成后，政府不会花精力染指文人派系之间内斗。换言之，政权只是让一部分利出来交付中介人（学术当权派），完成同知识圈的分赃，至于具体学术研究好坏标准，当政者无暇关心，很大程度只是学术当权派编织的幻象。因此在清代学术的更替中，可以看到学术分两种：一种写法是符合且贴合乃至谄媚学术主流的范式。写法和旨趣乃至学术规范都遵循学术权力的要求，类似去做一个献祭的妓女，以期换取主流范式者的欣赏从而取得分赃入场券。正如“姚鼐以一介文人，当朝翰林，折节戴震门下（乾隆20年，1755），即使不蒙收录，直至此后入四库馆（乾隆38年，1773）的二十年间，仍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把为学重心从耽爱辞章移向了汉学考据。”但即使其如此献祭，在四库馆中，姚鼐参与提要之撰写，一旦稍秉持那种视宋学为“真学术”范式所书写的东西，无疑仍是遭到《总目》删削殆尽的命运。可见汉学家取得学术话语权下，知识傲慢轻侮他人，学者只能接受命运。另一种则是彻底不管学术圈规范，给民众写，修辞与写法题目完全迎合大众口味，如此一搏，也许名声大了会被学界招安，然后再进入分赃体制。比如姚鼐告别四库馆之后，谨守宋儒义理下的诗古文辞之家法，拒斥汉学考据之谬妄。着意培养子弟，此后其弟子方东树便以言辞激烈著称，其指斥江藩为“汉学之渣滓”，最终晚清民初间“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其实是变相的承认桐城派在清中叶以降学坛的话语权，就是一例。 然而，与这两种相比，大部分的人则是昏沉的，也不知为谁而写，也不知自己的套路属于哪个势力集团，或者蒙着眼睛做学术民工，或者昏昏沉沉地捕捉到边边角角深入下去，不管世事，或者执着拿着已经式微的曾经学术范式以此为所谓“独立的真学术”搞一辈子，最终是两不靠的时代洪流之下无意义琐碎的废学，绝望之时偶然得到点馈赠恩赐，就继续甘愿埋头死干，后来宋学与今文经派兴起，其批判的矛头就抓这些懵懂又琐碎的学人为靶子。可悲的是，在集权时代的知识分赃背景下，这种人越多，其实上面越高兴，士人越将精力投掷到学术边缘，对现实的颠覆性就越小。纵然大多数人偶尔也恍然感到现实学术争斗导致的压抑与不满，但这种悲愤忧郁的情结很快便会因生活的窘困而消退为谋口吃食的埋头苦干，以及尽力将自己改造为学术权威欣赏的献祭品从而媾合。在颓丧之际，或许心中还保留着一片对“独立真学术”的向往，所惜这种幻想仅仅的一种无力的期盼，不过是误将上一季参与分赃过气儿了的学术权威范式视为遥远而充满梦幻的香巴拉。如今我们作为后人旁观，显然是他们误以为学术范式等同于利禄，而不知学术范式本身并不存在实质的价值，其价值仅取决于背后的一套权力分赃与代理人机制，取决于“阶级平衡器”的运行。
当然，以上属于小编的一种过度推想。本期继续为大家推荐蔡长林先生的学术论文——《乾嘉道咸经学采风──读<经学博采录>》中部分关于科举与政治的论述，原文出自《东华人文学报》2009年1期。全文是围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尽管这本书并不是有名的著作，但蔡先生认为这部书的价值在于讨论在一种学术权威退场后，其所形成的学风仍然有持续性。如果按我们上文的分析，即参与政治分赃的学术代理人已经被替换掉了，但大部分士人仍然不知情地追逐且迷恋着旧有的学术范式。正如文中所说：“思想史的大叙事来看，道、咸以降，世局渐变，讲今文学；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考据学的势力，即使到民国建立，仍不稍衰。更不用说仍在乾嘉学术惯性下的道光、咸丰年代。由桂氏此书，可以看到思想史叙事与学术史实之间的落差，这一落差有无意义，或许是治经学与经学史者亟待补足之处。”但我们如今观之，这并不矛盾，大叙事的形成依据于我们后来人掌握整体历史进行反观得出的结论，而当时，学者未必能察觉这种趋势、利禄、权力、代理人发生的更替，尤其是畿辅之外的边缘区域，士人很可能固执地认为某种范式正是中央王朝的“标准”，这也是学术史所透射的悲哀。难免令今人反思，我们如今所执守的，是否依然是某种看似辉煌，实则垂垂老矣即将消退的旧范式呢。学派兴替就是政治起伏，世上从来没有独立之学术，就如对庄存与孙子庄方耕而言，他的独立的学术，无疑是独立于学术当权范式考据派的，那退出权力圈但曾为帝师的常州庄氏经世家学。对他而言，“独立的真学术”不过是守着败落的昔日辉煌。政治起伏的当口，学术往哪儿走同样看不清，也许眼下还辉煌盛大的，过后看已然是落日余晖。
经学与科举
桂氏之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有大量以汉学入科举的记载。这一现象更说明，此一以古注疏为范式的学术思潮，已将单纯的学术话语权争夺扩大成政治场域的较量，并且古注疏与宋学系统的经说，在科举场域之内，颇有反转之势。在进入讨论之前，先来看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论述。 余先生认为道学的兴盛，与理学家以科举为阵地关系密切。他提到孝宗乾道初年的学术仍是荆公新学的天下。大概从乾道初年起，由于张栻、吕祖谦、朱熹等人的努力，程学才逐渐进占了科举的阵地。淳熙以后「道学」转盛，实与科举有极大关系。个别理学家虽偶发「举业妨道」的感叹，但理学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却随时都在争取考试的大权。不但宋代如此，明代也是一样。王守仁也曾说过「举业妨道」一类的话，但王门士大夫如徐阶入阁为次辅后，因掌握了科举的运作，试官出题便不守程朱义理，而改从「良知」新说了。余先生并以最近发现的《颜钧集》为例，进一步证实阳明学的传播与科举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颜钧讲他特有的《大学》、《中庸》之教，主要以地方生员、乡试、会试士子以及监生等为对象。徐阶为辅相始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可见他进入执政行列之后立即运用他的政治影响力发展阳明学，而科举制度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媒介。总之，无论是十六世纪中叶以后阳明学压倒程、朱官学，或十二世纪下半叶二程「道学」取代王氏「新学」，科举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推波助澜之力。其实，藉科举之力而兴盛者，又何止于王安石新学及程、朱学与阳明学，清代中叶以降考据学的兴盛，与科举亦息息相关，即便汉学家们亦不断对八股文及科举提出批评。
首先是朝廷科举程序因应学风之转变而有所变革，此可由当时学者的言论观察之。例如在〈金轩来豳风月令诗序〉中，王鸣盛感慨词赋兴盛则经术 衰落，如贞观义疏之学，终唐一代，传习者甚寡。又庆幸当今天子金声玉振， 以实学为海内倡，更定取士令式。丁丑（乾隆 22 年，1757），礼部试贡士， 首以「循名责实」发题。盖欲学者削繁除滥，崇雅黜浮，由记问词章而徐进于研经穷理之地。另外，在〈福建乡试录序〉中，王氏提到皇帝认为乡会试表判之作多系夙构，非核实之道，故改定为首场《四书》义三篇、性理论一篇，二场《（五） 经》义四篇、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三场仍试策五道，自乾隆己卯（24 年，1759） 科为始。在这场科考程序的变革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将考表、判等骈俪文改为考经义，这在王鸣盛看来，是皇帝以「实学倡天下士」，欲达致「有体有用」之学的最新手段。
其次是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将五言八韵诗移至首场制艺后，又将性理论移置于二场经义之后，此举正如漆永祥所言，明显是为了使更多的通经之士入选进行的改革。至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取消由士子自选一经的旧例，改采《五经》轮试之制。科场程序的转变，至乾隆晚叶，随着汉学的兴盛，逐渐显现其意义。此时考官出题，士子答卷，不论《四书》或《五经》义，朱《注》系统已非唯一标准。许多考官并未严格遵守钦定程序，而屡有以汉人经说甚至是当代汉学家的说法为题的情况，并引起士子竞相引汉学作答。而当时一流的汉学家，也有这方面的呼吁，如王鸣盛就强调：
这是公然鼓吹以汉学古义取代宋学的重要言论，有其划时代的意义。至于汉学学风影响科场程序之改变最详尽的叙述，当属唐仲冕（1753-1827）之言。在〈芳茂山人诗录序〉中，唐氏云：
所以，科举程序的变革，同时也带动书院教学内容的变化。早在乾隆中叶，朱筠出任安徽、福建学政，即以朴学训士。在安徽，首先刊行《说文解字》，广布学宫，并「以识字通经诲士，岁余，士皆通六书及注疏家言」。在福建，则「以经学六书训士，口讲指画，无倦容」。从这里不难看出，朱筠企图从教育、科举领域对以八股形式表现的理学提出挑战，其意乃欲在这一领域以经学代理学，以考据代义理。另外像钱大昕先后任锺山、娄东、紫阳书院山长，所至亦特重经史实学之教导，并且在书院的课试中，加入汉学的内容。又卢文弨主讲南京锺山书院时，即大力提倡《说文》，欲以经学救俗学之失，虽然效果并不显著，常为学政所沮，但是他每到一处讲学，都不忘宣传他的理念。所以，漆永祥认为：「以乾嘉考据学而论，书院为其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为考据学家切磋学问、培养后进的主要阵地，尤其是南方各地书院，已成为与京师四库全书馆并峙共盛的考据学之大本营。」至于阮元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之立，在汉学与科举上产生的影响，将于稍后讨论。
再从清代乡会试来分析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之扩散，则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的会试，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今观钱大昕所记：「（乾隆19年）三月会试，中式第十九名。……是科，文敏公（钱维城）自撰策问条目。闱中遍搜三场，所得如王礼堂（鸣盛）、王兰泉（昶）、纪晓岚（昀）、朱竹均（筠）、姜石贞（炳璋）、翟大川（灏）辈，皆称汲古之彦。揭晓之次日，午门谢恩。文敏公谓诸公曰：『此科元魁十八人，俱以八股取中，钱生乃古学第一人也。』」又《制义丛话》载朱珪之言：「十八房中各有一房首，谓之房元，虽主考不能与争，惟十九名始为主考所专，亦与各房无与。」合观此二条记载可知，钱大昕等人所以中式，是钱维城遍搜三场所得，且因诸人所专精者在考古之学，而非时人看重之八股，若非座主亲出策问，且合观三场，有意援引，则专精古学诸公，能否得售，尚在未定之天。亦由此记载而可推知，乾隆中叶以前，科场试士之内容及取士标准，已有分化之迹象。
最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十一年的江南乡试，主试者皆是朝中支持汉学最力的学者型官僚，头场以〈乡党〉篇「过位」二节发题。按照朝廷功令，应以朱子系统的注释，如《四书章句集注》或元儒陈澔的《礼记集说》作为阐述之依据，不过主考官显然喜欢的是汉学之说，所以「过位」二节的标准答案来自江永的《乡党图考》。是科如阮元、汪中、孙星衍、张惠言、宋简、汪廷珍、马宗莲以及钱大昕弟子李赓芸等能以古义作答者皆中式。又王子兰〈伯申府君行状〉云：「乾隆乙卯（60年，1795），府君应京兆试。……诸城刘文恭公（墉）为同考，得府君卷，曰：『理法精纯，根柢深厚。合观二、三场，博通古今，知为绩学士。』遂以官生举孝廉。」按理、法、辞、气，向为旧时八股衡文之标准，王子兰之言，乃首场合格，仍须合观二、三场之证。而且乾隆六十年的科举程序，已是将经义移至二场，故王引之二、三场所考者，正是《五经》义及经史策论。 史载朱珪「于经术无所不通，取士务以经、策校《四书》文，锐意求朴学之士，门生遍天下」。盖朱珪于乾嘉之际，屡掌文衡，其校士之标准，即为重视二、三场经义、策论，而不仅有取于头场之《四书》文；即使头场《四书》文，亦不取于朱《注》，观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乡试首场对「过位」解释之争议，即可知矣。今观陈寿祺、姚文田、王引之、胡秉虔、张惠言、马宗莲、谢震等积学之士，皆为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同榜进士，是科总裁即朱珪。桂氏「湛深经学」的形容，放在乾嘉之际的学术语境下，应该是「湛深汉学」，所以《清史稿》记录此科得人之盛为：「一时朴学高才，收罗殆尽。」又刘恭冕记李贻德乡试中式之情况云：「嘉庆戊寅（23年，1818），本省乡试，以经、策博赡中式，出高邮王文简公（引之）之门。文简小学为海内所推，既得卷，甚喜。」此则亦是以二、三场经义、策论胜出之证，其应试场合为浙江乡试。 另有以汉学连捷者，据桂氏所记：「近时乡试，皆以古义获隽者，以文灿所闻，得一人焉，曰周秩卿（寅清）进士。……乙未（道光15年，1835）恩科顺天乡试，钦命《四书》首题为『未若穷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进士据皇氏《疏》本作『未若贫而乐道』为说，见重主司，中举人。甲辰（道光24年，1844）会试，副总裁为徐侍郎士芬，次场《书》艺以『同律度量衡』为题，进士本郑《注》『同为阴律，律为阳律』为说获隽。」周寅清所参与者，为顺天乡试，在首场的《四书》题，就不以朱注为据，与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乡试「过位」一题据江永之说同趣。至于会试本郑《注》为说而获隽，并不是考官对他特别欣赏，而是其答题符合考官之预设。
这是系出学海堂，而又能推而广之的记载。从周寅清、冯展云例子中，可以推测出当时以汉学中式者，其关键或不在于应试者个人之才华，而在于考官以汉学为取士之标准。所以桂氏又记曰：「文简（王引之）之子名寿同，字子兰，亦深经学。道光二十四年会试，《书》艺题为『同律度量衡』，本郑君『阴律阳律』之说成进士。」盖王氏父子两代皆以经艺获隽，此非汉学入科举最佳之例证？而学子不分南、北，学问不必出诂经精舍、学海堂，以许、郑代朱子，风潮日盛，盖已有不可掩之势。
再来看一则更明显的记载：「刘楚桢进士宝楠，……博涉群书，著书等身，克承家学。道光庚子（20年，1894）会试，题为『如切如磋』者，道学也。进士本《尔雅》、《毛传》『治骨曰切、治象曰磋』立论，获隽，授知县。历宰直隶元氏、三河等县，可谓膺稽古之荣矣。」此处则明显以汉学训诂替代宋学义理。其实，从乾隆中叶以来，榜不论进士举人，地不分顺天广东，以汉学知识藉二、三场获隽者，并不在少数。甚至首场《四书》文，亦已沦为汉、晋古注疏及《说文》驰骋的场地。此皆足证至少藉由二、三场以汉学知识入科举，早在乾嘉之际，已取得立足之地；在道光一朝，则开枝散叶，从《经学博采录中》，可以看到以汉学入科举的大量记载；降至晚清，更不必论，从《清代硃卷集成》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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