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楷书的艺术特色

 　　[摘要]唐代是我国楷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统治者大力提倡，朝廷以书取仕、重视书法教育等历史条件下，初唐沿袭“二王”遗风，形成了以欧阳询、褚遂良为代表的崇尚瘦硬的楷书风格。中唐之后则大胆创新、别开生面，形成了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的崇尚肥劲的楷书风格，充分体现了“唐人尚法”的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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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唐代；楷书；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J2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90—02
　　唐代历时289年，其间书家辈出、流派纷呈，由于帝王提倡以书取仕，于朝廷设立“弘文馆”，不论文武官员，凡列五品以上者皆可到弘文馆内学书，于是学书之风蔚然，特别是楷书，达到了鼎盛时期。法度森严的楷法构成了唐代书风的时代特色，上承汉魏六朝，下启宋元明清，千百年来的众多书家，莫不取法唐人，可以说唐代是我国楷书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楷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初唐沿袭“二王”遗风，崇尚瘦硬；中唐则别开生面，崇尚肥劲。就结构而言，大致亦可分为两大类：一即斜画紧结，一即平画宽结。从总体上说，唐人楷书尽管风格不一，但皆法度严谨、结字端庄，有匀称、协调、和谐之美，“唐人尚法”正体现出这一时代风貌。在初唐书家中，欧阳询、褚遂良是最具代表的著名书家。
　　欧阳询（557～641），初唐四家之一，字信本，湖南临湘人。其书初学王羲之，后又汲取了六朝碑版墓志方劲峻利的笔意而自创风格，他的楷书险劲刻厉、清峻秀健。相传，欧阳询书八体尽能，尤精篆隶，得方圆之妙，因取法高古，流溢为楷书自然骨气洞达，点画工妙，又因其博采众长，故其楷书结构秾纤得度、意态精密，卓然成一代大家。从总体上说，欧阳询的楷书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点画以方笔为主，铁画银钩，刚劲有力，有“森森然若武库之戈戟”之誉。但世人只知其方，而不知其用笔圆，谓其写得棱角分明、锋芒毕露，此实误解。郭宗昌《金石史》谓：“人知信本变晋法，不知结体用笔多从古隶中出。”其书法之中截极其浑厚，而其钩趯折角处刚而有韵致。二是其结构险峻严密、横势用仰、纵势用背，属于斜画紧结一路。王文治《快雨堂题跋》谓：“欧阳以险绝为平，以奇极为正。”欧阳询的楷书看似奇，其实正，貌似方，其实圆。他流传下来的楷书作品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君碑》、《化度寺碑》、《虞恭公碑》。
　　《九成宫醴泉铭》因是奉勅所书，所以写得特别严谨，一笔不苟，点画工妙，沉劲入骨，结字秾纤得度、意态精密。王澍《竹云题跋》评此碑曰：“率更风骨内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润，风韵绝人，自右军来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醴泉》乃其奉诏所作，尤是绝用意书。”
　　欧体以瘦劲险绝为主，《皇甫君碑》在欧书诸碑中最具此特色，已脱尽“二王”面目而独具风貌。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载：“其笔带有汉人分法，是率更得意书，王元美云：‘比之诸碑，尤为险劲。’”清杨守敬《学书迩言》云：“欧书《皇甫君碑》最为险劲，张怀瓘《书断》称其森焉如武库矛戟，此等是也。”清翁方纲更是竭力推重此碑：“是学唐楷者第一必由之先路，若不从此入手，则间架结构何由而入《九成》、《化度》乎？”
　　元赵孟頫跋：“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化度》又其最善者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记：“赵子固以欧阳率更《化度》、《醴泉》为楷法第一，虽不敢为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化度寺碑》特点为点画似方而实圆、结构似正而实险。
　　杨守敬谓：“《虞恭公碑》为最晚年之作，平正婉和。”此碑已脱离欧体所具有的凝重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
　　褚遂良（596～658），初唐四家之一，字登善，杭州钱塘人。其书初学虞世南，后又上朔“二王”及汉隶，楷书自成家法，点画遒劲瘦铄，结字清远萧散，微杂隶意，古雅绝俗。张怀瓘《书断》评曰：“遂良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媚趣，若瑶台青锁、窗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琦。”言其用笔清雅婉逸也。《唐人书评》谓：“褚遂良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褚遂良传世楷书作品亦各具风貌，如《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
　　书写《伊阙佛龛碑》时期，褚遂良风格与其晚年所书迥异，王世贞《跋孟法师碑》曰：“褚公以贞观十六年书时尚刻意信本而微参以分隶法，最为端雅，饶有古意。”因以方笔为主，兼有欧、虞之胜，并将隶书画平竖直的体势融入其楷法之中，显得古雅绝俗，细观此碑雍容自如，用笔清劲，结字宽博，平正之中寓有变化，看似拙，其实巧，十分大气。
　　褚遂良写《孟法师碑》时正刻意于欧阳询楷法，故其点画方峻遒劲，体势端严庄重，用笔时杂参分隶遗意，古趣盎然。王文治评此册曰：“古趣幽光洋溢楮墨之上，而结字之朴拙，用笔之沉挚，全从秦篆汉隶而来，迥异寻常蹊径。”吴宽谓：“书家谓作真书能寓篆隶法则高古。”
　　比较《房玄龄碑》与褚氏的其他书迹则不难发现，褚书始终充满着一种变化的生命力度，该碑书法与《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已大不相同，在技艺和风格上更接近于后来的《雁塔圣教序》。此碑可以说是褚遂良变法的里程碑，而变法的契机源于王羲之书法的影响。
　　《雁塔圣教序》用笔清腴温润、流丽婉畅，有行书笔意，是典型的褚楷风格，特别是其点画，看似柔，其实刚，貌似瘦，其实腴。正如王世贞谓：“评书者谓河南如瑶台婵娟，不胜罗绮，第状其美丽之态耳，不知其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虽外拓取姿，而中擫有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度森严的楷书作为学书的基础有其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流传下来的唐人楷书以碑刻居多，书家真迹一经刻工凿刀斜入则笔意全失，用笔的质感、墨色的变化、笔势的往来和运笔的节奏等微妙细腻之处是碑刻所无法表现的，故历代书论都倡导重视墨迹，并提出“间架结构可学碑刻，用笔非真迹不可”的见解。
　　唐开元以后，字渐丰腴，初唐沿袭“二王”之风为之一转，提倡“骨劲而气猛，肉丰而力沉”之美，于是纳古法于新意之中，出新法于古意之外，别开生面，这种审美观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书风上，也体现在佛像雕塑的造型上。如果说初唐书风仍受“二王”影响的话，则中唐时期更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大胆革新而独创风格，出现了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的著名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