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社会动乱。在从明天启元年（1621）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的60年间，四川社会陷入严重的冲突、对立与危机的状态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叛乱频仍不断，揭开四川迭遭兵祸的序幕；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反抗明朝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最终颠覆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明清易代之际，各种势力交相争斗，犬牙交错，四川社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演变，使得四川历史继宋元战争后，又一次跌进万劫莫复的深渊中。 战场中的清军部队。 明清易代背景下的集体失忆 生活在这一背景下的四川姓氏家族，大多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乃至死里逃生的岁月。及至清初生活安定下来，有条件记录下这段难忘经历的人们，无不对往昔的苦难遭遇感叹唏嘘，恍若隔世。 然而，每当提及自己祖先的来历时，又往往缺乏清晰的记忆。“用进废退”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法则。生活中充满活力的文化通常被珍惜，而经常不用的文化则难免消失。 明清战争。 史上大多数极端时代——“黑暗时代”恰好为奥秘的“集体失忆”布置了舞台。这是因为，这一时代不仅使人的生命朝不保夕，陷入危机，而且更使传承文化的机制出现断裂。明清易代中巴蜀社会中的集体失忆现象就是在这一历史场景中发生的。 早在明代中后期，巴蜀社会中的湖广居民对祖籍记忆早已模糊，经过明清易代社会巨变后，人们又大多失去了传承记忆的主要载体——族谱。 资阳《徐氏支谱》。 重庆涪陵《徐氏家谱》所称：“明清交际，世运否极。由楚达蜀，道途遥遥，仓皇奔走，或彼时未暇携谱，或携谱而失于中途，亦乱世人民之常识。”明代所修谱牒的散佚，使得清代后人无法考证明代祖先的往事，于是，对自己祖籍的记忆，只能从清代记起，而对明代以前祖籍则只能依靠模糊的口头传承记忆。 明清易代所造成的社会集体失忆，为清初苟全归里的湖广姓氏后裔恢复和建构记忆创造了条件。由于麻城孝感乡作为明代社会公共资源的效应，在清初持续发酵，祖籍记忆因此得以沿袭传承。 明清战争。 许多从外地返籍回到四川的明代土著居民，在入籍时，大多选择孝感乡作为祖籍，努力为自己贴上“旧家”的标签。当然，在清初宣称祖籍为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明初迁入的“孝感之民”，但却有不少家族是在依据并不可靠，甚至仅凭传闻的情况下，而将自己定义为“旧家”的。 清初湖广移民祖籍意识的淡漠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出现了“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的状况。为尽快改变这一地区的面貌，清政府决定招民实川。在清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参与重建四川经济与社会的移民，来自10余省，使得四川人口和社会呈现出“五方杂处”的局面。 根据学者研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截止于乾隆41年（1776），当时四川实际人口数约为1000万，其中土著占总人口的38％，移民占总人口的62％。在移民人口中，湖广（包括省籍为湖广、湖北、湖南）移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5.57%。 清初席卷全川的移民浪潮，极大地改变了巴蜀的人口结构。新来的移民在户籍登记上与土著有着明显区分。例如，在巴中，他们就分别以“红”、“黑”两种户籍簿来区分。凡明迁入巴中者，进“黑册”，凡清迁入巴中者，进“红册”。 清初移民在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的生活场景。 清初以来最先迁入的湖广移民，凭借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元明以来湖广文化因素的融入铺垫，使得他们在迁居四川后，较少隔膜，故能很快地实现了由“他乡”变为“故乡”的转变。其结果必然使得他们较早地割断了与原乡的联系，迅速成为了“无根”的移民。 这集中表现在湖广移民祖先意识的淡漠上。嘉靖年间，王世贞在《顾氏祠堂记》中指出：“楚俗号称朴啬，其民淫于外鬼而略于先。”表明楚人不大重视对于祖先的祭祀，是有其文化传统习惯的。这种原乡意识淡薄的习惯，必然影响清初以来迁居巴蜀的湖广移民。以至有的移民后裔对于原籍宗族及谱系一片茫然。如有人称：“吾楚迁渝者，询其原州县，或多茫然，否则统举以应。” 王世贞画像。 湖广移民的这种淡漠的谱系意识，正好与明末清初四川民间谱牒散佚较为严重，整个社会陷入集体失忆的背景相呼应。一当社会安定下来，这部分湖广移民也会像四川土著一样，需要找寻到一个合法而又合理的前朝祖先。 于是，一时间虚拟或杜撰祖籍记忆就显现了价值。这样的社会背景，也为明代以来出现的孝感乡移民传说的继续流传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国孝感乡传说的泛化 清末民国时期“孝感乡”才被作为移民祖籍大量出现，或者换句话说，“孝感乡”是在清末民国而非清初时代被四川民众所认同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孝感乡”成为“湖广填四川”之“湖广”的代名词，最终被川内民众认同为一种象征祖籍的家园符号。 孝感乡成为象征祖籍的家园符号。 孝感乡移民传说在此一时期不断泛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清代以来，随着移民定居，巴蜀农业逐渐复苏，商业手工业也渐趋发达，尤其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变，使长途贸易得以实现。 至清代中期后，四川社会内部以移民为主体的工商贸易市场逐渐形成。经过百余年的稳定发展，四川水路交通通畅，建立在便利交通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逐渐发达，从事于长距离运输的移民家族渐趋增多。随着商贸活动的渐趋开展，各省移民逐渐离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藩篱，走上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麻城市重新打造的孝感乡。 同样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地的移民也是在参与这一活动中，用自己的步伐走遍巴山蜀水，也把“麻城孝感乡”带到了巴蜀的每一个角落，使之得到了更广范围的流传和认知。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速，尤其是晚清以降，面对亡国灭种的艰难困境，在现实威胁与西学参照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进行了重构国人对国族历史、国学的新认知。 在建构国族过程中，如何看待中国数千年传统历史文化，如何解读这一丰富文化遗产在建构国族过程中的作用。1905年清政府学务大臣奏准通过的《乡土志例目》，规定各县编纂乡土教材，在体例上除了沿袭传统志书范式外，尤其注重对乡土文献的搜集整理，着重对于各地姓氏、祖籍来源、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从而使得大量本地姓氏来源引入志书。 河北平山县编修的乡土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志对于各地境内人口来源的调查从多方面促成了“孝感乡”在民国时期文本中的大量记载。 首先，前所未有的细致调查和广泛收集资料让很多散落于民间的史料得以记入史志。 其次，这个活动本身在民间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甚至是修撰者对于孝感乡现象的质疑也从另一侧面推动着原本具有一定流传范围的“麻城孝感乡”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一潜在的祖籍认同对象随之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最后，这种得到官方认可的追溯祖籍活动对那些遗忘了入川前原籍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促使他们将潜在的祖籍认同对象——“麻城孝感乡”认可为自己的祖籍地。 于是，就在普通百姓间不断的流传中、在追溯祖籍者的接纳中、在文人学者的质疑中、在官方调查的推动中，“麻城孝感乡”被作为一种满足上述所有人所有需求的一种符号拣选出来、沉淀下来。
麻城市打造的古孝感乡都度假生态旅游度假村。 同乡移居传说泛化的形式 伴随着孝感乡移民传说的普及和泛化，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祖籍地定义为“麻城孝感乡”。在清代和民国年间，不仅成为一般姓氏家族将“麻城孝感乡“书写为祖籍地，甚至某些地区还笼统地将“麻城孝感乡”作为湖广的代名词。 以下就是我们根据所搜集的有关麻城孝感乡祖籍地的史料文本，对移民传说泛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所做的区辨和归纳：
（一）事实上的祖籍地 结合民间流行的族谱资料可以证实，有不少家族所载的祖籍地就是元末明初以来迁入的。 （二）重新定义的祖籍地 有些家族虽然是移民迁入的，来自明代湖广麻城，属于事实上的祖籍地。但清初以来在将祖籍重新定义为“旧家”的过程中，却有不断更改入川时间和祖籍来源地者。
《陈氏族谱》中记载从麻城孝感乡入川的信息（红框文字）。 （三）记忆中的祖籍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族谱将“麻城孝感乡”记录为祖籍地，史料涉及的地区也不再限于川东、川南地区，甚至川北的汶川都出现了祖籍“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家族。 根据记忆而产生的祖籍地，又可分为两类：（1）与史实明显不符或家族历史不可考的“祖籍地”。（2）有待证实的记忆中的祖籍地。
麻城祭祖。 （四）嫁接的祖籍地 这类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地，多是通过地名的嫁接而来的，有着明显的粘贴痕迹。 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永州”、“零陵”也可以说是一地二名，都有悠久历史。无论永州零陵的建制如何变迁，境内无孝感乡是毫无疑义的。
（五）虚冒的祖籍地 清初以来，在大量本地土著归籍麻城孝感乡潮流的冲击下，一些势单力薄、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 （六）从众附会的祖籍地 在宣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也不乏从众附会者。由于移民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转辗迁移，由于年代久远，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因此从众附会也就在所难免。
（七）泛化的祖籍地 至民国时期，“孝感乡”已经不再是某一家族记录于族谱的祖籍地而成为一县甚至是多县众多移民后裔的祖籍地。 同乡移居传说版本的定型 早在明代有关孝感乡的传说雏形已经出现，但那是仅仅是一个与祖籍记忆有关的说法而已，尚未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版本。及至明清易代中巴蜀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事变中的人物传奇、曲折复杂的经历加入其中，为这一传说增添了新的故事元素。孝感乡移民传说因此充实丰富起来，这就为传说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张献忠塑像。 与国内其他几个著名的移民传说一样，孝感乡移民传说也有传奇的故事相伴随，就是“张献忠剿四川”故事的植入。故事的模本内容大多是为在叙述祖先迁川背景，而将其移民因缘与“八大王剿四川”联系在一起，进而追溯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 自元末明初肇始而于明末雏形初具的麻城孝感移民传说，遇清初战乱而重新改头换面，至清末民国而成泛化之势。历经几百年的口笔相传，麻城孝感已然从一个事实上的祖籍地名演变成为一个湖广填川移民后裔记忆中代表祖籍的一个象征、一种符号。以至于当你询问一个四川人祖籍时他们常常会毫不犹豫的回答——麻城孝感。
在清代以至民国的历史演变中，“孝感乡”作为一个祖籍地，已不完全是与元明湖广移民背景有关系的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迁川始发地，它在事实上已变成为与各自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一个象征家园的符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