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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商界智慧精选 领导者如果首先把自己变成具备智、勇、仁、强等品质的人，并懂得知人善任，那么在用人、择人时，就更容易发现他人是否具备这些品质，从而更好地利用各自的特长。 南怀瑾先生曾说过，要会做生意，得看《史记·货殖列传》。现在，无数企业家到商学院读MBA、EMBA，但商学院能否培养得出商业领袖？答案恐怕不太乐观，因为商业领袖需要识人、择人，更需要实践的磨砺。当代企业家们在实战之余，也不妨翻翻《货殖列传》，借鉴一下古代成功商人的“商道”。 一、“商祖”白圭：智勇仁强 白圭是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有“商祖”之誉，《货殖列传》记载： 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白圭不太讲究吃喝，也没什么特别的嗜好，穿衣服也不是非得要名牌，和公司的小伙伴们相处融洽，打成一片，一旦看准时机能当机立断。 白圭说：“我做生意就像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姜太公一样深谋远虑，像孙武、吴起用兵那样出神入化，像商鞅那样严格执行各种规范。因此一个人的智慧如果不能根据情况而灵活应变，他的勇气不能在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他的爱心不足以判断何时该付出何时该获取，表面上很强大却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人虽然想跟我学习生意之道，但潜力不够，学也学不会，告诉他也没用。” 所以天下所有人都认为白圭才是做生意的真正鼻祖，白圭如果想做什么是因为他的确有这方面的优势，而不是糊里糊涂去瞎碰运气的。 这里提出了商人的四项品德：智、勇、仁、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商人是否合格的标准，而且是基本标准。因为四项品德具备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学习其他的商业经营技术。 1、智：灵活应变 智就是观察市场，通权时变。在一个组织里，最灵活的人往往拥有最高的权力。因为越灵活，手头的方案、选择就会越多，就越能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就能赢得更多人的拥戴。 有一个人据说算命很准，国王就把他召来见面。国王说：你算算自己什么时候死？国王心想，我要你什么时候死你就得什么时候死，倒要看看你怎么算得准！算命先生说：我比陛下早一天死。国王一听大吃一惊：万一他说的是真的，我今天把他处死，明天我也完了。于是下令从国库里拨出专款，务必确保算命先生健康、长寿。 算命先生的“智”，是把自己的利害和国王捆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做生意也应该如此，这样别人巴不得你成功，因为你成功了，他也就成功了；你失败了，对方也完了。 要灵活应变，需要把握好变与不变。不变不行，但也不能乱变。就像《易经》的易有三层意思：变易、不易、简易。其实在变化的背后，有不变的东西。比如，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家目的不能随便变，但管理手段可以变；做人不能随便变，做事的方式可以变。 2、勇：付诸行动 勇就是决断，付诸行动。对于商人来说，关键时刻，往往一念之差，出入甚大。所以，是否敢拍板定夺，决定着一笔生意的成败。 很多企业家不具备“勇”的素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想明白了，理智告诉自己是安全的，但本能上感觉害怕，不敢付诸行动。就像高空跨断桥、走玻璃地面一样，看到下面就感觉胆寒不敢迈步；二是想得比较明白，但尚未绝对明白，怕失败了承担风险。 三思而后行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想得差不多就可以行动了”。有人问孔子：三思而后行如何？孔子说：“再，斯可矣！”多想也是无益，还不如付诸行动。归根结底，之所以不敢行动，也是因为把外界的成败得失看得太重。如果把内在的成长作为成功的终极衡量标准，无论成败，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说都是成长的过程。 3、仁：平衡取舍 仁，即有所为，有所不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是彼此交换金钱、物质、情感、信息的过程。人心总希望保持某种动态的平衡：付出多了，就想得到；得到多了，就想付出。 要想建立持久健康的合作关系，企业家需要在付出与获得之间达到平衡。可以在付出的时候不指望别人回报，但要理解有回报，资源才能共享，合作才能持续；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予以帮助，能使彼此愉悦，使关系持久。 4、强：有所坚守 强，讲的是商人的心理素质。智、勇、仁可以分别和现代流行的智商、逆境商、情商相对应，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进一步指出，还得有“强”：要“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在忙于前线征战攻城略地之时，不能背后受敌、后院失火，比如失去了领导、同事的支持、家庭的温暖，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因此，企业家得有所坚守，守住最后的底线。不论眼下的局势如何变化不定，守定了自己的宗旨，事情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二、陶朱公范蠡：择人而任时 另一个值得学习的古代商人是陶朱公范蠡。纵观范蠡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拿得起，放得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他是拿得起的，不做官则已，一做做成了宰相；他也是放得下的，不辞职则已，一辞什么也不要。二是金钱，他是拿得起的，不做生意则已，一做做成了首富；他也是放得下的，不散则已，一散全散光。三是亲情，他是拿得起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照应好一家老小；他也是放得下的，搞不定的时候，儿子死了还能笑得出来。《货殖列传》记载：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这段文字的大致意思是：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非常感慨地说，计然(一位道家高人，范蠡拜他为师)传授了灭掉吴国的七大策略，越国仅仅用了五大策略就把吴国给灭了。既然这一套学问可以用来治理国家，那么同样可以用来治理小家。后来范蠡向勾践提出辞呈，变名易姓到了山东定陶县，改姓朱，人称陶朱公。当时定陶万商云集，有更多的创业机会。于是范蠡融了一笔资金，买了一套房子，扎下根来，准备长期发展。范蠡能看准时机、抓住时机，而不苛求于人。“故善治生者”，所以善于做生意的人，“能择人而任时”，择人，就是善于识别人才，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任时，就是能够发现机会、把握机会。这也是商业的本质。 关于择人的重要，有位搞投资的朋友说，要不要投资一个项目，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通过理性的计算获得，但负责这个项目的团队能否团结一致把项目做出来就不好说了。如果CEO和CTO关系搞不好，一闹就是两三年，CEO有市场，CTO有技术，两人PK，你到底留下谁抛弃谁？ 由于“能择人而任时”，范蠡成为了当时的天下首富。但他也有过用人不当的惨痛教训。 朱公定居于陶，有三个儿子。朱公的二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朱公于是装了黄金千镒，嘱咐他的小儿子前去营救。大儿子听说后以死相逼要求自己去。朱公只得改派大儿子去，并写了一封信给旧好庄生。 老大带上父亲的亲笔信和贵重礼物到达目的地找到庄生，庄生说，这事就交给我，您赶紧离开此地。庄生第二天上朝，对国君说，我昨天夜观天象，发现对我们国家非常不利，必须得大赦天下。国君于是启动了大赦天下的程序。 但范蠡的大儿子并未离开这个国家，听到大赦天下的消息后，他心想，既然是大赦天下，也不是专门为我弟弟的，那这钱花得有点冤枉，于是去找庄生把钱拿走了。然后庄生就不干了：既然如此对我不仁，就别怪我对你不义了！ 第二天上朝，庄生对国君说，昨晚微臣经过街上，发现很多人议论纷纷，都说大赦天下不是为百姓，而是为了某个陶朱公的二儿子。国君大为震怒，问该当如何？庄生说，好办，先把陶朱公的儿子砍了，然后再大赦天下。于是范蠡的大儿子只能带着弟弟的尸首和一千两黄金回家了。 以陶朱公传奇一生的经历，应该能对长子的行事态度有足够的估计，不然就不会径求三儿子去办，只是长子以死相逼，他也奈何不得。当然，派大儿子去，可以认为是用错人，但换个角度，这或许是他当时能够想到的最佳方案了。 善于用人的领导者，总是针对人的领域特长安排适宜的工作，分派适合的任务，以发挥其长处。范蠡夫妇生下老大的时候，处于事业起步，大儿子看父母挣钱艰辛，心疼父母，所以把钱看得很重；养老三的时候，家境已经很有改观，老三整天花钱如流水，根本就无所谓。所以，派老三去，把礼物送掉事情交代好，即可，而老大眼看花掉大笔金银，实在无法释怀。 本来，节约是优点，但用错地方就成了缺点；浪费本来是缺点，用对地方就成了优点。世上本无优、缺点，只有特点，用对就是优点，用错则成缺点，聪明人能用人所长，高明的人能用人所短。 企业家或者管理者为什么要具备“智、勇、仁、强”这些素质？AMO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业绩(performance)取决于此人的能力(ability)、意愿(motivation)、机会(opportunity)。能做、想做、有机会做，就能把事情做出来。同理，领导者如果首先把自己变成具备智、勇、仁、强等品质的人，并懂得知人善任，那么在用人、择人时，就更容易发现他人是否具备这些品质，从而更好地利用各自的特长。就像米开朗基罗雕塑出了大卫雕像，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我走近一块石头，看到大卫在里面，我把多余的石头去掉，大卫就出来了。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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