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子俊

接到圣旨

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春，余子俊带着四名长随小校从浙江杭州出发，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赶赴陕西延绥地区。他刚接到宪宗皇帝朱见深的圣旨，由浙江布政使改任右副都御史、延绥巡抚，即由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改任临时替皇上办差的一方总督；由歌舞升平、富甲天下的西子湖畔远徙穷乡僻壤、兵机四伏的河套孤城。然而，这是余子俊向往的使命，也是余子俊心仪的去处，他梦寐以求慷慨赴戎机，到这一带修筑一座名副其实的长城，一座足以抵御蒙古族入侵的壁立长城。他辞掉官船，谢绝管待，戎衣仗剑，一马当先，仅用二十几天，呼啸着把原本三四个月才能走完的水陆官道抛在身后，直奔上苍特意为他备就的那份苦涩的露天大宴。

拉开大幕

《雍正·应城县志》载：“余子俊，字士英，本邑世族”，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本邑出生”，后随外出做官的父亲徙四川青神籍“。明·景泰二年（1451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明史·余子俊传》说他”在部十年，以廉干称出“。成化初，调任西安知府。当时，西安水患深重，余子俊引领民众，开渠引水，解除水患。当地民众称这条渠为”余公渠“。余子俊以治理水患之功，升为陕西右参政，一年后又擢右布政使。成化六年（1470年）转左布政使，调浙江。半年后，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今延安市及绥德等陕北地区）。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因为廉洁而能干，从地方到中央，一口气干了四十三年。

明朝自宣德年后，已经退居荒漠的蒙古贵族势力日渐坐大，蒙古贵族军经常越过黄河骚扰山陕乃至河北地区。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竟发生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亲征中被蒙古瓦剌军俘虏。以后二十多年内，蒙古人大批进入河套地区，长期扎驻，给明朝北部边防造成巨大威胁。明·成化六年（1470年），余子俊曾以陕西右布政使的身份巡视过陕西边防，他沿途寻找建于隋朝的土筑长城，除了零星土丘，隋长城荡然无存，于是恨恨地对边将王锐说，一定要”沿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可是因朝廷要员反对而作罢。莅任不久，余子俊即上疏：”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主张”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余子俊生怕筑长城带来重赋税、广徭役的恶果，明确进言，”役山西、陕西丁夫五万，量给口粮，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八月兴工，九月终止，工役未毕，则待来年。“开出的单子是用两省五万壮丁两月时间基本完工。兵部尚书白圭却不以为然，他对宪宗皇帝说，这个办法虽好，但陕西民众困蔽，难以加重劳役，况且这一带外族兵民众多，我军兵力不足，还哪里能调壮丁筑城。修筑长城之事就这样搁置下来。成化八年秋天，余子俊冒着藐视当朝、忤逆圣意的风险再次上疏：”欲于明年摘取陕西运粮军民五万，免徭给粮，备加优恤，急乘春夏之交，虏马疲弱不能入寇之时，相度山界，铲削如墙。“他抓住朝廷吝啬粮饷的小肚鸡肠，特别强调，如果蒙古人不渡河北去，朝廷的各项边防耗费将无有终止，因此，修筑长城，势在必然。余子俊不愧头脑清醒的谋家、处事周全的干臣，他拟的是一条以”运输兵“为主力”专班作业“的路子，打的是敌疲我兴的时间差，用的是以兵养兵的保障体系，规划的却是用最小代价修筑最坚固城墙的方案，看你宪宗皇帝准允还是不准。就在白圭以”虏已近边，难于兴作“，继续作梗之时，明朝军队于成化九年（1473年）十月取得了”红盐池捣巢“之胜，十一月又取得”韦州之捷“，蒙古贵族军满都鲁、孛罗忽等受到重创，相继渡河北去，边境一时安宁。宪宗于是下令：”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明史·兵志》）。消息传来，余子俊仰天长啸。《明史·余子俊传》用了这么一句话：”子俊得一意兴役“，他亲手拉开了明朝几次大修长城的历史性大幕。

兴工修筑

余子俊修筑延绥长城兴工时间当在明·成化十年（1474年）三月，而踏勘设计及前期施工应当于当年春节以后。《明史·兵志》记载，延绥长城全长一千二百余里，东起清水营紫城寨黄河西岸，即今陕西府谷县麻镇，西止于定边营，即今陕西定边县和宁夏盐池县交界的长城线上，现今实际测量也有近一千二百里。（《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闰6月，余子俊征军役四万人筑清水营至花马池段长城，共一千七百七十里。）沿线设守护壕墙崖砦819座，守护壕墙小墩78座，边墩15座，还设了12座具有大型烽火台功能的城堡。在延绥镇一线，余子俊将长城设计为”大边墙“和”二边墙“南北两道城墙，即”大边“和”二边“。所谓”二边墙“被余子俊称为”夹道“，为”大边“南边的一条十分险峻的壕堑。当朝有一位叫杨一清的官员考察后曾上疏说，边墙、壕堑都是余子俊修浚完固的，”北虏知不能侵犯，遂不入套者二十余年“。《明史·兵记》记述了余子俊督建黄甫川至定边营的过程。当地山险壑深，余子俊以岩洞为室，办公和眠寝只在石板之上。平日仅吃士卒用藤篓从山下背来的粗粮。余子俊巡视工地日行数十里，随身仅携一皮囊水袋，口渴时经常含一口水久久不咽。现代有学者认为因缺水，连最高长官都舍不得痛饮一口清水。我以为，当地天气奇寒，囊中之水早已成为冰水，含在口中预热后咽下似乎合于常理。在有关余子俊修筑长城的众多而又繁杂的资料中，一份余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十分难得：”士无寒衣苦寒特甚，特请运胖袄鞋袴各二万五千一百余付，分给优恤，诏从其请，如数给之。“因苦寒特甚特地索取宽大的胖袄，可见余子俊感同身受地面对着冰天雪地。有了胖袄，随身所带单衣夹裤可全都裹在身上，甚至还可塞进硬邦邦的老山羊皮或臭哄哄的乱驼毛团。尤其夜晚以胖袄当被，不至命丧五更之寒。长官如此仁爱，当局这般躬亲，将士敢不用命，长城何愁不立。据说现存延安宝塔山烽火台建成后，余子俊登山巡视俯看延河时，山坡上数千军民一齐高呼：巡抚劳苦功高！场面感人。全长1200里的延绥长城，在余子俊苦心孤诣的运筹和呕心沥血的操持下，”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明史·余子俊传》）。工程告竣，余子俊即于当年闰六月上书朝廷”因母老乞归“，宪宗”慰留不许“。从踏勘设计到工程竣工，半年下来，余子俊已心力交瘁。他太疲惫了，真想回到家里长卧十天半月；他太紧张了，根本不奢望皇帝封赏，只盼着找个安静之处松弛片刻。从当年延绥长城的设计方案看，长城”址广一丈，其高丈八尺，上积垒石，墩下各筑小堡，可容官军护守“，乘上现今实测全长1200里，其砖石方量明显可知，工程量之大也计算可得。以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四万兵卒，三月时间完成如此巨大险峻的工程，实为中国建筑史上一大奇迹。

死不改悔

余子俊筑建这道长城的作用，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有一次突出的体现。这年六月，蒙古军再次入掠延绥河西清水营一线，明朝在前方监督军务的太监汪直和前敌统帅总兵王越的调兵抵御下，大获全胜。宜府游击将军、都指挥使刘宁败敌于塔尔山，”生擒四人，斩首六百级“；参将、都指挥同知支玉，右副都御史何乔新等败敌于天梁，”斩首七十七级“；千户白道山等败敌于木瓜园，”斩首十五级“；延绥总兵、署都督同知许宁等败敌于三里塔，”生擒二人，斩首百一十九级“；大同参将周玺等”斩首三十级“。其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上述战绩，是因为这是多年来，明军少有的一次大胜仗。究其原因，亦如明史所述，”盖由尚书余子俊铲削边墙，虏人为官军所逐，漫散而不得出路故也然“。长城的屏障作用在这里充分地显现出来，它将入侵之敌的退路阻断，因而明军得以重创蒙古军，使其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敢轻易犯兵，”延绥军民颇得息肩“（《明史·兵志》）。

余子俊真可谓死不改悔”长城痴“。成化十九年（1483年），大捷不久，已经卸任兵部尚书职务的余子俊被朝廷任命为户部尚书。次年，此公即上书朝廷，建议重修黄河东岸至山海关长城，即所谓”宣大长城“，设计一千三百余里，在旧墩一百七十处基础上再增筑四百四十墩，墩高三丈，役八万六千人施工，同时还誓言旦旦，数月内大功告成。结果诽谤之言蜂起，筑城方案遭遇冷落，筑城之人形同罪人。余子俊被改任左都御史，巡抚大同，其实是流放待查。于是各路言官纷纷上书，以余子俊修城墙耗资太多为由弹劾他，”朝中多欲倾倒子俊“。幸得工部侍郎杜谦等人据实上奏，他们说，筑城费用虽然大了一点，但是”筑城用费子俊无私“，就是说他没有贪污工程款项，这样，余子俊才逃过了一场劫难。多年以后，明嘉靖、万历朝重修了燕京辽东长城，八达岭和居庸关被打点得气势恢宏，辽东长城的厚实和高度远远超过了当年余子俊修筑的延绥长城。然而不数年，即被崛起的女真人扬鞭跨马跃过。研究这段历史，常常让人掩卷叹息。

历史功绩

余子俊筑延绥长城的另一大历史功绩是”徙镇、移民“，兴建了一座西北重镇榆林市。《明史·余子俊传》载：”自子俊徙镇榆林，增卫益兵，拓城置戍，遂为重镇。“即是说，榆林成为重镇，始于余子俊。榆林原本一个小村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接山西大同等镇，西连宁夏、甘肃一线，地处河套襟喉之地。明朝初年，朝廷曾于河套外设立东胜卫，有力地保障了河套及以南地区的安全。但是自英宗以后，由于蒙古人挤压，东胜卫早已失守，延绥长城的修筑使东胜卫不得不内撤，河套地区外失其险，内无支撑，榆林新镇便呼之欲出。余子俊决非”唯城墙主义者“，他深知，长城不过御敌的工具，少了人脉和士气，不过一堆残砖弃石。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他精心设计将榆林的营堡修得”尤为壮丽“，并相机开展移民，还着手引快滩河之水，环镇堡之城，解决了当地人畜饮水问题，同时得水浇地数千亩，令军民屯种，当年就收了六百多万石粮食。这么多粮食如果从西安运往前线，没有二万人（畜）断不可能。人们不能不信服余子俊当时在奏疏中所说的话。筑长城告功以后，余子俊当即让部分士卒驻扎榆林，屯田自养，官田很快增至三万亩。以后，余子俊两次上奏朝廷，以榆林边境地区防卫压力过重为由，请求增设榆林卫，宪宗皇帝批准了余子俊的奏疏。从成化九年（1473年）开始，余子俊即在榆林村筑城置榆林卫，最先有五处千户以上的居民移民，”俱在卫城内“。这就是说，他一次就移民五千户以上居民进入榆林城。置卫伊始，榆林城的规模就相当大了，待人丁兴旺，余子俊又果断将延绥衙署从绥德徙至榆林，接着依城堡的聚散分别将七个镇村升格为县或镇级行政单位，辖于榆林卫，完成了榆林新城的设置工作。

一位生于应城，官职不过延绥巡抚的封建官员，凭着睿智和胆识，仅用二、三年时间在陕北高原上撒豆成兵一样建起一座城市，余子俊可谓榆林之父，余子俊也是应城的骄傲。余子俊及其延绥长城和榆林新城成为当地一门学科。

余祥，四川青神人，余子俊之父，其先湖北京山县人，元末入川，余祥永乐间进士（查永乐间并无进士余祥者），官户部郎中，历官廉介，笃于故旧，奔父丧，负一箧过眉，人饮以酒，即于箧旁沥地者三，主人讶之，曰：“此吾友骸骨，吾负归，欲葬其乡耳。”其好义如此，后以子俊贵，赠都御史。《康熙四川总志·人物》，墓在青神县西四十里钟家坎。

《山西阳城县志》：余祥，湖广京山人，建文元年（1399年）任山西阳城县教谕。大约永乐七年（1409年离任）。

○兵部尚书余肃敏公子俊传（1428-1489） 　　丘濬 撰（（1418～1495年），字仲深，号号深庵、玉峰、出生在海南岛琼山，别号海山老人，琼山府城镇下田村（又名朱桔里，今名金花村）人是我国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15世纪的杰出学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明弘治朝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海瑞被誉为“海南双壁”。） 　　公姓余氏，讳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为户部郎中。 　　公生十岁而孤，自幼有大志，迥异常儿，见者伟其不凡，稍长从吴廉宪中受《诗经》，中景泰辛未（1451年）进士第，授户部江西司主事，升福建司员外郎，在部属中独开敏精厉，尝有两势家争田，久未决，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与相争者姓同，执为其家故产，公曰：“然则张家湾尽张家产耶？”卒直之，一时能名闻诸上下，部有难理事，辄以委公。 　　天顺庚辰（1460年），出知西安府，府居，会府下公务丛委，讼谍纷纭，三边之事咸萃於兹，而使车过往无虑日，公处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为关中七府之冠。　赐玺书旌异，岁丙戌（1466年），擢陕西右参政，督三边军饷。用兵所需，取给有司，公在军中督属趣办，罔有废缺，是役公经画之助犹多。庚寅（1470年），转淛江左布政使，关中军民皇皇失所倚赖，纔六阅月，会西夏有警，廷议以为公居陕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时虏入黄河套久不出，　朝廷屡遣文武重臣总制□路军马以备之，公具疏言：“陜西有三边：延庆、宁夏、甘肃也。三边之中，延庆於内陆犹近，国初逐出北虏，远遁黄河之外，至正统初，始渡河来犯近边，建议者始请於沿边地立界石，东西二千里，於界石外开创榆林一带营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军积粮以扼虏入寇之路，又於营堡三十里外筑墩台以瞭望，虏闯境即举烟以示警，用是边境久宁。天顺以来，虏知我东西诸边各据险以守，难於窥伺，惟延庆一带地无险阻可以驰突，屡来犯边，掠我边人以为向道，遂知河道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机变，自是虏顾居内，而我列屯守卫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遂至遣将聚兵以为之备，计以近日用兵所费刍粮银钞以万万计，今犹屯宿重兵，未见宁息，将来供给又难计算，臣愚以为，莫若於沿边一带墩台空处筑修边墻，增立呰堡，难非天险，要为有据，况旧界石一带多高山徙崖，间有川口，亦有限数，乞勑沿边将领，各统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统领，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挑堑，延引相接，以为边墻，仍乞勑参副游击等官，领兵於界石之外下营，架礟以为防蔽事。” 　　下诸守将计议，以为虏未出套，未可庀工，虏既出，乃东起清水营之紫城呰，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蔓几二千里，每二三里间为对角敌台，崖砦连比不绝，於其空处筑堵者三横一斜，一如新月状以侦敌避射，凡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两月之间，厥功告成，自是虏寇稀矣。 　　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统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衞官军分戍，而以河南、陕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衞也。成化初，议者尝请於榆林堡立衞，然未就绪。至是公始请以先年陕右清出远年不明军籍及有罪责戍南土者之子孙，免其远戍，就近编伍以实之，且又拓其城，比旧加广，凡军中器用百尔俱备，率范铜铁为之款识以岁月。又择军中子弟之俊秀者，为弟子员奏请建学立师以教之，榆林俗不艺圃，公求种於远，教民种植，自是蔬菓与内陆等，又於界石外开地以为屯田，给军民耕种，得粮十数万石以助经费。自是榆林为重镇，而与宁夏、甘肃鼎立而三矣。虏自後经城下，必啮指相顾，不敢鸣镝向之。

　　癸巳（1473年），公以功转左副都御史，公在延绥首尾六年，说者谓榆林之镇，国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统，然皆草创未备，自时厥後，镇守巡抚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御之具始大备云。

丙申（1476年），以本官移镇关中，有诏命议弭盗安民之策，选将厉兵之方，公乃条上事宜凡七：一曰卫国之计；二曰保民之计；三曰弭盗之计；四曰安民之计；五曰选将之计；六曰守隘之计；七曰善後之计。其所建置皆关中军民切要急务，前人未举者，疏入，皆从之，行之，至今人以为便。是秋，入朝议事，奏免岷、河、洮三衞之民戍南方者一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卢峡并魏王城设平虏镇戎二千户所领之，既归，镇岷州四簇生羌作乱，移兵平之，获首虏四百，岷地险隘，自国初指挥马烨深入其地，至是再见于公，羌人远遁，相戒曰：马帅复来矣！誓不敢叛。捷闻，赐勑奖励。有北虏慑其威声，西戎遭其锉衂之褒。

初，公在西安时，患城中水多苦咸，民以为病，宋时东引龙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成化二年（1466年），又西引潏河之水，自丈八头起修石，石??，以启闭樽节放水二分，至西门十有五里，贯城中以足民用，馀水洩出城，积滞日多，几与城基等，将至坏城，公有意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议，亦如丈八头，闻新渠以洩馀水经汉时故城以达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号曰余公渠。□泾阳县旧有洪日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责健吏凿山开道，溉田千顷，至今永为泰民之利，过者思焉。

丁酉（1477年），召拜兵部尚书，论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赐金玛瑙带，织金麒麟衣一袭，时辽东巡抚大臣依附中贵，请举兵征建州内附女直，诏下兵部议，公以为自古驭夷之道守备为本，建州乃羁縻边卫，　祖宗以来不尽以中国治，治之，既多设官以分其势，又开马市以掣其党，许买牛以结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当然，尔今共酋伏当加等罪状未著，遽欲出师征之。非祖宗备边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别遣重臣往彼节制，相机战守，公之意，葢欲别遣主帅，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计，然而竟不可沮，则复极论其开衅失利之由，贻患边方，欺罔之罪。是时权幸气燄薰灼，公敢与之抗，人皆为公危，既而相继败去，公卒无患。时贵州守将恃有奥援，亦言播州苗贼齎果等出肆刦掠，恐滋後患，乞调湖广、四川军马五万会贵州讨之，公言贼在四川而贵州守将请讨，必有主之者，兴师五万以三月计之，计用军储六万七千五百斛，半年则十有三万五千，而楚蜀山路险阻，不通舟楫，取给负戴必得两倍之数，俟运至天气热而瘴疠作非计也，上是之，乃止。

庚子（1480年），丁内艰，服除，即驿召，改户部尚书。癸卯秋（1483年），大同有儆佥议边备久弛，非公莫能振肃之，乃命公节制沿边诸军事。公请兵数万分戍虏入寇要路，守将服公威望，纪律一新，虏闻之引去。寻召还。

甲辰（1484年），以星变上言，大要欲朝廷节财用而无浪费於土木，祷祈重盐法，而无以实数作羡馀以赐权贵，禁夺民利而不许贵幸乞闲田，罢中官俾归给役宫中而无预外事，凡此皆人所难言者，时论快之。三月，上以大同宣府乃国家藩屏，虽有镇守、巡抚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极，必得重臣庶其有济，乃勑公总督两处军务，自总兵以下咸听节制，公即日出居庸，历宣府至云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诚如圣谕，然举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当举者，莫急於修边墻，臣向修於延绥已有成效，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头关，自东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为墩六百一十，今旧墩见有百七十，拟新筑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台一，高三丈，濶如之对角为悬楼二，空内挑壕堑，阔丈五尺深，杀阔之五，计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万人十日计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两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击贼，使贼不敢越，每岁夏四月，秋八月，兴工遇儆即休，事已复作，暂借用军民之力，虽曰劳扰，然而一成之後，岁省边费万万。　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将不遵约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为飞语，俄改左都御史，专镇大同，忌者攟摭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无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复起公典兵政，比至屡疏以病乞休，致不许，悉复旧所兼官，未尽两月。　宪宗皇帝宾天，今上嗣位，屡以疾求去不允，疾已亟，犹命卧理部事，属楚、蜀大荒，公虑有变，犹力疾草疏乞遣将臣镇压之，以销未然之患。既封进，屡问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侧身面内而卒，时己酉（1489）岁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辍朝一日，遣官葬祭，赠光禄大夫太保，赐諡肃敏。

　　公沈重简默，外若和缓，内实严毅，自为部属时，事事不苟，有一事不当，辄熟思审处之，夜以继日，或对客犹沈吟不已，或问之，曰：宫中一二事，恐不当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寝，虽疾病中不废，天下事罔不经心，而於国计边务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边，而於关中尤久，於榆林事为巨，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修边墻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师，依仿所已行者为之，竟为忌者所沮不克成，论者谓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饶未为尽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犹愈於尽废乎？论曰：古称儒臣之守边者，首称韩、范，然二公之事载诸史传者，议论居多，凿凿乎见诸行事，而有实迹留於後世者亦不多见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绥、环、庆之间，葢二公故壤也，而榆林边墻之修，延袤馀二千里，虏人望望而去，边民优游以嬉者，馀二十年矣！使继公者人人皆体公心，踵而葺之，使毋致废坏，则公之功留於後世者岂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为补之，因阨塞之阙，顺形势之便以扼异类之冲突，似不为过，是故秦人筑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则非也，乌可以噎而废食哉。北魏高闾亦尝建此议矣，而不克遂，而公则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废其前功，而顾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专为公也，方公建议时，有云凡事务须足到目过，似能经久者，方始为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为之者，边墻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财，民财不足惜，而所惜者国计，呜呼！决一已之私而忘国计之大，斯人何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