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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新出史料的不断涌现，史料范围也得到进一步延伸，在研究深度、广度上也得到拓展。以前并不受很大重视的笔记小说史料，因其拥有记载具体而细微的特性，或能反映一个社会的部分特征，或能折射某一历史事件的真实侧面，或能揭示典型历史环境下历史人物的特殊性格，又或能起到觇之人情、征诸人心的作用，职是之故，日益受到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其实，前辈史家对此早有清醒自觉地认识，陈寅恪先生在谈到治唐史“应参考的材料”时曾列出《太平广记>一书，并进一步指出“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 中国历史的记录，向来有官修、私纂的区辨。在历史编纂的演进过程中，官、私历史记录之间往往存在杂糅纠葛之处。二者虽时有偶合，但各有侧重，正所谓事有与世俗之言殊者，又有与国史之论异者，“其世俗之言殊，传伪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 实际上，在“世俗之言”与“国史之论”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很多时候存在两相检照、相互印证的可能。官方材料的记载与私家笔记的载录，并非按照两条平行的路径在演进，而是有交叉分合的。若从以上角度观察，李全事迹的历史编纂可称典型个案。李全一生之行实事迹，以《宋史》卷四七六的本传记载最为详实，传分上下，近二万余字，在《宋史》列传中特异独出，极为醒目。李全之活动，实影响南宋中晚期政局发展尤巨者，与理宗亲政及之后朝中诸政治势力的升降、政治决策之采行大有关联。长期以来，与李全有关的研究就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遗憾的是，研究者所反复使用的基础性文献《宋史·李全传》，却从未有人质疑其来源。可以肯定的是，《宋史》李全本传近两万余文字应该是渊源有自的，下面拟对此问题展开推论。 二、李全事迹相关材料之检证 南宋宁宗、理宗时，蒙古崛起于大漠，金朝处境艰危，国势日渐衰颓，之后又处于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之中，境内各地动乱团体纷起，民众不堪其苦，转投南宋以求生存。随着第四次宋金战争的正式爆发，南宋政府对金朝态度也日渐强硬，不但放宽了忠义人南来的限制，而且将逃归南宋的忠义人单独编为“北军”，供给粮饷，以资利用。一时间忠义人蜂拥而至，掀起南宋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北人南来浪潮。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李全及其领导的山东军事武装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李全，山东潍州北海人，出身农家，善使铁枪，为人豪爽仗义，为众所推服。本在青州一带贩卖牛马，后被牛客张介引至涟水。时金朝境内盗贼蜂起，道梗难行，生意亏损，遂投涟水尉为弓卒。后加入山东地区的反金武装力量红袄军，与杨妙真比武结亲，势力逐渐坐大，成长为其中一支最主要反金队伍的领导者。嘉定十年（1217），李全率部众南奔归宋为其效力。历大小战数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不久之后，在山东淮海一带持续作乱。宝庆元年（1225）二月，李全指使部将刘庆福在楚州发动兵变，次年十一月，投归南宋的北军另一头目夏全与李全妻杨氏合谋，再次在楚州发动兵变。宝庆三年，李全坐困孤城转而投降蒙古。同年六月，李全之兄李福第三次在楚州发动兵变。这一时期的内外形势波诡云谲。十月，李全攻占淮安（即楚州）。绍定三年（1230）李全正式起兵攻宋，攻破盐城及泰州，十一月，又攻扬州。四年，被赵范、赵葵兄弟率众擒杀于扬州新塘，余众在杨妙真率领下，退守山东。 以上是对李全事迹的简要概述。李全父子皆入正史叛臣传中，亦因此背负恶名。如史所述：“不幸残金之乱，李全父子盗据北方，户编为民，人教之战，父叛于南，子叛于北，衣冠之族，变为卒伍，忠义之俗，染以恶名。全起群盗，的不知何人。养子璮，本徐希稷之子，又出异类。非齐氏族，客乱山东，劫民为逆，自速诛夷，然败俗污善，不可不辨。” 无独有偶，在笔记材料中，周密也用了三千余字的篇幅记述他的事迹。从二者记录的内容来看，可相互参证补充之处不少。篇幅上来看，《宋史》李全传的内容要远远多过周密《齐东野语》中的记载。这些内容，材料主要采择自何处？考周密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宋史》的编纂则是从元顺帝开始，至正三年（1343）三月开局，到至正五年（1345）正式修成。周密卒年离《宋史》开修尚有四十五年之久，笔记中的材料显非源自《宋史》本传。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无论是周密在撰写笔记，还是史馆人员在纂修《宋史》过程中，都曾见到一批大致相同的材料，他们根据各自需要选择写入书中。下面拟对上述问题作出一种可能的解答。 诚如学者已指出的“《宋史》列传多据私家传状，作为蓝本，颇多毁誉失实，记闻舛谬”的地方。更具体来说“《宋史》列传大都据自碑传墓志，但有增损，不都是据以删节；有的也参据其他材料，如奏稿的增添、著作的补充等。《宋史》除碑传墓志外，也有其他来源，以之与碑传对勘，有助于校勘错舛。”杨联陞在讨论史书的资料来源时曾说： 传记的资料可以兼采官方与私人方面的材料，如墓志铭或家谱等。根据这些文献和其他官修文献如“会要”或“会典”（元朝称为《经世大典》）等，有些朝代勒令史官编纂《国史》，采用纪传体。 正史列传来源既纷繁多元，故书成后，往往会有矛盾、重覆和遗漏的地方。上述观点和批评用在《宋史》诸列传上尤为适切。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问题的角度，即正是正史修纂过程中资料来源的多元化，才可能造就上述笔者提出的一系列疑问的出现。我们先看较早记载李全事迹的笔记材料。周密《齐东野语》“李全”条末有这样一段小字颇值玩味： 刘子澄尝著《淮东补史》，纪载甚详。然予所闻于当时诸公，或削书所未有者，因摭其概于此，以补刘氏之阙文云。 根据周密的这段文字，可知他所写的李全事迹本末，主要是听当时诸公所言，是对刘书的一个补充。这段文字透露的主要信息有两个：一是在周密之前，有关李全事迹本末的书写已有刘子澄所撰的《淮东补史》一书，且对李全事迹记载非常详尽；二是周密记载的这条笔记材料，目的在于要“补刘氏之阙”。笔者推测，刘子澄所撰写的《淮东补史》一书内容，虽然没有被周密完全采入笔记条目当中，但绝大部分内容可能已被元朝修史人员纳入《宋史》李全本传中。下面对这一推论试作论证。 据笔者统计，在周密的众多笔记著作当中，刘子澄的名字一共出现过十一次，其中《齐东野语》出现四次，《鹤林玉露》出现四次，《癸辛杂识》出现一次，《浩然斋雅谈》出现过两次。为搞清楚周密笔下提到的刘子澄究属何人，是否为同一人，兹分别将宋人笔记中除《齐东野语》“李全”条外涉及刘子澄的材料引录列表如下，以清眉目。
表中所列诸条内容中，《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条及 “端平襄阳本末”条所记载的刘子澄为同一人，均因出师败盟被镌责；又同书卷十七“景定公田”条载“常、润分司刘子澄力陈毗陵向来多买虚数之弊，遂下提领所，径将常州公租拨隶淮东总领所催纳。”此事在《至顺镇江志》卷六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综上，大致总结分析如下：周密笔记中提及的两个刘子澄，单从时间内容上来判定，《鹤林玉露》和《癸辛杂识》别集下“空谈实效”条中的刘子澄，主要活跃在宋孝宗朝，和朱熹、周必大、杨万里、张栻、吕祖谦等理学名士交往甚密。其他几部笔记中记载的刘子澄生当南宋末，活跃于理宗朝，是另一人。 为了进一步确定周密所说《淮东补史》的刘子澄究系何人，我们再试着分别从书名和作者的角度入手做进一步的考析。 首先来研究有关刘子澄《淮东补史》一书的著录流传情况。刘子澄此书作为其众多著述的一种，已经散逸且无传本存世，因此书中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在历代目录题跋书目中也尚未发现有《淮东补史》书名的直接著录。但是通过相关文献的记录，依然约略能够探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为方便论证，兹将书目记载的刘子澄著作录移如下： 《续文献通考》卷一七六《经籍考》：《补史》，泰和刘子澄著，澄有史才；《续文献通考》卷一八〇《经籍考》：《玉渊集》，泰和刘子澄著。 《内阁藏书目录·集部》卷三：《玉渊先生文稿》三册全，宋孝宗朝刘子澄著。 《万历吉安府志》卷二十八：刘子澄所著有《玉渊稿》及《平淮疏补史》行于世。。 《明书》卷七十六《经籍志》：刘子澄《玉渊文稿》。 《宋史艺文志补》：刘子澄《玉渊文稿》，孝宗时人。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刘子澄《玉渊先生文稿》，□□卷，孝宗时人。 《康熙江西通志》卷七十六：刘子澄，字清叔，泰和人，知枣阳，后较画史厓军事，为贾似道所忌，刘将孙称其有史才，所著有《玉渊集》、《平淮疏补史》行于世。 《江湖后集》卷二《刘子澄》：子澄，字清叔，泰和人，曾知枣阳，后较画军事，为贾似道所忌。刘将孙称其有史才，所著有《平淮疏补史》行于世，事见《江西通志》。案：《宋史》子澄坐唐州之役削秩而败衂，实由似道，故志书云。然其诗亦有和似道者，盖一时倡酬之作也，集名《玉渊吟藁》。 《光绪湖南通志》卷二百四十九《艺文志五·史部地理类下》：《淳熙衡州图经》三卷，临江刘清之监修；……《武陵图经》十四卷，刘子登监修。《宋史艺文志》。按《宋史》度宗纪有知知常德军刘子澄，子登当作子澄也。 根据以上所列，宋代署名刘子澄的作品中并无周密笔记“李全”条中著录的《淮东补史》这一书名。以上各种，虽仅知其目，书皆沦佚，然笔者以为，《淮东补史》与《平淮书补史》、《补史》实为同书异名。 复次，我们再进一步来推定《淮东补史》的作者刘子澄的具体情况。以上冠名刘子澄的数种著作，的确都是名叫刘子澄的人所著述，只是两人字号不同。由于后来著录紊乱，将著作权归为一人。现先根据《宋史》卷四三七刘清之本传，撮述刘清之生平。刘清之(1134——1190)，字子澄，号静春，临江军新喻人，后徙居吉州庐陵县。登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第。调万安县丞，知宜黄县。经丞相周必大荐于孝宗，召对称旨，改太常寺主簿。通判鄂州。差权发遣常州，改衡州。光宗即位，起知袁州，疾作，犹贻书执政论国事。绍熙元年（1190）卒，年五十七。清之少从兄靖之学，后见朱熹，遂致力于义理之学。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农书》、《戒子通录》等。 根据《宋史》刘清之本传的记载，知撰《淮东补史》的刘子澄，显非活跃于孝宗朝的刘清之。那《淮东补史》的作者刘子澄究属何人？地方志文献中的记载，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刘子澄，字清叔，㤗和人。嘉定间进士，尝为匠簿知枣阳，后较画史厓军事，为贾似道所忌，连贬。子澄负侠气，刘将孙称其有史才，其论文欲出韩、柳、欧、苏上，曾居赵葵幕府，席上赋鹿，分韵得方字，云“世间此物多为马，宝剑还宜出上方”，又赋雪，得蝇字，云“自怪神仙骑白凤，不教天地点青蝇”。壮岁为建安真氏门人，后隐庐山而终。所著有《玉渊稿》及《平淮疏补史》行于世。 根据小传，《淮东补史》的作者刘子澄是江西吉安府泰和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又刘将孙的《养吾斋集》中有文题《跋刘玉渊道州九嶷山虞帝庙碑稿后》，于刘子澄生平、仕履、事功、文章成就等方面均有记录： 故国子监簿玉渊先生刘公，讳子澄，字清叔，以诗文著声诸老间。及真、魏二公议论其功名与诛山东之叛，著《平淮疏史补》。繇是佐二赵，甲午（1234）入东京，贬谪道州，归居南康。此其离道州时所为九嶷山舜庙碑也。复有摘其语怒穆陵（理宗）。最后从史岩之沿江参议军事。会白鹿矶，入相惎，沿江争功，并按前飞语，罪谪封州。乙丑（1265），以绍陵（度宗）登极，赦移袁州。犹记出归庐陵，首访先子，独手书谒状叩门曰：“吾不谒第二人也。”明日，先子往谢之。首以是碑刻本为饷，乃程沧州隶，甚精丽。玉渊自诵“帝车下来”下四语云：“写至此，窗外如有物。” 复语先子云：“作文须在韩、柳、欧、苏头上行。”嗟夫！其笔墨意气，概可想见也。此稿亦屡易，盖意欲深，语欲辟，然卒不免于抉摘。穆陵犹赫然于“访生死，念鞠哀”二语。今稿中已再改篡此语，尚未之笔，当又在此后。实精确含蓄，为一篇眉目。益公尝记欧公每作文，必粘窴壁间，涂易数过。前辈于文不轻作，往往如此。玉渊平生所作，自负此碑第一，亦以冠集端。论其文者亦云然。钟君士安论教西昌，回玉渊故里，得此碑旧稿，欣然如至宝，可谓好之、乐之者矣。呜呼！语言之祸，千古同悲。杨子幼私书耿耿，不保家族；东坡吟咏落落，遂致诗狱。玉渊借古以讽今，辞严而谊迫。先辈不挠之节，穆陵大度之仁，过昔远甚。士安传此于方来，岂但文章翰墨之佳话而已哉！ 据跋文知刘子澄当时诗文声明已盛，又参与诛讨李全叛乱，旋因端平入洛师败，遭到贬谪。跋文中的“先子”即刘辰翁。从内容看，刘子澄与刘辰翁过从甚密，由此而知，刘将孙的记载则当确实可信。 概言之，《宋史》儒林传的刘子澄名刘清之，字子澄，是朱子门人，人称静春先生；而《淮东补史》的作者刘子澄，字清叔，是真德秀门人，人称玉渊先生，曾为赵葵幕宾。历史记载中的两个宋人刘子澄，一名刘清之，字子澄；一名刘子澄，字清叔，极易搞混。在前引明清书目文献中，《内阁藏书目录》、《宋史艺文志补》及《千顷堂书目》虽著录书名无误，但作者时代却搞混了，均误记为孝宗时人，乃至于后来其作品也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 事实上，在明清文献中，二人已经出现混淆，时人虽已察觉但还是未能辨明。《湖南通志》中对于题名《宋墨池亭碑》的作者刘子澄提出了质疑。指出： 宋绍定间，刘子澄持檄过龙阳香积寺，访张旭墨池古迹，见池亭俱废，留私钱，属征官重辟而亭之。南城邓均、钱塘戴宗绍立石纪其事。《金石文跋》案：《方舆胜览》：“张癫墨池在龙阳，净照寺有小池，张旭学书于此。”又，《宋史》有《刘清之传》，云：字子澄，曾知衡州，然传言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疾作，遂卒，则不应于理宗绍定间尚有持檄过龙阳之事，且后又有《游层岩诗》在淳祐丙午，则此刘子澄恐另是一人。 从上引可知，纂修人员已经意识到撰写《墨池亭碑》的刘子澄可能不是《宋史》儒林传的刘清之，并进一步怀疑《游层岩诗》作者，认为“此刘子澄恐另是一人”。同书收入的《宋刘子澄游层岩诗》，又对上述质疑进行了证实： 序云：“淳熙丙午春，予被旨北归，越四月，辞九疑，买舟潇阳，下澣遡潇，如永明，访别诸友， 遂游层岩，即景赋诗，呈权县岳教黄君以遗嵓居何训导。”见永明县周志。《（留云庵）金石审》：旧见彭龟年《止堂集》有《祭寺傅刘子澄文》，而《九疑志》称监簿刘子澄，及检《宋史·儒林传》，始知即刘清之也。……案：其被论当在孝宗季年，此刻丙午为淳熙十三年无疑。《永明县志》作淳祐，大误。《九疑志》称监簿，亦误。子澄之居九疑，当在被论主管之后，想有旨勒居道州，而史略之，观其所云“被旨北归，始辞潇阳”可见矣。亟备录之，以正省郡诸志之失。 《湖南通志》中对刘子澄提出质疑，认为作者不是《宋史》儒林传中的刘清之，这一怀疑成立，但对于此刘子澄到底是谁未考明，不仅没有辨明，在之后的案语中更将二者再度混淆，把原本属于刘子澄的事情安到刘清之头上。 以上例证来自方志和笔记，我们再看正史、文集中的材料。《宋史》卷四十一《理宗一》记载： 端平元年（1234）九月壬寅……赵范言：“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澄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诏：赵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东营田边备；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邓、息营田边备；刘子澄、赵楷并削三秩放罢。 又，《宋史》卷四十四《理宗四》： 宝祐三年（1255）九月壬戌，权中书舍人陈大方言：“刘子澄端平入洛之师，贾勇赞决，北兵方入唐州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败涂地，二十年来，为国家患者，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诏罢子澄祠禄。 吴泳曾指责偏师入洛失败该由全子才负全责，言“刘子澄等以次行罚有差，亦可谓训章明法曲当其罪矣。然臣采之公论，犹以为洛师之败，杨义则淮西之将也，刘子澄则淮西之参议也，徐敏子则淮西之机幕也，而子才则淮西之统帅也。首谋深入，子才实倡之；望风奔溃，子才实先之。”虽吴泳指责全子才该首当重责，但刘子澄作为淮西参议亦未能逃脱削职被贬的命运。在《永乐大典》卷七三二五中，收有《刘子澄降授承务郎、赵楷降授宣教郎制》的制书： 敕具官某等：往者师向西洛，卒与虏遇。诸戍之士，犹未慭也。汝佐而长，不务持牢，而望风先偾，遂致师徒挠败，乌得无罪?可。 根据前引文献的综合论证，我们对于刘子澄及其《淮东补史》的情况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其作者刘子澄，人称玉渊先生，字清叔，以诗文名擅当时，著有《玉渊稿》和《平淮疏补史》等。出入赵葵幕府，亲历李全之乱和端平入洛等理宗朝诸重大事件，为人负侠任气、颇具史才，以亲见之人写亲历之事，故所撰《淮东补史》一书极具史料价值。 三、《淮东补史》与《宋史·李全传》关系约论 《淮东补史》作者刘子澄生平事迹既已考明，则该书是否有可能被史官在修纂《宋史》时纳入列传材料来源的选择范围呢？答案是肯定的。现分别从中国史书的编纂传统和《宋史》的史料来源两方面进行考察。 我国传统史书之记载，无论是在内容的丰赡还是材料的多元上，均具备绵远悠长之特点，确可谓“其所由来尚矣”。这一点历代史家均有所论述。刘知幾《史通》对于史书的材料来源多元化作了详析：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上引所论，不仅对史氏流别作了条分缕析的归类论述，使我们对于传统史书的构成要件有了大致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理解中国传统史学材料构成类型的线索主轴。刘氏进一步指出：“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若依刘知幾的分类法，刘子澄所撰《淮东补史》一书，则似可归入偏记小录之流。这一类的作品，“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质证于正史也多相符合。因此很大程度上它们不仅可作为国史的旁参，有时候亦能成为其骨肉。 将刘子澄《淮东补史》一书与《宋史》李全本传置于当时的整体历史著述大脉络，特别是将其置于宋代修史制度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更有效地接近上述问题之答案。 前文已述，历朝官修史书中的资料来源纷繁多样，具体到《宋史》的修纂上亦是如此。宋朝将来源不一的材料分体裁剪，按各自门类归入众史体名目之下。章如愚在《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十六《诸史门》修纂条中言： 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纪载之史；曰纂修之史。时政有纪，起居有注，其纪载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实录云者，左氏体也，正史云者，司马体也。纪其大事，则有玉牒；书其盛美，则有圣政；总其枢辖，则有会要。其曰日历，合纪注而编次之也；其曰宝训，于实录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其为书也详，其为职也重。 如章氏所言，宋代的修史制度异常完备，取材网罗宏富，诸如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宝训、圣政、玉牒以及帝王文集（御制集）等，皆成为两宋史料之重要来源。若要具体考索《宋史》诸列传来源，则须对宋代日历、实录等的修纂有一大体认识，而其中与诸传编纂关系最为切要者又为日历。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曾点出宋代史学所以精确的关键： 近世论史者，谓莫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史官撰日历。日历之设，其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法。而起居注亦专以甲子起例。盖记事之法无踰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必诸司关白。如诏告制令，则三省必录，兵极边事，枢庭必报，百官之拜罢，刑赏之与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必随日以录。又虑其出于吏牍，未免讹谬，或一日之差，则后难考定，一事之失，则后难增补，此欧阳子所以虑日历或至遗失，奏请岁终监修，宰相点检，修纂官日所录事，有隳官失职者罚之，其于日历慎重如此。日历不至遗失，则后日会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 其尤值注目者，曰“后日会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南宋馆阁录》中收有现今仅存日历修纂式例，对日历之修纂形式及收纳范围论述最为清楚。录如下： “修日历式”。旧式，少监程俱定。绍兴三十年四月，少监陈之渊、著作佐郎张震复上《建炎以后日历格》。至干道间，著作佐郎郑伯熊以新、旧格参立。 排甲子，节假，祭祀，忌日，御殿，后殿云“御后殿”，前殿云“常朝”，不坐云“不视朝”。宰执进呈，无节云“三省、枢密院奏事。”臣僚面对，进对奏事，进对则有“召见”、“引见”；本职奏事则有“左右史直前”、“三衙倚杖子”；面对奏事只云“面对。”朝见、辞，任满回，或差出回，或赴行在，皆云“朝见进退”；已有差遣，云“朝辞进对。”引见公事，系推垜子转员军头司。车驾出入，外国进奉，诏书，赦书，群臣上表有所请，唯录首表及第一批答；臣僚章疏并书，妃、主、相、将初拜及迁改录制书，两府出入升降黜录麻词，两制有功过升降录制词，虽监当亦书。文武官有功赏及特改官，官虽卑，因事赏罚者书。转官，文臣宣义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差遣，文官在京职事官，在外监司、参谋参议官、知通以上；武臣总管、路分、州钤辖，一路都、监、将、副。诸军升改，虽官小，任京局并带阁职亦书。诏书奖谕，诸司奏请改更条法关治体者书。臣僚薨卒行状事迹，文臣卿、监，武臣刺史以上。没王事者不以官品高下悉书。致仕，文臣朝奉郎，武臣大夫以上。封赠，录子孙，赐章服，宗室赐名，讲书，祥异，年终户口，大辟。 “修日历式”中既明言“臣僚薨卒行状事迹文臣卿、监，武臣刺史以上。”皆在日历收纳范围内，则有关李全一生行实之资料也自当包罗于内。李全初授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嘉定十二年（1219）三月经化陂湖大捷后进达州刺史，六月又因劝张林附表奉十二州版籍有功，升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嘉定十四年（1221）进承宣使，嘉定十五年（1222）加全招信军（疑昭信军）节度。从李全的身份地位和历官来看，都符合收录于日历的标准。 由于宋朝的日历、国史等所据材料主要来自于官私两方面。因此重点考察私家著述进入官修史书这一层面，对于理解《宋史》李全本传的史料来源很有帮助。无论是在日历的修纂，还是在据日历而修成的实录上，宋人都非常注重私家史料的搜集采纳。咸淳四年（1268），臣僚奏言： 顷者恭覩玉音，搜访理宗皇帝圣朝名臣文行，内有山林、官卑职微而事实可纪，忠义之节显闻于时，隐逸丘园，孝弟之士，事迹灼然者，亦合立传姓名，行下取索行状、墓志、奏议等申者。 据上，知对于理宗朝“合立传姓名”者，朝廷曾动议对民间私史进行搜访。由此而见，不仅在官史初纂的原料采集阶段，就已非常注重吸收私史材料，并且，在元人正式开馆修撰《宋史》时，对私史之搜罗亦不遗余力，所获得的成果也颇为丰硕，故有言曰“独宋故史纪载详备，今史氏势不得尽削，而野史杂记当参证者不可胜数。” 元灭宋之际，获宋史馆材料五千余册。欧阳玄所言“收图书于胜国，辑黼冔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涂，载宋史而归秘府”，此后元修《宋史》之整体框架也赖此而成。赵翼就已指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祗就宋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在这些宋旧史的基础之上，元人为进一步完善材料，仍然做了大量参稽考订的工作。特别是在涉及到南宋中晚期的一些史事人物时，在旧史基础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去搜访和增添新的资料，因此不得不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向下访摭遗闻的活动。 早在元仁宗时，史臣袁桷为纂修《宋史》就曾汇集大量相关资料，并向翰林国史院奏呈《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列大类二十余条，涉及宋代书目已达百余种，可说已初步拟定体例。可惜的是袁桷所列出的百余种书目中多系关北宋时期的材料，于南宋时的材料则多有不足。但是袁桷所倡导的搜访遗书的工作，在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正式开局修纂后由危素等人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并陆续付诸施行。特别是在此前袁桷较为忽略的南宋史料的搜集订补方面用力甚多，成绩最著。 至正三年（1343）国家作辽、金、宋三史，素以非才与修《宋史》。按太祖至徽、钦列传至为赅备，至髙、孝、光、宁四朝史葢蜀人李心传氏所修，其阙漏不可计，心传亦以是论罢。素博考实录中所附传及他野史、文集、郡国志，粗见始终者稍稍补完。既而奉使购求遗书，所过求故家子孙问之，往徃荒忽不知，是以执笔之际为之嗟惋焉。 对于“奉使购求遗书”的过程，危素在《史馆购书目录序》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至正三年诏修辽、金、宋史，遣使旁午，购求遗书，而书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偹数史官，中书复命往河南、江浙、江西。素承命恪共，不遑宁处，谕以皇上仁明，鋭志删述，于是藏书之家稍以其书来献，驿送史馆，既采择其要者书诸册矣。暇日因发故椟，录其目藏焉。其间宋东都盛时所写之书，世无他本者，今亦有之。朝廷之购求，民间之上送，皆至公之心也。素之跋渉山海，心殚力劳，有不足言。后之司筦钥者诚慎守之，不至于散亡可也。有志于稽古者，岂必有所增广其学问云耳。 在诏修《宋史》的过程中，于藏书较富的河南、江浙、江西一带，朝廷曾命史臣前往搜求图书。《宋史》得以在短时间内修成，“朝廷之购求，民间之上送”这一资料汇集的环节至关重要。因此，笔者以为，在宋代修史制度的大背景下，从私史进入官修史书这一层面来考察。刘子澄的《淮东补史》一书，其主体人物的活动地域范围均在搜访遗书之内，且无论是在宋代修纂日历、实录、国史等的史料初步汇集阶段，抑或在之后元诏修《宋史》搜访遗书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进入其材料的搜纳视野，从而成为《宋史》李全本传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 四、结语 官修《宋史》李全本传中的材料，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刘子澄私人所撰的《淮东补史》一书，由于《淮东补史》一书已经亡佚，无法与本传内容进行详细比堪，因而同样应当放置于历史编纂范围内探讨的书写策略和意识方法等问题已很难窥测，但此书基本格局，仍然可以根据周密的记载和传文的对比后略窥规模。简单而言，周密所记的李全条内容与本传记载重合之外的部分，当大部出自刘书内容。 顾炎武曾敏锐指出“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 唐宋以来这一现象已经较为凸显。章学诚继承了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阐发。他说“吾观今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史学衰，而传记多杂出，若东京以降，《先贤》、《蓍旧》诸传，《拾遗》、《搜神》诸记，皆是也。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若唐、宋以还，韩、柳志铭，欧、曾序述，皆是也。负史才者不得当史任，以尽其能事，亦当搜罗旧闻，核其是非，自著一书，以附传记之专家。”章学诚的话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到刘子澄撰述《淮东补史》的执笔动机。从刘子澄自身经历来看，其人“负侠任气”，又 “颇具史才”，且介入南宋晚期政治生活颇深，多次遭到贬黜。按照章学诚的说法，有史才而无史职或史权者，则有多“搜罗旧闻，核其是非，自著一书，以附传记之专家”的传统，从此理解，刘子澄撰述《淮东补史》一书也当有存史、补史的动机存在。刘子澄文集今已不见，而其所撰《淮东补史》一书则成为元人修《宋史》李全本传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了解刘子澄此人留下部分弥足珍贵的材料。
彭锋. 从世俗之言到国史之论：试论《宋史·李全传》的史料来源[J]. 史学史研究, 2016(4):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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