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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18 19:30:08)
摘
关键词：辞；赋；扬雄；赋论；楚文化；齐文化 汉代大赋兴盛，被称为一代之文学。扬雄是当时著名的辞赋家之一，早期因推崇司马相如，写作了大量模拟之作，有因袭也有创建，为之付出了极大精力。而在晚年扬雄却声色俱厉地批判辞赋，在创作实践上 “辍不复为”，这个现象值得推究。扬雄有关辞赋的评论是理解汉代人看待辞赋的重要参考。扬雄的赋论又主要由他对屈原的评论和他的著作中有关赋的言论体现出来。 一、扬雄评屈原 屈原的楚辞作品，被后人看作是汉代辞赋的源头，并且汉赋一度被称为骚体大赋，或见其对赋的深远影响；又及屈原本人的思想遭遇，在汉代引起过广泛的争论和批评，反映出汉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倾向。由扬雄对屈原的评价入手，可以探知扬雄赋论的一些特点。 扬雄对屈原的评价首先可以从他对屈原之《离骚》等类作品的态度中来判断。“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1］（卷八十七）扬雄推崇《离骚》，爱好《楚辞》，“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1］（卷八十七）又因为敬仰屈原，同情他的遭遇，钦佩他的文艺才能，认为“屈原文过相如” ［1］（卷八十七）。扬雄一生大半时间“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1］（卷八十七），他模拟《离骚》写作的《反离骚》，从文体上、结构上、表现手法上模仿《离骚》，集中代表了扬雄对屈原的基本看法。开头祖述其先，并表明写作目的是凭吊屈原这位悲剧人物的，“因江潭而往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文中多处把屈原比作“凤凰”、“骅骝”、“娵娃”等美好的事物，对屈原高尚的品质和杰出的才能予以充分肯定。“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称屈原为“圣哲”，更是对其人格的极高评价。同时又用“九戎”、“驾鹅”、“驴骡”、“枳棘”等丑恶事物来比拟邪恶势力，抨击了社会的无道。文中表现了强烈的爱憎感情，联系扬雄个人生活经历和身心遭遇来讲，“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1］（卷八十七）两汉哀、平之世，以及之后王莽当政是典型的乱世，社会政治昏聩黑暗，扬雄这位传统知识分子不可不有所认识。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较多地掺杂了私人情感的。这种对屈原的个体生命的无上肯定与对邪恶环境的极力否定，反映了扬雄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处在汉代元、成之世经学畸形兴盛、经学禁锢人头脑最严重的时代，更是难能可贵的。 《反离骚》中也有反对屈原的一面，主要是对其批判精神大加挞伐，讽刺他不能隐德，认为他“芳酷烈而莫闻兮，不如襞而幽之离房”，“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认为他的斗争方式不足称道。扬雄主张：“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1］（卷八十七）这种评价反映了道家保身守道、全身避祸思想的影响。 扬雄对屈原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肯定的是他作文的成就，言辞华美、感情浓郁，其比喻象征之高明后人无法逾越。否定的是他做人的态度，不能圆通地面对周围的黑暗社会，最后导致惨烈的结局。扬雄从文学的角度对屈原作品大加赞赏，他认为屈原的作品言辞华丽而内容合乎法度，符合文学的最高准则。这里与汉儒诗学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汉代儒家讲究中庸之道，和谐适度，调和折中，以中和为美的思想体现在古代的诗教传统方面就是“温柔敦厚”，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2］；在审美上则强调“文质彬彬”、“形神兼备”等等；在创作上，就要“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之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 ［3］。屈原作品中有怨情而无怒意，是他区别于其他赋家的特别之处，也是扬雄肯定他的原因之一。 扬雄对总体的赋作家有一个清醒的态度，褒贬十分果断。“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下引《法言》仅注篇名）这里所讲的“赋”是指先秦以来，较明显地具有文学特质的独立文体，既不同于先秦史传散文、诸子散文等史传、哲学著作，又不同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扬雄较早地认识到了赋之区别于其他学术形式的文学特质，即“丽”，是从大量作家作品中归纳出的具有审美性质的概念，主要指文章的语言结构、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的“侈丽宏衍”的特点。扬雄认为赋有“丽”的共性，但如果丽得过度，便为“淫”。以这个度为标准，把赋家分为“诗人”和“辞人”两类，认为“宋玉、景差、唐勒、枚乘等”为辞人，其作品“丽以淫”，而将这些人的师祖屈原列入“丽以则”的诗人之列。 二、扬雄赋论――尚丽、尚则、尚用 扬雄对屈原的一系列评价，最明显的两个特点是：其一，扬雄受先秦儒道思想影响较大，其文学理论以儒家思想为主，其人生态度则以道家思想为主。其二，扬雄重视个体人格的存在，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这两种思想特征又对扬雄赋论发生了深刻影响。 秦末汉初，思想界到两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大兴，一统天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到扬雄从事赋作和赋论，儒家正统地位已确立了近百年。龚克昌先生在《评汉代的两种辞赋观》一文中，认为其中一种“是向后看，坚持儒家立场，（被歪曲了的）《诗经》的传统，经学的写作原则，视辞赋为宣传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工具，其代表人物为扬雄、王充等等。”［5］扬雄评屈围绕着其行为是否符合儒家思想，其辞赋是否合乎五经这一轴心展开，他对屈原高尚人格的肯定和对其作品艺术的崇尚正基于此。 他从赋家作品中总结归纳了“丽”的特点，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要富于文采，富于美感即“尚丽”。“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吾子》）想要表达的思想如果不借助适当的语言形式，则显得伉直，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思想与言辞相称才会恒久不变，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其文章才能成为道德的藻饰。“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寡见》）他称誉司马相如赋是“弘丽温雅，靡丽多夸，侈丽宏衍”，自己“心好沉博绝丽之文” [1]（卷五十一），认为“丽”是文学独具的特征。“或曰：‘圣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诸？’曰：‘吁！是何言与！丹青初则炳，久则渝，渝乎哉？’”（《君子》）肯定了圣人之言恒久不变的艺术魅力。 扬雄认识到“丽”，但更强调“则”，或曰“度”，指的是合乎儒家标准。他认为经书是最高典范，“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吾子》）“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吾子》）屈原的作品抒发的是长江黄河般的“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揭示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这种“怨”又是以不怒为尺度的。屈原在上下求索未果之后毅然选择投水以自白，而不能在现实中过多地谴责他人他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了“怨而不怒”的诗学原则。 “尚用”即指文学作品能够经世致用，对社会有助益，集中代表了儒家政治功利立场。“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君子》）“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问神》）他批评司马相如的“文丽用寡”，认为“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君子》）即为例证。 其次，扬雄对屈原的评价表明扬雄本人具备了较强的主体意识，对赋的评论开始具有批评自觉性，并较多地带有个体倾向性。文学批评是一种具有个性特点的精神活动，由各自的生活经历、立场观点、思想情感、道德水平、审美理想等各种因素决定。汉代文学批评大多只具有零星片断的形式，还处于不自觉阶段。扬雄从赋作中概括出“丽”的特点，并且以之鲜明地区分作家的成就，划分为“诗人”、“辞人”两大类型，并通过对屈原的评判表明“丽以则”的赋论，具有抽象而深刻的理论色彩，可以看作是文学批评自觉的先声。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又是密切结合个人身世遭遇来阐发。他本人欲以赋作讽谏而不被听，与屈原心向美政而身遭谗毁的经历相似。他评屈原：“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吾子》）咏叹了屈原的独立人格，给屈原为追求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富有献身精神的品质以充分肯定，显出对个人情感历史价值的认识，实际上反映出扬雄心灵深处对个体生命的体认和个性意识的觉醒。基于这种意识，其赋论也必然灌注了较强的个体色彩。如他关于“讽”与“劝”的关系的认识，“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吾子》）又如他“童子雕虫篆刻”的说法等。在汉代知识分子中，扬雄是较为重视行道政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即使因赋作受到成帝青睐，也并不象枚乘、司马相如等人那样耽于创作。他重视对统治者的进谏，把辞赋当作奏疏来对待。其作四大赋时，序中都明确提到为“讽”、“劝”而作，内容上也有意识加入了更多的讽谏色彩。但楚辞最初的产生是以抒情为主，而汉代的赋特别是大赋不适于表达讽谏思想，这个矛盾导致扬雄极度的困惑、悲愤和深刻的失望，把辞赋说成“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事。带着这种强烈的批评心态，他明确提出以屈作“丽以则”为文学创作典范，反对“辞人之赋”。这种社会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表达了扬雄积极入世思想受到“欲讽反谀”的挫折和嘲弄的痛苦反思，也反映了扬雄赋论突出的主体意识。 三、扬雄赋论的实质在于辞赋异途 历来人们认为赋作为一种文体，指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和文体上的不歌而诵。但这种分类法无法将辞赋区分开来。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源于诗，后为各种文体所借鉴并发扬，如战国说辞、楚辞、汉赋等。赋之成为文体则在战国时期。尤为值得重视的是辞与赋作为文体来源不同。辞来源于楚文化，赋来源于齐文化。有学者认为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楚辞应自为一类。从文体学角度看，骚者不出楚辞。［6］ 早在汉初，高祖刘邦就善楚歌楚舞，其《大风歌》抒发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情怀，又多用兮字句，应为辞一体。汉武帝之《秋风辞》亦属此类。朱买臣即以说楚辞被拜为中大夫。西汉司马迁首倡骚赋相别，“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费振刚先生认为“这里所谈的辞，指的就是作为文体的楚辞，赋指的就是作为文体的赋” 。［7］汉宣帝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1］（卷六十四）这里虽然是辞赋并称，但仍有大小之分。大者即大赋，有仁义讽喻亦可识诸物。宣帝言此本为自己爱好辞赋之举辩解，我们也可从中看出当时辞赋相异的情形。 扬雄以“诗人”、“辞人”相分别。班固《汉书"艺文志》则将辞赋混为一谈。曹丕《论文》与陆机《文赋》之论使赋体定于华丽而体物一端。文心雕龙：“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8］（P88）仍未区分辞赋。“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 ［8］（P94）刘勰虽未区分辞赋，但也认识到了荀赋与宋玉赋较之于屈原之辞的差别。及至《昭明文选》又别骚于赋。可见辞赋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 在汉初，辞、赋本为两大系统，辞和赋有联系又有区别，费振刚先生早有高论。但费先生还认为汉代骚体赋在形体和表现上有着不少变化和发展，是一种全新的文体，而不再属于“辞”。本文不敢苟同。本文认为辞赋异途之根本在于辞赋异源。汉赋有骚体和散体之分。骚体赋应分两类观：一指代屈原立言（如费振刚先生所言）或虽非为代屈原立言，但其在旨意及形式两方面都与前者差可比拟，可谓得《离骚》谪传者。及至各类骚体小赋，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之《长门赋》、董仲舒之《士不遇赋》、扬雄之《太玄赋》、班婕妤之《自悼赋》等都属此类，可以说其兴盛繁荣与两汉相始终。一指以骚体作大赋者，如扬雄甘泉、河东首开以骚体为天子歌功颂德之风气。前一类虽名为赋，其性质乃属辞，就是扬雄所谓“诗人之赋”。辞即骚体赋，它来源于楚文化，从楚地民歌经屈原发展到宋玉的赋和汉代骚体赋，以抒情为主，代表作家为屈原。其体制多精巧冷峻，其内容是铺陈渲染感情，其结构方式是独白式。其结尾处是对感情的总结，其开头、正文与结尾是总分总的关系，而不是谜面与谜底的关系。 汉散体大赋中以美颂为务的田猎赋及京都赋以及上述骚体赋分类中的第二类，从内容上说肇始于《诗经》之风雅①，从形制上则渊源于齐文化，代表作品为荀子的《赋》篇［9］。其特点是以铺陈排比的形式描绘渲染事物为主体，仅在结尾处点出全篇之实质，即正文与结尾之间是谜面与谜底的关系。其内容以模形述德为主，有时带有一定的情节。其结构方式是以虚拟人物的问答对话为主体结构成篇。其风格则“极声貌以穷文”。这种形式沿着北方隐语特别是齐地隐语形式到荀子赋篇、秦代刻石和汉代所谓七体赋、九体赋及各种散体赋，发展的线索十分明晰。 扬雄秉承了儒家诗教。“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吾子》）后一句指出所谓“赋”的特点在于以辞盖事，即欲讽反劝，辞极而义隐。扬雄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同上），这里的“赋”一是指楚辞类作品，即“辞”；一是指体物类大赋（也有的学者称前者为南派辞赋，后者为北派辞赋）。其中诗人指屈原，辞人指写作大赋特别是体物述事之散体大赋的作家。因此扬雄所肯定的是“辞”，所否定的是“赋”。所肯定的是如屈原一样的诗人，所否定的是如王褒、枚乘、司马相如等甚至于扬雄本人一类作家。 宜于抒情之屈骚与宜于体物之荀赋都是汉赋形成的重要源泉。总的看来，汉赋是在融合两类辞赋和先秦散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包括骚体赋又包括散体大赋，即扬雄所称“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辞赋异途的现象在西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如果辨不清辞赋殊途的问题，就无法理解扬雄何以自悔少作又极为赞美屈原而贬低汉代大赋。而当我们认识到汉代的赋含义之复杂之后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文学自古以来有情感性和形象性两个基本特征，一为缘情，一为穷形。由于儒家文学传统重抒情言志，所以中国古代前期文论中对较多强调文学形象性特征的作品存在偏见。无怪乎身处经学气氛浓郁之时代秉承了儒家诗学传统的扬雄要作如此论！ 扬雄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十分重要，朱东润先生认为“东汉文论，全出于扬雄”［10］（P16）。扬雄赋论基本上标志着辞、赋异途在文学史上的结束。但是扬雄因“禄位容貌不能动人”［1］（卷八十七），故世人轻其书，其有关诗人、辞人的言论竟遭淹没。而班固之论则随着其官高名显而流传于世。厘清两汉之际辞与赋的存在状况，始能举其源流，辨其言论，较为准确地把握扬雄赋论的本质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刘向.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杨伯骏.论语译注. 八佾 [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唐］释皎然.诗式［M］.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龚克昌.评汉代的两种辞赋观.文史哲［J］，1993，（5）. ［6］力之.关于"骚""赋"之同异问题—兼论吴子良等批评《文选》别"骚"于"赋"之得失.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2003，（3）. ［7］费振刚.辞与赋的区分.淮阴师范学院学报［J］，2000.（5）. ［8］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1. ［9］王志民.稷下散思：齐鲁古代文学简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2. ［10］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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